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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三千名上海孤儿生存困难,乌兰夫:交给我们内蒙古

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

人民楷模是为表彰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而颁授的国家荣誉称号。

在荣获“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9人中,有一位七十多岁,来自内蒙古、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老奶奶。这位名叫都贵玛的蒙古老奶奶,在59年前,亲自照料看护了28位来自上海的孤儿;前三天,也就是当年的9月26日,中央电视台8套开始放映一部电视剧《国家孩子》,从此,一段尘封多年的“三千上海孤儿进内蒙”的往事,呈现在人民面前。

“人民楷模”都贵玛

上海孤儿为什么来到内蒙古?这些孤儿生活得怎样?

今天,隐者与大家说一下“三千上海孤儿进内蒙”的故事,让我们真切感受来自草原母亲博大的爱,以及祖国大家庭、民族大团结的温暖。

一、生存困难的“上海孤儿”

1960到1962年,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少有的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援助合同,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还账……

国家尚如此,老百姓的日子也不轻松。不少地方颗粒无收,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就是在我国最大、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孤儿院的孤儿生存也成了问题。

1960年,上海孤儿院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在这些孤儿中,有上海本地的,但大多数来自苏南和浙江,还有少部分来自安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上海周边这些省份,许多农民填不饱肚子,吃了上顿没下顿,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几经辗转之下来到上海,目的就是把孩子遗弃在这里,给小孩找条出路。他们相信,大城市总会好一点的。

今天,我们或许很难理解,父母怎么忍心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不把这些孩子送出去,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有的家庭把孩子送走后不久,全家饿死了。

上海市民王海庚后来回忆:“当年真是迫不得已,为了孩子活命啊!我妈妈把妹妹放在医院后,回来一直哭,最后眼睛瞎了。”

据上海民政志记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至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

然而,此时的上海已经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天堂了,上海也快断粮了!

从1960年6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势已经危急到何种境地:北京存粮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已无存粮。因为营养不良,这些孤儿大多数都患了病,每天都有孤儿患病死亡。黄浦江边数万婴儿和幼童面临夭亡的危险,被逐层反映给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她就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与孩子们在一起

周恩来立刻想起了乌兰夫,他说:“克清同志,请你直接找乌兰夫同志商量商量,他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啊!”

当时,乌兰夫正在北京开会,康克清在北京饭店找到乌兰夫。由于干旱等灾害天气,内蒙古牧业也正遭遇严重困难,草场大片枯萎,奶产量急剧下降,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但乌兰夫当即还是决定向上海紧急调拨一批奶粉、炼乳、乳酪。

弄些奶粉解决燃眉之急没问题,但这必将不是长久之计,要把这些孤儿养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关键时刻,乌兰夫一锤定音说:“把这几千南方孤儿送到内蒙古来吧,内蒙古地方大,牧民喜欢孩子,会把他们当心肝宝贝来养。从现在开始,这些孩子就不是孤儿了,他们是国家的孩子……

乌兰夫

面积110多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草原,直到上世纪60年代,人口不过1000万,每平方公里不足10人。荒寒的气候,繁重的劳作,低下的医疗水平,逐草而居的艰难生活,让牧区妇女的生育率极低,不少人患有不孕症。如果把这些孤儿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上海等地区的负担,又可以解决牧民缺儿少女问题,对将来牧区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

话虽如此,在当时艰苦条件下,一个孩子一张口,从婴儿长到成年,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内蒙古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为什么内蒙古政府还是要接过来呢?也许正如乌兰夫所讲,“他们是国家的孩子”。

“国家的孩子”,五个字不仅代表着更大的责任,也代表着必须给予更宽广的爱!

二、他们是“国家的孩子”

在得到周恩来的应允后,乌兰夫立即派人到上海去具体商谈孤儿移入内蒙古的联系接洽和准备工作。包括对即将移入的孤儿进行健康检查,请育婴院代购代制孩子的衣服被褥等等。自治区计委专门给上海市划拨了上万尺布票指标,用于购置孩子衣物。

对于这次孤儿移入,乌兰夫下达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指示,要确保一个不少地安全到达目的地。

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把孩子运过来?

