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 鼎专辑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 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 最早的中国鼎被认为是立国重器，它是中国青铜器的杰出代表。象征着高大、显赫、尊贵的意思。鼎的尺寸比生活实际大的多，是由于古人认为它是神的尺寸，这也反映鼎一开始是作为一种祭祀的礼器。
在
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后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提起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权和社稷，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有一种鼎崇拜的意识，“鼎”字也被赋予“显赫”、“ 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
鼎被赋予神圣的色彩，起源于禹铸九鼎的传说。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 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
历史上有“问鼎”的典故，语出《左传宣公三年》，大意是：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后来就把图谋篡夺王位叫做“问鼎”。
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 地下发掘的商代大铜鼎，确凿证明我国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长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35公斤，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而且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 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 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商代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由王室所铸，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郊出土，因鼎身内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目前，此鼎的国博文字牌名是“后母戊鼎”。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商王元配用“后”字做头衔。例如武丁元配在传世文献和甲骨文中都被称为“妇好”，绝无“后好”、“好后”字样出现。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称卜辞用“毓”为“后”，而司（si）的反写式“后”读音不变，还读“si”。新鼎名“后母戊”的推出导致的逻辑推论是：卜辞没有“司（si）”字！
后母戊鼎（原名“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 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后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当年村民锯下一只鼎耳，由于历史原因无法找到，现在看到的是后来补铸上去的，成为了一大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后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
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
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后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
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约832
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
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
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后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
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
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此
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后母戊”3字，亦有人释作“后母毋”，是商王
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后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
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后母戊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后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后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后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
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
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
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 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
