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把夏代起源延后700多年，造成重大失误。关键在于主观随意性，不尊重历史、不尊重现实的反科学态度。特别是从“疑古”观点到“非古”观点，形成对西方和日本史学的盲目崇信。如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起源竟晚于埃及、印度文化，居四大文明古国的第三位。当然这比余秋雨还早一点；余秋雨把中华文化排在老四。这种自我矮化、自我否定的做法，令人无法容忍。
《工程》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周武王在位是四年还是六年。中国古史几乎百分之百记为六年，但《工程》不予采纳，却偏偏采用了一个日本人的手抄本《周史记》。现在国内确有认为手抄本比传统刊印本可靠的观点；事实决非如此。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道德经》手抄本，就不仅不可信，还存在重大篡改问题。“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手抄本改为“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有一个不能成立的理由是忌讳汉文帝刘恒的名字。而刘恒登位却是在长沙王之后；并且如忌讳“恒”字，为什么却改掉了“常”字呢！明显为诡辩。既或刘恒登位以后有所避讳，寻常和永恒意思又那么相左；“非恒”的含意又根本不符合老子观点呢？
手抄帛书的篡改，源出吕后。吕后夺权后，就翻天，把“道德”变“德道”；把“阳阴”变“阴阳”。还把《道德经》也修理一番。除上述篡改之外，还有一处最明显，就是第十章：“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改为“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意思全反。本来意思是：朝廷的大门有开有合，有雄心的人能甘于为雌吗？然而一改就变成了王宫的大门有开有合，能没有女性为主人吗？可见手抄本，并非完全可信。
自古以来，日本就垂涎朝鲜半岛，这可见于《海内经》的记载：
东海之外，北海之一隅，有国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倭）人爱之。
东海，即太平洋；北海即今日本海，原称北中国海。朝鲜，指箕氏朝鲜；天毒即安图、玄菟。偎人即倭人，指周时的日本。周武王灭商，封箕子于朝鲜，本意是箕子可以少来朝或不来朝；但箕子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在武王五年时来朝。《诗》还有箕子过朝歌时对商亡的咏叹《黍离》。武王六年巢侯来朝，说明四方均已平定。武王在第七年崩。日本手抄本《周史记》对这段历史心怀叵测，故意把五、六两年删去，这是十分可憎的。从现在看来，日本浪人确实有篡改历史的传统。在清代，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及日本浪人，在朝鲜和东北地区大肆活动，以考古等为手段，极力篡改历史、地理常识，为日后侵占朝鲜半岛和东北地区做舆论准备。对周武王在位年数的篡改虽然只差两年，但很重要。《工程》把这一篡改本做为根据，实在讲不通。
据《管子》卷十六《小问》，桓公曰：
昔者大王贤，王季贤，文王贤，武王贤。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
管仲夷吾为春秋时人，扶佐齐桓公挟周王天子，大会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一代霸主。这个年代应在2600年之前。《管子》的记载应该比《工程》要早得多，比起搞手抄本的日本人要可靠得多。而《工程》不相信齐桓公和管夷吾，却相信日本浪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工程》主要负责人，硬把商代早期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改称夏代早期文化，这和做伪证有何区别！可谓主观主义的登峰造极；又把日本浪人的伪史当成正史，错误十分严重。问题是，《工程》“年表”仍然明晃晃地刻在中华世纪坛，仍然把自己的“年表”向外推销；如果有一点责任心，当不会如此。
“疑古派”是中华民族及其历史的罪人，非古派则有过之无不及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