从内蒙古到上海,现在也许不算什么,坐飞机就三个多小时,坐火车也就一天多一点。但那是在60多年以前啊!一群营养不良、患有各种疾病的小孩,挤在拥挤的火车车厢内,需要一个多星期的长途颠簸才能到达目的地,绝不是一件轻松的活。

1960年4月18日, 最先到达上海的是包头,负责接运首批100名孤儿的人员。在这100名孩子中,1岁以下的有20人,最小的只有几个月,大部分孩子身体素质较差,这一路运送之艰辛很难想象。

出发时,为应付北方的气候,上海方面为每位儿童准备一套棉衣,铁路部门专门腾出一节车厢,挂在列车的最后面避免与旅客混杂。

上世纪60年代的绿皮火车

就这样,1960年春天起,从上海开出的接运列车,行驶在京沪和京包线上。大点儿的孩子挤在座位上婴儿被包着放在篮子里,孩子们的各色小衣裤和白色尿布,挂满每一扇打开的列车车窗,列车穿过江南水乡,一路掠过平原、山川,经过长江、黄河,最终驶入一望无际的草原。

据参与此次接送任务的护士王信生回忆,从上海出发时,车厢内非常热,医务人员给每位儿童脱下厚衣服,但车到长江时,当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只能下火车换乘轮渡过江,因为江风很大,怕小儿着凉,医务人员又赶紧给孩子换上厚衣裳。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孩子开始发烧、咳嗽。而这才是刚刚开始,京包、京沪六七千里,运行三四个昼夜,护送这些孩子的医护人员的辛苦可想而知。参与过此次任务的刘丽恩大夫在日记记载了这次艰辛的旅程:

“19日中午,发现一名水痘患儿,2名可疑者。即刻撤到病号组,规定10点、2点、6点为喂水时间,一天平安度过。”

“19日夜12点,小儿朱593号(朱是管理者的姓,593 是被收养儿的序列号),突发支气管炎,体温上升到 40度,出汗多、腹泻、口渴,加用新霉素口服。由景兰专护。”

“20日晨3 时即做下车准备,5 时到北京。 这时朱593 号面色发青,呼吸急促,肺内呼噜增加,给金霉素、链霉素、 静脉补液。中午2时,小儿渐好转,面色红润,体温下降。 6时开始吃食物,转危为安。”

“20日下午3 时,上车返包头。途中气温由28摄氏度下降到 12摄氏度,给孩子盖上棉被还冷,咳嗽、发烧小儿3—4名,21 日晨发烧小儿又增加2名,角膜炎未能完全消灭。”

接送人员平均每人要照顾四五个孩子,好多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嘴上打起了水泡,却没有一丝怨言。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这些孤儿们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如同战争年代的“支前”,乌兰夫主席把整个内蒙古各个盟、市都动员起来了。

据档案记载:1960年6月,呼和浩特市组成17人赴上海接运组,接运100名;7月,伊克昭盟,19人接运小组出发, 接运100名;8月,哲里木盟,17人接运小组赴上海, 接运60名……从1960年初至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等地先后接纳了来自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3000余名孤儿。

在上海与内蒙古之间的列车上,洒满了医务人员的爱心和汗水,一个个幼小的生命,从遥远的江南来到了广阔无际的大草原。

三、孤儿们的草原“额吉”

第二个问题:如何才能养活这些孩子?

这些南方的孤儿小的只有几个月,大的也只有7岁,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这些孩子大多数面黄肌瘦,有些还在患病。

孩子顺利到达内蒙古,养育的困难才刚开始。

早在1958年9月,内蒙已经从安徽接运500多名孤儿安置在锡盟。那时安徽还是夏末的气候,孩子们刚到内蒙就赶上寒流。由于体质弱,大量孩子生病死亡,仅有200多名孩子幸存下来。这次事故后,内蒙古要求各地接孤儿前必须先设立保育院。