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培文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刚提了两三米，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吴培文再次召集村民们开始了提鼎。这次的办法是两根绳子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终 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 驻安阳飞机场的
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
北平古董商肖寅卿也来秘 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
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
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
蒋介石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
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国民政府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
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
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后母戊大方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发现的。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又担心日本人的掠夺，便把鼎又埋了起来。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才又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
后母戊鼎是迄今为止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鼎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因鼎大得可以做马槽，又俗称“马槽鼎”。
后母戊鼎纹饰美观，工艺精巧。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俗称虎咬人头纹。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中国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在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一时。在当时，鼎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
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
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
天帝和祖先的“神器”。所谓“藏礼于器”，青铜鼎作为重要的礼器成为了祭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绩。而古代人相信灵魂不死，所以
贵族死后又常常用鼎来随葬。
后母戊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很显然，这么巨大的鼎，并非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制作的。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在什么观念的支配下来制作这一器物的，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据学者称之所以称此鼎为“后母戊鼎”，是因为其腹内壁铸有
铭文“后母戊”三个铭文，那么这三个铭文究竟
何意呢？
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青铜礼器，高达133厘米，口长79.2厘米，重量达875公斤，是至今世界上发现最大的铜器鼎。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第一种说法认为“母戊”为墓主人的庙号。“
司”读“
祀”，即祭祀的意思。认为这三个字的铭文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母戊是商王文丁（属于殷墟3期）之母的庙号，该鼎即为商王文丁所铸，是用来祭祀其母。
但是，考古人员通过形制确定后母戊鼎属于殷墟2期，即商代晚期的商王武丁后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时期，因此此说很快被否定。一般情况下，是判断一个器物的年代，要通过它的地层关系，然后在底层关系的基础上呢，再去看它的器物的组合。但是后母戊鼎重现于世时既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因此对于后母戊鼎年代的判断，只能从器物形制着手。专家们把200多年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也就细长，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后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
商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现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
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后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第二种说法将“司”字改释为“后”字。“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分，即她生前乃商王之“后”，并且新说认为“母戊”并不是商王文丁之母，而应指商王祖庚或祖甲之母。
后母戊鼎出土的大坑
1976年安阳殷墟
妇好墓的发掘给出了我们答案。妇好乃商五武丁的一个王后，史载她主持
祭祀、打猎、英勇善战，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
女将军。考古学家在妇好墓中发现了
