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精确管理的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新理念探析
张玉霞
摘要:生物灾害精确管理旨在通过精密监测、精细化预报与精确管理措施,促进并维持生态系统持续健康。林业有害生物是森林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的,其有害性是相对的,基于生物灾害精确管理的林业生物灾害防治理念,是要推行森林健康理念,培育健康的森林,并运用空间管理措施,实行分区防治、分级管理,在防治中,扭转“剿灭”防治思维,引入防疫管理与工程管理理论与技术,提高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成效。
关键词:精确管理;生物灾害;植物防疫;理念
1.精确管理理论概述
2006年,张国庆提出了生物灾害“双精”管理(Precision Monitor,Precision Management,2P)理论;2010年张国庆在《生物灾害管理理论研究与生物灾害精确管理》中,以及在随后发表的《生物灾害学》、《灾害学概论》、《灾害管理理论研究》和《生物灾害管理理论研究与生物灾害精确管理》中,将“双精”管理理论提升为精确管理理论。
生物灾害精确管理理论基础是生态健康理论,其旨在通过精密监测、精细化预报与精确管理措施,促进并维持生态系统持续健康。生物灾害精确管理措施包括GCSP管理(分级管理,Graded management;分类管理,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分区管理,Subarea management;分期管理,Phased management)、精密监测、精细化预报和精确治理,其中精确治理措施又包括时间管理、空间管理、生理调控、生态调控和精准施药等措施。[1~7]
2.林业有害生物的有害性是相对的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形式多样化的具体表现,其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为人类储备了海量基因,是人类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后备生物资源;其物种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存在与演化的基础,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生态基础与物质基础;其生态系统多样性为地球构建了丰富的生境、群落与多样化的生态过程,是人类社会多样化与区域化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正向演化,即生态系统的进化,是生态系统在时间向度上的复杂性和有序性的增长过程。当前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过度扰动,正在导致环境的大改变和生物的大绝灭,并将引起生态系统的逆向改变,使得地球生态系统失稳,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系统进化,提升生态系统自身修复力,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促进并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有害生物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发生发展都遵从着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当前林业有害生物高发与快速蔓延,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人类对森林生态系统的过度扰动,损害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降低了森林生态系统的抵御有害生物侵害能力,使得林业生物灾害高发频发。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林业有害生物是森林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的,其有害性是相对的。因此,林业生物灾害的防治,治本之策不在于我们当前的“消灭式”策略“剿灭式”有害生物,关键在于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尤其是要提高林业有害生物天敌的自然种群数量水平,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从而增强森林生态系统对生物灾害的自我修复能力,促进并持续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9~10]
3.基于精确管理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策略
生物灾害的精确管理,核心理念是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因此,对林业生物灾害而言,首先是要在林业生产活动中推行森林健康理念,就是要培育健康的森林,也即在所有营林项目建设中,要将林业生物灾害管理措施作为林业项目的重要建设内容,将森林健康管理措施融入到所有营林项目建设之中,培育健康的森林,预防生物灾害的发生。要在营造林强制性标准中规定,对于速生型商品林,要按照比例在林中或林缘配置趋避树种、诱木或用于天敌补充营养的树种、灌木或草本植物;对于其他林分,不得营造纯林。
其次是要运用空间管理措施,对林业生物灾害实行分区防治,分级管理。按照不同的森林生态系统,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尤其是要对重大林业生物灾害发生区以及重要保护区的森林,进行超前林分改造,通过人工措施,提高其抗逆能力和修复能力,抵御林业生物灾害的发生;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要按照不同的行政区域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制;按照不同的有害生物危险性级别,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以提高防治成效;积极推广精准施药技术,针对不同的林业生物灾害,采取不不同的针对靶标的施药方式,尽量减少化学防治对生态系统的扰动。[11~14]