孩子们到达后,经过几千公里的颠簸,起初孩子们大都先被收留在城市的医院里,经过严格的体检、治疗后,再送进保育院抚养。等到这些孩子们逐渐适应了内蒙古的气候,习惯了饮食、水土,就开始离开保育院,送他们到草原,找到他们的蒙古额吉(母亲)。

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精心的照料。这是一份呼伦贝尔保育院孩子们的食谱:

4—6个月的婴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10时牛奶;午后 2时牛奶加菜水或米汤;下午6时牛奶;晚10时牛奶。

7—12个月的幼儿:早2时牛奶;6 时牛奶;7时30分牛奶、馒头;10时30分牛奶;晚6时30分牛奶粥;晚10时牛奶。

大班儿童:一日三餐,每天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如果只看食谱,我们真能想象得到,这是60多年前,我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内蒙古人民为这些“国家的孩子”准备的吗?

在那个困难年代,为保证这些孩子的成长,当地人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在保育院的这一年,这些“国家的孩子”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关心。时任阿巴嘎旗医院院长的姜永禄老人回忆:“1960年的冬天,保育院的奶粉告急,正当我们打算找牧民帮忙的时候,一个老乡赶着勒勒车来了。车上载着用毡子包着的一些冻奶坨,有碗大的、有锅大的,一看就是很多人家共同筹集的。我高兴地取下这些冻奶坨,对老乡说给你钱吧。他听了立马生气了,说这奶子是大伙儿让我给'国家的孩子’的,不是来卖奶子的!”

保育员与孤儿们在一起玩耍

除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外,这些孩子能够逐步恢复健康,离不开保育员们的辛勤照料。

当“上海孤儿”被送到草原时,文章开始所说的都贵玛只有19岁,被招进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保健站后,她便承担起照顾28名孤儿的任务。

从小失去母亲的牧羊姑娘都贵玛能当好母亲,照顾好28个年幼的孩子吗?

看着这些瞪着圆圆眼睛的孩子们,想起了自己可怜的身世,都贵玛把孩子们一一抱在怀里。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照顾他们让他们健康长大!”

青年都贵玛与上海孤儿

28个孩子中最小的不到周岁,最大的也只有四五岁。这个未婚姑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给28个婴幼儿换尿布、喂奶粉哄睡觉、照顾饮食起居。晚上是最难熬的时候,一个孩子醒来哭,其他孩子就跟着闹,经常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如果有孩子生病了,她还要冒着凛冽的寒风和被狼群包围的危险,深夜去几十公里外找医生。

日复一日,都贵玛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般精心养育,在她的精心照顾下,28名上海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又经常挨饿的年月,创造了一个奇迹。

当然,像都贵玛这样的保育员还有很多人,他们的精心照料,是这些孤儿跨过了“水土关”,为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内蒙古保育院的保育员

下来,面临着第三个问题:怎么才能养得壮?

并不是谁都可以领养这些孤儿的。首先是没孩子的牧民申请,其次得有条件养得起,如果是汉族干部领养还需要特批,领养后相关部门还会继续追踪孩子们的生活情况。

当听到领养的消息后,牧民们纷纷骑着马,赶着勒勒车,来到保育院,申请领养孤儿。他们把孩子接回自家的蒙古包,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抚养。

内蒙古有一句谚语“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

一些牧民把好东西留给这些孩子吃,好衣服留给这些孩子穿。他们教孩子们说蒙古语、骑马、打猎,供他们去上学。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留下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内蒙古牧民与领养的孤儿

张凤仙是镶黄旗卫生院的一名卫生员,在领养孤儿的过程中,最后还剩六个比较大的孩子,她与丈夫商量后,把这六个孩子背着抱着都领回了家。

在困难时期,要想养活六个孩子,谈何容易,张凤仙为此累弯了腰,一次旗粮食局给他们发放三十斤大米作救济粮,张凤仙步行去旗政府背粮,一路大雪纷飞,她差点冻死在路上,被雪活埋。她自己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却倾力给孩子们创造学习的条件。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学校停课了,张凤仙就逼着他们在家里读书。此时旗府中学的一位教师在当地下乡劳动,张凤仙就把这位教师请到家,对他说:“你每天来给我家孩子教书,我管你吃喝,每天我送你一筐牛粪回去交差。”