司母辛鼎，而通过对比发现司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后母戊鼎一致，两鼎之间的合金配比情况也极其相似，这就有力地证明后母戊鼎确属殷墟2期。这也帮助我们断定后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此鼎乃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祭器，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
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祭祀之后随葬于其母墓中。
但令人奇怪的是，同为武丁王的王后，后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则是它的6倍。不久，考古人员在当年后母戊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在殷墟王陵区中共有大墓11座，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
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在12位商
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这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谜。
楚大鼎
楚大鼎又叫
铸客大鼎，1933年
寿县楚王墓出土。通高113厘米，口径93厘米，重约400公斤，圆口平唇、圆底、修耳、蹄足、耳饰斜方格云纹，腹饰蟠虺纹，犀首纹膝，今藏
安徽省博物馆。当时该墓葬是被老百姓盗挖时发现的，起先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后来越来越多的青铜器出土，才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但此时很多文物已经流失到上海、天津一带。为了追回这些文物，国民政府下令收缴这批文物，一同收缴回来的除了楚大鼎还有其他数百件青铜器。这些文物一并被送到时在安庆的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1937年春天，眼看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为了不让这些文物受损，国家下令将这些文物精品全部运往后方———四川重庆一带。李老说，当时一同运往后方的还有故宫的一批文物。根据路线，故宫的文物走陆路，这批文物走水路。但当这批文物运到江西和安徽交界处时，被这里为阻止日寇船只行进而设置的封锁线———马当封锁线挡住去路。没办法，为了顺利到达目的地，工人们只能将几十只装着文物的箱子抬下船，通过封锁线后转运。因为当时人手不够，笨重的文物箱子根本抬不起来，为赶时间，工人们只有将文物箱子翻着跟头往前滚。也就是在这次搬运中，很多文物严重受损，包括楚大鼎。运到四川后，因担心日寇会对城市轰炸，所以这批文物一直被藏在重庆的沿江一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批文物被运到南京，但还没来得及进城，内战又爆发了。这时的人们已顾及不到文物。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批文物还一直静静地躺在沿江一个临时仓库中。上世纪50年代初期，安徽筹建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李责刚亲自跑到南京，这批属于安徽的文物才得以回来。
楚大鼎从出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上世纪初，一股盗墓风席卷全国。长沙、洛阳、西安、寿县等“地下博物馆”成为盗墓者鲸掠的“宝地”。1933年，
长丰县朱家集李三古堆被盗，大量青铜器被文物贩子转手到天津、北京等地，在全国引起轰动。楚大鼎因体积较大、转运困难才幸免于难。当时的安徽省地方政府赶紧将李三古堆里幸存的青铜器转移到当时的省会安庆。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安庆成为沦陷区，这批珍贵的青铜器等文物被水运到重庆。上船时，楚大鼎被装进一个大木箱，民工们抬不动，就采取“滚雪团”的办法，将这些木箱从岸上滚到船上。楚大鼎总算保住了，但却伤痕累累。日本 投降后，运到重庆的楚大鼎等一批青铜器被运到了南京。解放后，这些劫后余生的文物被搬了回来，先放在芜湖，后运到了合肥。楚大鼎的体积在目前全国所有出土的大鼎中是最大的。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参观这座鼎时感叹道：好大一口鼎，能煮一头牛呵！
人面纹方鼎
人面纹方鼎，是商周时期的铸品，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湖南省博物馆。1959年秋在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黄村出土。当时挖掘出它的当地农民黄某准备将其作为废铜卖钱，由于器形巨大不利于搬运，就将其砸成几块，背到废品收购站。黄某挖出有人脸方鼎的事情被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位老专家得知后，他来到黄家走访，但当时人面纹方鼎已经同收购站的其他废铜一起运走，准备送冶炼厂回炉。老专家和黄某火速赶往长沙，在毛家桥中心仓库门口截下了即将运往冶炼厂的卡车，在废铜铁堆中终于找到了鼎的碎块，但鼎的腿及底部没有找到，工作人员顺着废铜的转运路线，在株洲废铜仓库找到了腿及底部残片，两年后腿部也被找到。后来由湖南省博物馆修复。
人面纹方鼎原器通高38.5厘米，重12.85公斤，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鼎呈长方形，口沿外翻，立有两耳，鼎腹外四面有四个人面纹，边角有象征性的角、爪纹装饰。经过化学分析，它的合金成分为：铜占76.06%，锡占12.66%，铅占11.94%，是理想的青铜合金比例。
人面纹方鼎的人面纹造型生动严肃，十分罕见，以人面作为主体装饰的方鼎仅此一件。关于人面纹的含义可能与“
黄帝四面”的传说有关，也有说法认为鼎内的大小正好可以放置人头，可能是猎头和
祭祀首级的用品，
在鼎腹内口沿下，有“大禾”两个字，印两字左右排列，也有说“禾大”。大禾可能是物主的标记，即是做器者的名字。“禾”字如谷子抽穗时的植株形象，结合器壁的人面形象，有人认为是对祭祀、祈祷谷物丰收的一种纪念。
兽面纹虎耳铜方鼎
