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把夏代起源延后700多年,造成重大失误。关键在于主观随意性,不尊重历史、不尊重现实的反科学态度。特别是从“疑古”观点到“非古”观点,形成对西方和日本史学的盲目崇信。如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起源竟晚于埃及、印度文化,居四大文明古国的第三位。当然这比余秋雨还早一点;余秋雨把中华文化排在老四。这种自我矮化、自我否定的做法,令人无法容忍。
《工程》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周武王在位是四年还是六年。中国古史几乎百分之百记为六年,但《工程》不予采纳,却偏偏采用了一个日本人的手抄本《周史记》。现在国内确有认为手抄本比传统刊印本可靠的观点;事实决非如此。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道德经》手抄本,就不仅不可信,还存在重大篡改问题。“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手抄本改为“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有一个不能成立的理由是忌讳汉文帝刘恒的名字。而刘恒登位却是在长沙王之后;并且如忌讳“恒”字,为什么却改掉了“常”字呢!明显为诡辩。既或刘恒登位以后有所避讳,寻常和永恒意思又那么相左;“非恒”的含意又根本不符合老子观点呢?
手抄帛书的篡改,源出吕后。吕后夺权后,就翻天,把“道德”变“德道”;把“阳阴”变“阴阳”。还把《道德经》也修理一番。除上述篡改之外,还有一处最明显,就是第十章:“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改为“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意思全反。本来意思是:朝廷的大门有开有合,有雄心的人能甘于为雌吗?然而一改就变成了王宫的大门有开有合,能没有女性为主人吗?可见手抄本,并非完全可信。
自古以来,日本就垂涎朝鲜半岛,这可见于《海内经》的记载:
东海之外,北海之一隅,有国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倭)人爱之。
东海,即太平洋;北海即今日本海,原称北中国海。朝鲜,指箕氏朝鲜;天毒即安图、玄菟。偎人即倭人,指周时的日本。周武王灭商,封箕子于朝鲜,本意是箕子可以少来朝或不来朝;但箕子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在武王五年时来朝。《诗》还有箕子过朝歌时对商亡的咏叹《黍离》。武王六年巢侯来朝,说明四方均已平定。武王在第七年崩。日本手抄本《周史记》对这段历史心怀叵测,故意把五、六两年删去,这是十分可憎的。从现在看来,日本浪人确实有篡改历史的传统。在清代,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及日本浪人,在朝鲜和东北地区大肆活动,以考古等为手段,极力篡改历史、地理常识,为日后侵占朝鲜半岛和东北地区做舆论准备。对周武王在位年数的篡改虽然只差两年,但很重要。《工程》把这一篡改本做为根据,实在讲不通。
据《管子》卷十六《小问》,桓公曰:
昔者大王贤,王季贤,文王贤,武王贤。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
管仲夷吾为春秋时人,扶佐齐桓公挟周王天子,大会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一代霸主。这个年代应在2600年之前。《管子》的记载应该比《工程》要早得多,比起搞手抄本的日本人要可靠得多。而《工程》不相信齐桓公和管夷吾,却相信日本浪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工程》主要负责人,硬把商代早期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改称夏代早期文化,这和做伪证有何区别!可谓主观主义的登峰造极;又把日本浪人的伪史当成正史,错误十分严重。问题是,《工程》“年表”仍然明晃晃地刻在中华世纪坛,仍然把自己的“年表”向外推销;如果有一点责任心,当不会如此。
“疑古派”是中华民族及其历史的罪人,非古派则有过之无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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