就这样,草原上那座破旧的蒙古包变成了一个“家庭学校”,六个辍学的儿童受到了正规的文化教育。改革开放初,这六个孩子,两个考上了重点大学:老大巴特尔考上了南京气象学院;小妹高娃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个男孩参军入伍,晋升为军官;两个留在草原,当了干部。

张风仙

在照料他们的几十年中,张凤仙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但直到去世,几个孩子始终都叫她张阿姨,没有叫她“妈妈”,张凤仙告诉他们:“你是国家的孩子,你的妈妈在上海,你叫我'阿姨’”。

张风仙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六名上海孤儿。蒙古牧民并没有死后立碑的习俗,但在张凤仙去世后,几个孩子给她立了一座碑,墓碑上写着:“母亲张凤仙之墓。” 在坟前,他们终于叫了她一声妈妈。“我们知道蒙古族没有立碑的习俗,但是我们6个就想让世人知道,这里安息着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孩子们说。

还有小女孩包凤英,自从被收养的那一天开始,她曾是孤儿这件事,养母便不允许任何人再提起。

包凤英与丈夫、养父母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客人,就因客人说了一句“这个姑娘长得一点不像上海人。”一向好客的养母竟当场把客人撵出了门,从此再不来往。“孤儿”这个词在养母那里被禁忌了20多年,直到包凤英结婚前一晚。包凤英回忆:

“妈妈把我和丈夫一起叫到自己跟前,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只小小的铃铛。”
那天,养母主动向女婿提起了包凤英的身世:“我的凤英不是'孤儿’,她是'国家的孩子’。这是她来的时候带来的小铃铛,我们把她养得这么大,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没骂过她一句,我现在要把我的宝贝交给你,你要善待她!”
那一天晚上包凤英抱着母亲大哭,妈妈保护了她20多年,现在找到了另一个可以保护她的人。妈妈彻底放心了,才终于能坦然说出她的身世。

如今的包凤英幸福一家人


小男孩扎拉嘎木吉是都贵玛抚养的最后一个孩子,因为最放心不下他,他被送走后都贵玛探望得更勤些,他的第一对养父母虽然也爱孩子,但是育儿经验不足。有一次,都贵玛看到扎拉嘎木吉独自在外面捡牛粪,她心痛地找到那对夫妻,批评他们疏于照顾之后,头也不回地把扎拉嘎木吉领回了自己的家,一养就是几个月。

幼年的扎拉嘎木吉

后来,公社又为扎拉嘎木吉找了一个新家庭,都贵玛仔细观察,严格把关,看到这对养父母把他当作心肝宝贝,比亲骨肉还亲,满足他成长的肉和奶从来没有缺过,这才放下心来。
在草原上生活多年后,扎拉嘎木吉早已从一个南方小孩变成了身宽体壮、脸色黑红的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汉子。每当提起自己童年的经历,他总是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像依恋母亲的小孩一样眼泪长流:
父母的爱是最深、最重要的,我在那个地方(上海)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长这么大了却又重新得到了父母的爱,这是最令我自豪的事情!

中年的扎拉嘎木吉

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几乎每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还有很多很多,也许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这些孩子健康长大后,有当兵的,有当大夫护士的,有当工程师的,还有的选择做了牧民,一辈子扎根内蒙古草原。即使走得再远,他们也不会忘记,守护他们长大的草原“额吉”们。

电视剧《国家孩子》剧照

正如颁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后,都贵玛接受采访时所说:“这个勋章不只是给我的,是颁给所有'草原母亲’的。”

国家特殊困难时期,草原用博大的胸怀给了这些南方孤儿一个温暖的家。如今,当年的孩子已年过花甲,当年帮助和抚育了这些孩子的“亲人们”也已垂垂老去,可这份超越血缘、跨越地域和时间的爱却永不褪色。 

谨以此文,向为“国家的孩子”默默付出的草原妈妈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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