基于精确管理的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新理念探析

张玉霞

 

摘要：生物灾害精确管理旨在通过精密监测、精细化预报与精确管理措施，促进并维持生态系统持续健康。林业有害生物是森林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的，其有害性是相对的，基于生物灾害精确管理的林业生物灾害防治理念，是要推行森林健康理念，培育健康的森林，并运用空间管理措施，实行分区防治、分级管理，在防治中，扭转“剿灭”防治思维，引入防疫管理与工程管理理论与技术，提高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成效。

关键词：精确管理；生物灾害；植物防疫；理念

 

1.精确管理理论概述

2006年，张国庆提出了生物灾害“双精”管理（Precision Monitor，Precision Management，2P）理论；2010年张国庆在《生物灾害管理理论研究与生物灾害精确管理》中，以及在随后发表的《生物灾害学》、《灾害学概论》、《灾害管理理论研究》和《生物灾害管理理论研究与生物灾害精确管理》中，将“双精”管理理论提升为精确管理理论。

生物灾害精确管理理论基础是生态健康理论，其旨在通过精密监测、精细化预报与精确管理措施，促进并维持生态系统持续健康。生物灾害精确管理措施包括GCSP管理（分级管理，Graded management；分类管理，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分区管理，Subarea management；分期管理，Phased management）、精密监测、精细化预报和精确治理，其中精确治理措施又包括时间管理、空间管理、生理调控、生态调控和精准施药等措施。[1～7]

2.林业有害生物的有害性是相对的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形式多样化的具体表现，其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为人类储备了海量基因，是人类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后备生物资源；其物种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存在与演化的基础，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生态基础与物质基础；其生态系统多样性为地球构建了丰富的生境、群落与多样化的生态过程，是人类社会多样化与区域化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正向演化，即生态系统的进化，是生态系统在时间向度上的复杂性和有序性的增长过程。当前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过度扰动，正在导致环境的大改变和生物的大绝灭，并将引起生态系统的逆向改变，使得地球生态系统失稳，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系统进化，提升生态系统自身修复力，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促进并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有害生物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发生发展都遵从着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当前林业有害生物高发与快速蔓延，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人类对森林生态系统的过度扰动，损害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降低了森林生态系统的抵御有害生物侵害能力，使得林业生物灾害高发频发。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林业有害生物是森林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的，其有害性是相对的。因此，林业生物灾害的防治，治本之策不在于我们当前的“消灭式”策略“剿灭式”有害生物，关键在于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尤其是要提高林业有害生物天敌的自然种群数量水平，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从而增强森林生态系统对生物灾害的自我修复能力，促进并持续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9～10]

3.基于精确管理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策略

生物灾害的精确管理，核心理念是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因此，对林业生物灾害而言，首先是要在林业生产活动中推行森林健康理念，就是要培育健康的森林，也即在所有营林项目建设中，要将林业生物灾害管理措施作为林业项目的重要建设内容，将森林健康管理措施融入到所有营林项目建设之中，培育健康的森林，预防生物灾害的发生。要在营造林强制性标准中规定，对于速生型商品林，要按照比例在林中或林缘配置趋避树种、诱木或用于天敌补充营养的树种、灌木或草本植物；对于其他林分，不得营造纯林。

其次是要运用空间管理措施，对林业生物灾害实行分区防治，分级管理。按照不同的森林生态系统，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尤其是要对重大林业生物灾害发生区以及重要保护区的森林，进行超前林分改造，通过人工措施，提高其抗逆能力和修复能力，抵御林业生物灾害的发生；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要按照不同的行政区域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制；按照不同的有害生物危险性级别，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以提高防治成效；积极推广精准施药技术，针对不同的林业生物灾害，采取不不同的针对靶标的施药方式，尽量减少化学防治对生态系统的扰动。[11～14]