江西省博物馆藏商（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兽面纹虎耳铜方鼎，通高29厘米，口纵18厘米，口横19.8厘米此鼎环立耳，耳上伏虎。口长方形，壁直微收，平底。下接中空四柱足，与腹腔相通，足下端微鼓。四面腹壁均以连珠纹作边饰，中饰三组兽面纹，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以凸扉棱为鼻；中层为环柱角上卷尾展体式兽面纹，细棱鼻；下层为低鼻。足饰高凸勾戟作鼻的外卷角省体式兽面纹。足下部收束，形成二道凸弦纹。这件方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腹中部所饰一组展体式兽面纹，与前述乳钉纹方鼎及立耳方鼎相比，纹饰更加繁缛细密，具有殷墟中晚期的风貌。此鼎另一显著特征是耳上卧虎，虎的形象在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上屡见不鲜，它们大多以立体的形式出现于青铜器的耳部。另有一件伏鸟双尾铜卧虎，形神兼具，精美无双，成为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象征性器物，许多学者认为虎应是商代中晚期赣江流域的地方性图腾。
熊肯鼎
熊肯鼎，战国时期楚国青铜炊器。鼎有外伸流口，方耳外折，圆腹直壁，平底，三蹄足。通高38．5 厘米，口径67．5 厘米，流长12 厘米，腹深14 厘米，腹围174 厘米，足高30 厘米。腹饰一周凸弦纹，足根作兽首状。口沿外壁镌刻12 字，文曰：“王肯作铸鼎，以共岁尝”。楚字上半从木不从林。楚王肯，诸家异议不一，然多以徙都寿春后的楚王当之，有考烈王元、哀王犹诸说。此鼎如置流，故自铭为“鼎”，铜器中的自铭一般作“也”或“”。“岁尝”的“尝”字，《尔雅·释天》：“秋祭曰尝”。证明此鼎亦是楚王的重要的礼器。
太后脰官鼎
太后脰官鼎，战国时期楚国青铜炊器。鼎口有流，附方耳，圆腹直壁，平底，三蹄足。高48 厘米，口径44．5 厘米，流口经9 厘米，腹深15．5 厘米，腹围146 厘米，足高33 厘米。底外壁有圆形铸痕；足嵌铸，外中有铸缝。腹饰一道凸弦纹，足根作兽首状，靠近流口左侧的口沿上刻铭：“铸客为太后脰官为之”9 字。“太后”为帝王之母的尊称。史称“太后”之称，始自秦昭王，然楚之有“太后”之称，是楚自有之，抑来自秦？录此以俟识者。“脰”《广雅·释言》：脰、馔也，与厨字意义相关，脰官应是厨官，知此鼎是为太后御膳厨专作的器物。
四兽平底鼎
四兽平底鼎，战国时期楚国青铜炊器。鼎口沿竖一对外曲方耳。圆口，方唇，直壁束腰，圆腹平底，三蹄足。高51 厘米，口径48 厘米，腹深18 厘米，腹围145 厘米，底径45．5 厘米，足高33．5 厘米。腰置四兽，攀援而上，探首于沿。两耳根下延处的内壁各嵌铸兽面纹饰，在腹内遥遥相对。腹饰羽纹，足根作兽首状。口沿刻铭9 字：“铸客为王后七为之。”“王后”一词在上古有君王和王嫡（正夫人）两种含义。“”为府从贝，即府库之府。“七”字横划不连，疑是“小”字，小府即少府，传世铜器有大府、中府、小府之名。少府为秦官，属皇帝的私府，汉沿置，掌管宫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等等。这种形制的鼎，蔡侯墓自铭为，列鼎名升鼎，有升进之意。
韩氏鼎
此鼎高22.5、口径1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与常见的战国晚期的附耳、蹄足、扁球体素面鼎相同，但它却多高了一条活链提梁。提梁的一端套铸于一附耳上，另一端作弯钩形，可与盖钮上一活链相接后钩住另一附耳。这一设计使提梁既可用于提拎，又便于脱钩后开启鼎盖，简单实用，巧具匠心。器、盖刻铭：[韩氏□]，当属韩国之器。
升鼎
春秋中期，各诸侯国开始大量铸造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使中国古代青铜铸造业进入了继商代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此时的楚国迅速崛起，楚器的风格也开始形成。其中尤以升鼎最具地域特色，并反映了楚人标新立异的精神。鼎居铜礼器之首，周代任何一种地域文化的铜礼器的风格，无不集中体现在铜鼎上。楚式鼎中尤以升鼎最有代表性。升鼎因为这种鼎上的铭文“升鼎”而得名，其特征是侈口，立耳外撇，颈内收，束腰，平底。有的还在器身满饰文饰，腹壁等距离装饰4或者6只爬兽。这是楚人新创的一种鼎式。“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楚人把对人体审美的喜好，结合到了青铜礼器的铸造上，并充分体现了楚国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和装饰工艺水平。图中此鼎出土于曾侯乙墓，做工精良，腹壁等距装饰的4只爬兽即是使用铸镶法制成。
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鼎
位于湖北省随州市西郊擂鼓墩。1978年发掘。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平面呈多边形，无墓道，南北向，墓坑长21米，宽16.5米，深13米。木椁周围填充木炭，顶上敷10～30厘米的青膏泥。椁内分四室，墓主居最大的东室，漆棺，尸体由多层丝织物包裹。殉人共21个，各配木棺，均为13～25岁的女性。出土随葬品达1万余件，有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和金器、玉器、木器、漆器、竹简等。单乐器即有钟、磬、鼓、瑟、琴、笙、排箫、篪8种。曾侯乙成套编钟多达65件，并有2800多个铭文，是震惊中外的巨大发现，为先秦音乐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和文字资料。其他如多达6600字的240多支竹简及一件自铭“鳌钡南涓牵“保存写有28宿名称的天文图等都具有重要价值。由青铜器上多次出现“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可确认此墓的墓主。又据钟铭文推知，曾侯乙下葬的年代当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
叶家山古墓葬群位于随州经济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8组，现已发现墓葬65座，皆为东西朝向。经国家文物局同意，从今年2月开始发掘，至6月中旬，第一阶段发掘工作基本结束。目前同步发掘了14座墓葬，随葬器物主要为铜器、陶器、漆木器和原始瓷器，其中铜器多达30余件，器型有鼎、爵、觥等。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介绍，本次发掘出文物达700余件套，以青铜器为主，年代为西周早期，同时出土了部分原始青瓷。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青铜器上都有铭文，对研究西周早期的曾国历史将是重大突破。此次发掘有很多重大的发现，有很多具有轰动效应的文物，不少可填补国家、省文物空白，深感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这对随州历史文化的延续、传承意义重大。 随州叶家山墓葬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判定为西周早期墓葬，距今3100多年，是湖北省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墓葬。
馆藏珍宝