再次,对待林业有害生物,适当采取“容忍”的态度,扭转目前“剿灭”式防治高度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思维方式。要容忍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在一定的经济危害阈值内存在,以免过度化学防治造成较大的生态扰动,使得大量次要有害生物上升为主要有害生物,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危害。对于高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要改变“剿灭”式“零容忍”的防治方式,对于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管理来说,这种防治方式成本太高,而且对生态干扰太大,收效甚微,特别是当前的松材线虫病的被动“剿灭”式防治,往往由于检疫措施不到位,造成疫木未经安全处理就外流,病死木的“剿灭”式清理,不但成为松材线虫病快速传播的源头,而且染病松林中难得的天然抗性松树也被同时“剿灭”,松树的遗传多样性因此而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1~4]
第四,在林业生物灾害法律法规中引入生物灾害防疫管理理念,并在灾害防治实践中,引入管理学技术与方法,结合疫情管理的技术推广与应用,对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推行成本管理、风险管理、应急管理、时间管理和质量管理等管理措施,全面提高林业生物灾害防治科学水平与防治成效。[15~21]
第五,建立林业有害生物管理溯源系统,对林业生物灾害和林产品进行溯源。由于当前交通极为发达,公路四通发达,现有公路检疫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应该逐步取消公路检疫,加强产地检疫与复检,同时,与农业植保、农产品溯源、商业质监等联合起来,利用现有的商品流通溯源系统、物流系统或物联网,建立广义的溯源系统,通过溯源系统,对林产品流通进行溯源,这样,既能有效开展林业植物检疫全程监管,又能进行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从而实现了林业有害生物检疫管理、林业生态安全与林产品质量安全的三重监督与管理。[22~25]
4.林业有害生物的资源化利用
有害生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甚至生存产生危害的生物。也就是说,有害生物的有害性是相对于人类来说的,在某些条件下,有害生物可能不是有害的,甚至能成为人类开发利用的资源。例如一些害虫体内的酶、激素、色素等特性物质和蛋白质,都可能通过细胞离体培育、克隆技术、基因导入等生物技术,实现工厂化生产,得到医学或其它特殊目的的产物;一些有害植物,可以通过加工处理,加工成纤维素、碳棒、燃料块、沼气、饲料等可利用资源;一些有害植物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可以将其作为先锋物种引入生态环境恶劣地区,成为重要的生态资源,待其建立基础生物群落将恶劣的生态环境改善后,再逐步引入其他物种;有害生物种类千差万别,结构与功能各异,尤其是精巧的昆虫结构、高效的神经系统,对仿生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成为一种重要的科研资源,模仿昆虫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创造出精巧的高科技产品已成为仿生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其实,有害生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有害生物之所以有害,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种群爆发式扩张对人类造成危害,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人类尚不清楚其对人类的经济利用价值,忽略了其资源性。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其中的有用价值,则可以将其有害性转化成有用的资源性。如蚕业、蜂业以及紫胶、五倍子已经成为我国传统的四大昆虫行业,当前新开发的家蝇、黄粉虫、拟黑多刺蚁、胡蜂、土元、豆天蛾、东亚飞蝗、蚱蝉等,在生产蛋白质饲料的基础上,正在进行进一步的高蛋白质食品和保健品开发,并成为昆虫资源产业化的主导方向。
尽管当前人造资源或人工合成物质日益增多,生产效率高,成本低,但是其安全性尤其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健康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被人们认识到。因此,开发利用有害生物,不仅仅增加了我们人类的可用自然资源种类与数量,减少人造资源存在的安全隐患,还可以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转害为利,实现有害生物防治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共赢。[2]
5.完善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法律法规
完善的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法律法规,是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制度性保障,通过完备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法律制度,依法开展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提高有害生物的防治成效。
首先,要按照“罪刑相当”与“罪因溯源”原则,尽快建立重大林业生物灾害责任追溯和林农损失追偿制度,通过强有力的、可操作的法律和经济措施,对造成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扩散蔓延的责任者,依法追究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责任,并为林农提供经济赔偿的法律依据,从而遏制重大林业生物灾害的扩散蔓延。
其次,建立林业生物灾害防治工程管理制度,引入工程管理技术与方法,实施林业生物灾害防治工程化管理,提高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效率。
再次,将农业、林业生物灾害防治理念提升为植物防疫,将现有有关植保法律法规系统化,合并为植物防疫法或植物防疫条例,从疫病防控的理念开展林业生物灾害防治。[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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