再次，对待林业有害生物，适当采取“容忍”的态度，扭转目前“剿灭”式防治高度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思维方式。要容忍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在一定的经济危害阈值内存在，以免过度化学防治造成较大的生态扰动，使得大量次要有害生物上升为主要有害生物，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危害。对于高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要改变“剿灭”式“零容忍”的防治方式，对于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管理来说，这种防治方式成本太高，而且对生态干扰太大，收效甚微，特别是当前的松材线虫病的被动“剿灭”式防治，往往由于检疫措施不到位，造成疫木未经安全处理就外流，病死木的“剿灭”式清理，不但成为松材线虫病快速传播的源头，而且染病松林中难得的天然抗性松树也被同时“剿灭”，松树的遗传多样性因此而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1～4]

第四，在林业生物灾害法律法规中引入生物灾害防疫管理理念，并在灾害防治实践中，引入管理学技术与方法，结合疫情管理的技术推广与应用，对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推行成本管理、风险管理、应急管理、时间管理和质量管理等管理措施，全面提高林业生物灾害防治科学水平与防治成效。[15～21]

第五，建立林业有害生物管理溯源系统，对林业生物灾害和林产品进行溯源。由于当前交通极为发达，公路四通发达，现有公路检疫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应该逐步取消公路检疫，加强产地检疫与复检，同时，与农业植保、农产品溯源、商业质监等联合起来，利用现有的商品流通溯源系统、物流系统或物联网，建立广义的溯源系统，通过溯源系统，对林产品流通进行溯源，这样，既能有效开展林业植物检疫全程监管，又能进行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从而实现了林业有害生物检疫管理、林业生态安全与林产品质量安全的三重监督与管理。[22～25]

4.林业有害生物的资源化利用

有害生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甚至生存产生危害的生物。也就是说，有害生物的有害性是相对于人类来说的，在某些条件下，有害生物可能不是有害的，甚至能成为人类开发利用的资源。例如一些害虫体内的酶、激素、色素等特性物质和蛋白质，都可能通过细胞离体培育、克隆技术、基因导入等生物技术，实现工厂化生产，得到医学或其它特殊目的的产物；一些有害植物，可以通过加工处理，加工成纤维素、碳棒、燃料块、沼气、饲料等可利用资源；一些有害植物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可以将其作为先锋物种引入生态环境恶劣地区，成为重要的生态资源，待其建立基础生物群落将恶劣的生态环境改善后，再逐步引入其他物种；有害生物种类千差万别，结构与功能各异，尤其是精巧的昆虫结构、高效的神经系统，对仿生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成为一种重要的科研资源，模仿昆虫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创造出精巧的高科技产品已成为仿生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其实，有害生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有害生物之所以有害，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种群爆发式扩张对人类造成危害，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人类尚不清楚其对人类的经济利用价值，忽略了其资源性。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其中的有用价值，则可以将其有害性转化成有用的资源性。如蚕业、蜂业以及紫胶、五倍子已经成为我国传统的四大昆虫行业，当前新开发的家蝇、黄粉虫、拟黑多刺蚁、胡蜂、土元、豆天蛾、东亚飞蝗、蚱蝉等，在生产蛋白质饲料的基础上，正在进行进一步的高蛋白质食品和保健品开发，并成为昆虫资源产业化的主导方向。

尽管当前人造资源或人工合成物质日益增多，生产效率高，成本低，但是其安全性尤其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健康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被人们认识到。因此，开发利用有害生物，不仅仅增加了我们人类的可用自然资源种类与数量，减少人造资源存在的安全隐患，还可以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转害为利，实现有害生物防治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共赢。[2]

5.完善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法律法规

完善的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法律法规，是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制度性保障，通过完备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法律制度，依法开展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提高有害生物的防治成效。

首先，要按照“罪刑相当”与“罪因溯源”原则，尽快建立重大林业生物灾害责任追溯和林农损失追偿制度，通过强有力的、可操作的法律和经济措施，对造成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扩散蔓延的责任者，依法追究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责任，并为林农提供经济赔偿的法律依据，从而遏制重大林业生物灾害的扩散蔓延。

其次，建立林业生物灾害防治工程管理制度，引入工程管理技术与方法，实施林业生物灾害防治工程化管理，提高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效率。

再次，将农业、林业生物灾害防治理念提升为植物防疫，将现有有关植保法律法规系统化，合并为植物防疫法或植物防疫条例，从疫病防控的理念开展林业生物灾害防治。[2,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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