自从发现了青铜材质，人类文化从原始社会跃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青铜遂成为一个时代鲜明的标志。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有一半是由羽羽生辉的青铜器铸造出来的。从公元前二千年之前，由黄河流域中原二里头文化（即十三朝古都洛阳东郊）和其上游齐家文化为代表的最早面世的青铜器来看，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成为延续二千多年的青铜器时代，在中华文明史册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在青铜器早期为新石器时代，散见的只有陶器制品，而青铜器时代后期，则被瓷器和铁器制品所代替。所以在二千多年的青铜器历史长河中，其制品五光十色，其工艺流光异彩。既有权力象征的各种铜鼎重器，也有尊、壶、鬲、觥、觚、钟、灯、炉等各种宫廷礼器、祭器、酒器、盛器和生活用品、陈设品、工艺品，其造型也遍及龙、虎、牛、马、羊、鹿、象、人、鸟等各种形态和饰物，仅纹饰就有兽面纹、乳行纹、蚊纹、风纹雷纹、龙形纹、龟鱼纹、曲折纹、云雷纹、蟠螭纹、几何纹、竹节纹、菱形纹、直纹、斜纹、六山纹、叶纹等几十种。从生活用品到乐器，从饰品到战争武器。可以说如繁星满天，品种之多，不胜枚举，充分记录了中华文明史的辉煌时代，也是历代王室、宫廷、侯门、伯爵们生前陈设豪华璀璨耀目，死后追求不朽，陪葬昂贵富丽和考究的佐证。
世界各文明古国都经历过青铜时代，唯有古代中国赋予青铜器以重要的社会意义、深厚的精神内涵，以及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夏、商、周三个朝代，前后延续了2,000多年。近代以来，青铜器大量出土，使长久处于朦胧的中国古代史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四连环鼎，战国时期青铜烹饪器。四鼎相同，腹部相连，共有4足和6个附耳，造型新巧别致。盖为圆拱形，子母口，缝合严实。盖面饰二圈凸弦纹和三个牺纽，牺纽略高于正中小纽，因此取盖仰放时，三牺纽便成三足，还可盛放食物。 鼎，一般都有二耳，此四连环鼎的四鼎只有6耳，但是前后、左右看来，每个鼎还是有二耳。四鼎只有4个高蹄足，足根部作兽面纹，足中部作活页状，可以向内折叠。内折射鼎底着地，撑起来，鼎底凌空。升高放低，活动自如。这种罕见的战国铜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专家认定，它是战国时楚国之器，表现了楚人的审美情趣，也是楚人奢侈豪华生活的见证。 战国时期，楚国由湖北省迁往安徽建都长达19年，历经4个王。因此，楚国遗物包括青铜器，在安徽出土的较多。民国22年(1933年)，在安徽寿县楚王墓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其中有很多铜鼎的造型、纹饰与四连环鼎形式酷肖。 安徽古代青铜器，和黄河流域青铜器一样，发展很早，无论是浇铸、造型、纹饰，与中原文化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但又呈现出地区性的特色。它们不像北方诸国青铜器多雄浑凝重，而是只图效用，不尚雕饰，因此少典雅、威严，多简朴灵巧。 四连环鼎，就如同现代的分隔火锅，同时可以烧煮四样不同的食物。出土这件四连环鼎的地方，还发现一件楚国的青铜蒸炊器，名字叫“甗“(音演)。上体盛食物，下体盛水烧煮，中间有通气的箅(音必)。铜甗，相当于现代的蒸锅。 战国时“火锅”与“蒸锅”的发现，向我们展示出2000多年前人们的享乐生活，也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中华古老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四连环鼎在安徽地区出土，安徽地区的青铜器以它丰富的内涵、多彩的文化、精湛的工艺以及鲜明的特色而闻名全国，时空跨越千余年，与青铜器的兴衰相始终。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群舒文化在这里互相交流、影响、渗透与吸收，促进了本地区的发展；吴越器的精巧细腻，楚器的气势恢弘，蔡器的兼容并蓄，群舒器的清新别致，无一不显现出上述文化交融的痕迹。透过这些器物，不但能看到安徽古代先民的卓越智慧和创造能力，而且可以从中体会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是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实物资料。
立耳夔形扁足铜圆鼎 商（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通高11厘米，口径10.5厘米，江西省博物馆藏，此鼎半环状立耳，斜折沿，方唇。浅弧腹，圆底，三刀状夔形扁足。腹部饰夔纹方目，宽尾，以连珠纹为边栏。整个器物形制规整，线条流畅。扁足鼎出现于商代早期，至商代中晚期逐渐增多。中原地区扁足鼎的鼎足多为夔形，河南郑州及郾城、湖北黄陂都有出土，殷墟各遗址也经常可见。不同时代的扁足鼎，扁足形式有不同的特点。有学者对这一变化进行研究后认为：商前期和殷墟早期的扁足鼎足尖着地；殷墟中期扁足鼎足尖上翘；至殷墟后期，足尖向上折后又下卷，以内侧棱着地。扁足鼎是具有特殊功能的鼎，和列鼎不构成必然的组合。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饿扁足鼎分成虎形扁足鼎、夔形扁足鼎、鱼形扁足鼎三类。夔形扁足鼎共有3件，而这件立耳夔形扁足鼎造型、纹饰最为朴素，与现存时代最早的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遗址所出扁足鼎颇为相近，足都较直，并以夔形扁足足尖着地，可看做中原文化影响长江流域早期扁足鼎的代表。也有学者认为：新干大洋洲的扁足鼎时代早，形制丰富，数量较多，因而新干一带很有可能是扁足鼎发源地，中原的扁足鼎有可能是受长江流域青铜器的影响而出现的。新干大洋洲共出土扁足鼎14件，接近该墓出土共鼎总数（总数为30件）的50%，是这次重大考古发现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器物。此外，江西清江也曾出土2件虎耳扁足鼎。中原出土和传世的青铜鼎以锥足鼎和柱足鼎为主，而这两类鼎在江西地区的数量少于扁足鼎。扁足鼎在青铜礼器组合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赣江流域青铜文化和中原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
民间收藏
清雍正 铜兽面纹扁足鼎式方炉
“大清雍正乙巳年张福儿敬制”款器呈长方形，两侧各有一朝天耳，四夔形足。炉身四面纹饰相同，口沿外壁饰一圈回纹，腹部以兽面纹为主要纹饰，并有八出戟。纹饰古朴，皮色沉静，气息高雅。有“大清雍正乙巳年张福儿敬制”款。此炉是陈设用品，仿古特征明显，其造型仿商代青铜方鼎，兽形扁足具有商晚期青铜器足的特点，兽面纹和夔纹也是当时流行的纹饰。乾隆时期，受宫廷仿古风影响，以上古三代铜器纹饰为主题的铜制器物成为一时风尚。估价: RMB 150,000-200,000 成交 价:RMB:280000
现代工艺
九鼎和九州
《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白话说，三条腿的做菜的器皿。实际上，鼎有三条腿的，有四条腿的。
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有了铜鼎。传说大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 定鼎 。商朝灭亡夏朝，九鼎迁于商都朝歌；周朝灭亡商朝，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周朝搬家，鼎也就搬到了洛邑。
那么，九州是哪九州？因为就是盈数，最一开始，九州可能只是泛指天下，并没有明确指向。后来，《禹贡》中明确九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 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记载：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如今中国各省市的简称，主要就是来自九州的名称和春秋的国家了。譬如，河北简称冀，又称燕赵；河南简称豫，山东简称鲁，又叫齐鲁；山西简称晋，陕西简称秦，湖北简称荆，又简称楚。
遗憾的是，九鼎如今已经无迹可循。关于九鼎的下落，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亲灭周之后，将九鼎搬去咸阳，结果路上掉了一个到河里，秦始皇死后，其余的八鼎被陪葬。一种说法是九鼎把东周融化掉做成了铜钱，花掉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泅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无功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把志》中认为：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已无力量保护自己。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却虎视眈眈，力图统一中国，取周而代之。因此，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九鼎，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人不敷出，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泅水之中，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自找麻烦，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因此，是难以使人置信的。
《春秋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夏朝初年，朝廷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夏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据传说，每鼎有千钧之重，约合7.5吨。九鼎象征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从此，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定鼎”，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
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后世帝王亦曾屡次重铸九鼎，但九鼎并没有护住他们的江山社稷，历史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而铜鼎的光泽却长久地垂照着人类的历史。
《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髙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髙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若以现代的市斤计算(唐衡小于今之衡），二市斤合一公斤，也有二百八十多吨，亦是了不起的大物件，其中神州鼎最大。九鼎落成后，宰相、诸王率南北牙宿卫兵 10 万人簇拥入城，置于通天宫。当是武则天为自己的“武周”正名特意而为吧。看来，第一个女皇和第一皇帝总有一些是相通的。唐亡，神功九鼎亦下落不明。
《宋史》载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九鼎，“取九州水土内鼎中”，置于九成宫；后又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徽宗双九还是下落不明，大约熔了铸钱或做了兵器。
纵观中国历代史籍，关于九鼎下落的材料虽多，但往往自相矛盾，提不出充分可靠的依据，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地下埋藏的古物中，九鼎今天究竟是否还存在？在历史上，根据历代史书记载，它确实曾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镇国之宝。相传了二千年；并且，从未发现过古人关于它已销毁的历史记载。因此，九鼎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或许，今后会有揭破这个千载之谜的一天，那可能也是九鼎重见天日之时。
九州，不同时代有不同州名版本，一般为《禹贡》中冀州、兖(yan)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幽州、雍州。后来又有十二州说，即从冀州分出并州，从青州分出营州，从雍州分出梁州。一般地说，“九州”泛指中国。
在现有可靠资料中，具体的“九州”只见于战国，而未见于春秋，所以其时间可能在战国初期。
《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逸周书·职方解》与《周礼》全同，考虑到《周礼》较有系统，很可能是《逸周书》抄袭的《周礼》。）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尚书·禹贡》：“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
书名 九州名称
《禹贡 》 ： 冀 兖 青 徐 扬 荆 豫 梁 雍
《尔雅释地 》 ： 冀 兖 徐 扬 荆 豫 雍 幽 营
《周礼职方》： 冀 并 兖 青 扬 荆 豫 雍 幽
《吕览》： 冀 兖 青 徐 扬 荆 豫 雍 幽
《淮南子·地形训》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申土。”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曰：“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昂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初学记》卷八·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引《河图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宫州，又曰齐州，东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东曰阳州。”
《尔雅·释地》中的记载，没有青、梁，而有幽、营。
《周礼·变官·职方氏》中的记载，没有梁、徐，而有幽、并。
估计并州是从冀州里分出的；幽、营是从青州里分出的，指渤海的西北岸及辽东一带；后来的益州是梁州的发展，指今中国西南地区；凉州是从雍州里分出的。
比较全面的说法，见于《汉书·天文志》之“星宿分野说”：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
本质地说，“九州”之“九”是一个概数，不是一个确数。汉代的十三州刺史部为：交趾、青、兖、徐、豫、冀、并、凉、幽、朔方、益、荆、扬等，包括司隶（三辅、弘农、三河）在内共十四个超大型地域单位，总论之仍以“九州”之名。
《准南子·墬形训》：“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按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分天下为九州，“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墬形训》所说似本邹衍。
宋徽宗铸九鼎
公元前二千一百年，夏禹铸九鼎，鼎上铸有九州山川名物。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九鼎由3件圆鼎、6件方鼎组成。九鼎是自古以来的神圣之物，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拥有九鼎，就拥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公元前六百零六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兴兵攻击陆浑之戎，逼近雒邑（洛阳）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从此，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之为：问鼎。因为禹铸九鼎，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还是人们常用的词汇。《资治通鉴》载有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髙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髙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280多吨。唐亡，神功九鼎亦下落不明。
北宋徽宗朝，亦有过铸九鼎的事。
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位，年十八岁。初用年号建中靖国，公元1101年，一年，继用崇宁年号，公元1102-1106年，五年。徽宗继位前为端王。据载，帝哲宗崩于福宁殿后，皇太后向氏哭着对宰相大臣说：国家很不幸，去世的皇帝没有子嗣啊，事情必须及早定下来。章惇厉声说：应该立皇上的同母弟弟简王赵似。皇太后说：我没生过儿子，各王都是神宗侧室生的庶子。章惇又说：论年长那应该立申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立他；先帝曾说过，端王有福气和寿数，而且宽厚孝顺，应该立他。章惇又说：端王为人轻浮，不能让他君临天下。话还没有说完，曾布喝斥道：章惇你听太后安排！于是召端王赵佶入宫即皇帝之位。清修《通鉴辑览》有：徽宗属艺术天才，书法绘画堪称大师，入绍大统，其好奢丽之习，性格使然。且奸邪盈朝，掊剥横赋，倡丰亨豫大之说，故尤侈为营建。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正月，微宗年二十四岁、即位五年。此时，徽宗心中想做一些粉饰太平的事了，况且蔡京还经常在他面前说：现在库存的钱币，已经有五千万缗，国家祥和已满可以扩大音乐，国家富裕已足可以完备礼仪。应该说，徽宗铸九鼎，亦将制作、营造之事兴起，是受到了蔡京的迷惑。
蔡京，公元1047-1126年，字元常，兴化仙游（今福建）人。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兴化仙游的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后据明代弘治年间编写的《重刊兴化府志·蔡京传》记载，蔡京登第后：调任钱塘尉，复任舒州推官，又迁升起居郎。出使辽国后，官拜中书舍人。时蔡京的弟弟蔡卞已为舍人，故以入官先后为序，蔡卞在上蔡京在下，兄弟同掌书命，显贵于朝廷。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亦成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重刊兴化府志》说，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唯独蔡京如约完成，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人人都像蔡京这样办事，何愁什么事情办不成！然而，由于蔡京的人品，仍被逐出京城，出知成德军……。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任命章淳为相。不久，蔡京回都城，任户部尚书。蔡京主动与章惇积极配合，帮章解决变法中的问题。徽宗即位后，有意修熙丰政事，又起用蔡京，任命他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
还是在崇宁三年的正月，蔡京提拔了他的门客刘昺为大司乐，让他主管朝廷的音乐事务。之后，刘昺带着成都府来的方士魏汉津见徽宗，进献他在音乐方面的意见，说：伏羲把一寸长的乐器取名为含微，它的曲调称扶桑；女娲把二寸长的乐器称韦龠，它的曲调叫光乐；黄帝把三寸长的乐器称为咸池，它的曲调称大卷。三个三寸即九寸，是黄钟律调，后代人都沿用，到唐、虞之世，也没有变动。洪水之灾，乐器被冲漂，大禹仿照黄帝的办法，据声音作乐律，据身体定乐调，以左手中指三节作为三寸，称作“君指”，定为宫声之管；又以左手第四指三节作为三寸，称作“臣指”，定为商声之管；又以第五指三节作为三寸，称作“物指”，定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声；大指为事，为微声。民与事，由君臣治理，以万物供养，故不用为裁定乐管的根据。得中、四、五指三个手指之长，回一起为九寸，于是黄钟律管的长度就确定了。黄钟律确定以后，其它的律管就能跟着产生了。商代和周代以来，都是用这一方法，因为秦代焚书，音乐的法度也都遭到破坏。汉朝的学者如张苍、班固等人，只采用排列米粒的累黍法计算律度，因而出现误差；晋朝永嘉之乱时，排列米粒的累黍法也失传了。隋朝时，牛弘采用万宝常的水尺之法。到唐朝的田畸以及后周的王朴，都用水尺法，本朝因为王朴定的乐音声调太高，命令窦俨等人加以裁减，才达到音调和谐，但不是古代之法。现在想请皇上采用三指定音之法，先铸九鼎，再铸帝坐大钟，，然后再铸四韵的清声钟，再铸二十四气钟，再调和琴弦，校准乐管，作一代之风的音乐。
宋徽宗采纳了他的建议。魏汉津原来是多余裁汰的士兵，自称从师于唐朝的仙人李良，学得了炼鼎音乐之法；皇祐年间，和房庶一起都被传召到京城，但当时累黍法的音律已经制定，不能一展所学而回去。有人说魏汉津曾经在范镇家做仆役，看到范镇制作，乘机掠为已有。蔡京故意神话他的言论，假托是李良传授的等等。不过，魏汉津通晓阴阳数术，常是惊人的准确，他曾经对相知的人说：到不了三十年，天下就要大乱。
徽宗信奉的是道教。徽宗即位之初，皇子不多，道士刘混康进言，京城东北角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如能将其地势垫高，便会有多男之祥；如若修建成假山园林，国家必将繁荣昌盛。巧合的是，自从将此地增高之后，徽宗果然连连得子。
正月二十九日，徵宗下令铸造九鼎。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三月二十一日，蔡京说九鼎已经铸成，徽宗下诏：在中太一宫的南边修九座殿室安放九鼎，每殿周围城墙环绕，城墙上再筑一道矮墙，涂耻颜色代表五个方向的泥土，外面再筑一道城墙环绕九殿，取名为九成宫。中心鼎称帝鼐，涂黄颜色，在土王日行大祭，祭品一律用黄色，乐器用宫架。北边的称宝鼎，涂黑颜色，冬至时祭祀，祭品用黑色。东北方的叫牡鼎，涂青颜色，立春时祭祀，祭品用黑色。东边的叫苍鼎，涂碧色，春分时祭祀，祭品用青色。东南方的称风鼎，涂绿颜色，立夏时祭祀，祭品用粉红色。南方的称彤鼎，涂紫颜色，夏至时祭祀，祭品用粉红色。西南方的称阜鼎，涂黑颜色，立秋的时候祭祀，祭品用白颜色。西边的称皛鼎，涂红颜色，秋分时祭祀，祭品用白颜色。西北方的称魁鼎，涂白颜色，立冬时祭祀，祭品用黑色。周围八个鼎都用中等规模祭祀，祭祀供品用素食。祭祀时演奏的乐舞，帝鼐用《嘉安之曲》，其余八鼎都奏《明安之曲》。
帝鼐的铭文是徽宗亲自撰写的，其余八鼎的铭文命蔡京撰写。
八月二十日，徽宗把九鼎迁移安置到九成宫。
八月二十一日，徽宗到九成宫行酌献神之礼，走到北边那个宝鼎时，大鼎突然破裂，水都流到了外边。
九月初一，徽宗因为九鼎铸成，到大庆殿接受朝臣祝贺。并正式开始使用新乐曲。徽宗还下令赐予魏汉津以嘉成侯的名号；在铸造大鼎的地方修建宝成宫，专门设大殿祭祀黄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并设神堂祭祀唐代的李良和魏汉津。魏汉津不久在京城去世了，享年九十岁。
自徽宗崇宁、大观以来，大内朝会的宫殿和寝宫均华丽若琼瑶，官苑殿阁又增于往昔。政和三年春，新宫建于大内北拱辰门外。原来这里是百司供应之所，有内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辔等库，悉移它处，又迁走两个僧寺、两所军营，而造新宫。朝南的方向，宫殿因名称为延福宫，次称蕊珠宫，有亭称碧琅玕。其东门称晨晖门，其西门称丽泽门。叠石为山，山上有殿称翠微，旁有二亭：称云岿，称层巘。……筑土山种植杏林，名为杏冈；覆茅为亭，修竹万竿，引流其下。……凿圆池为海，架石梁以升山，亭称飞华；池子宽有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又疏泉为湖，湖中作堤以接亭，堤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为茅亭、鹤庄、鹿砦、孔翠诸栅……。为取悦徽宗，蔡京命宦官童贯、杨戬、贾详、蓝从熙、何欣等分任监造官，五人因各为制度，不务沿袭，故号：延福五位。《汴京遗迹志》有，政和以后，年年营建，皆工程浩大，极尽奢华。及造艮岳万寿山，驱役万人，大兴土木；五六年间，穷索珍奇，纲运花石；尽天下之巧工绝技，以营假山，池沼。时金国已亡辽国，宋人纳岁币于金国，引狼入室，宫庭犹营建不已。还有，徽宗之延福宫、撷芳园与艮岳万寿山布置又大不相同，朱勔，蔡攸辈穷搜太湖灵壁等地花石以建筑。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人，凿河断桥，毁堰坼闸，数月乃至。……艮岳的建筑，着重突出峰峦崖壑之缔构；珍禽奇石，环花异木之积累；以人工造天然山水之奇巧，然后以楼阁点缀其间。叠山之风，至南宋仍盛行于江南私园，至元明清不稍衰。
“丰亨豫大”是蔡京迎合、鼓噪徽宗的说法。蔡京认为徽宗当政：天下太平府库充盈，百姓鼓腹讴歌，此所谓丰也，三代乌有此盛。既然丰亨，便可豫大。并因此鼓动徽宗铸九鼎，做明堂、延福宫，筑艮岳，彰显盛德皇恩。当时，宰相蔡京的生活也极为奢华，有记载说，一士大夫妾，自言曾在蔡府司厨。夫家一日请她做包子，却作不来，原来她是在蔡府包子厨师中专门负责切葱丝的，可见分工之细。据传，蔡京晚年想找一个好老师教其孙子辈，请得新进士张先生，张先生跟蔡京的孙辈们说，你们只要学逃跑一项就行了，别的不必学，你们的父祖辈以奸佞和骄横败坏天下，不久天下将陷于大乱，那时你们只有抱头鼠窜，才可幸免一死。学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孙子们把老师的话传给蔡京，蔡京听后沉默不语。命置酒以谢老师，并向他讨教救助之法。老师说，事到如今，没有办法了。最多不过起用人才，改往修来，以补万一，但已经晚了。尚有一丝良知和理性的蔡京听了，为之垂泪，知其所言皆实话。
除了搜奇石、建艮岳，徽宗还有一大嗜好，就是举国崇道。
前面提过，有个道士建议徽宗把皇宫东北垫高，就会子孙繁茂，结果真的应验了。相传，有个叫王老志的道士，一见徽宗的面，就递给徽宗一个大信封，说我别的不说，您先看看这个。徽宗把信封打开一看，里边是他早年写给妃子的情诗。徽宗一下被震住了，觉得确实有神通，就重用王老志，人称老王先生。还有一个叫王仔昔的道士受到徽宗的宠信，人称小王先生。据说，王仔昔没见到徽宗的爱妃，只在宫中作法，就把这位妃子的眼病治好了。还有一位道士林灵素，苏东坡曾给他看过相，说他将来必然大富大贵。林灵素觐见徽宗，一见面就道：太奇怪了，我当年在天上伺候玉皇大帝的时候，见过陛下。徽宗言道：是啊，朕也看你眼熟！朕还记得你当年骑着一头青牛，你的牛哪儿去了？道家的祖师爷是老子，传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所以人们又把道士叫牛鼻子道士。林灵素答：寄牧外国，不久即来。没过多长时间，高丽国进贡青牛，满朝文武称奇，认为这个林灵素真是天上的仙人下凡。
正如方士魏汉津言！在徽宗御政不到三十年时，真是天下大乱了，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徽宗所铸九鼎亦是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