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村里事

我的故乡

是胶东

一个普通的山村

回

望

故

乡

这个春节

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村里事

从2000年来北京上学算起，在北京待了快十八年，每年过年都是千里迢迢回老家跟父母团聚。今年我想换个形式，节前回老家把母亲接过来在北京过个年。由于母亲几乎没单独出过门，因此对于坐车、坐飞机之类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便在腊月二十九早上飞回烟台，让母亲坐家门口的巴士到烟台汽车总站。接上她之后，晚上我们俩一起飞回北京。正月初四一早我陪她一起飞回烟台，送她坐上回老家的巴士，正月初五一早我再赶回北京。虽然这个过程繁琐了点，但在北京待的几天，母亲除了唠叨不习惯之外，还是很开心的。到处走走看看，也算是对这个她儿子待了十七年的城市有了一些些了解。在跟母亲聊天的过程中，我也又听到了一些家乡的事情。

从我上次十一回家到过年，村里又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村西头开小卖店的王建波，才五十出头，前阵子得了肝癌，做完手术，勉强撑了些时日。在腊月初三那天，走了。“做完手术后，我经常见他在村里走，人瘦的不成样子，也没精神。”母亲说，“结果也没撑多少天。”王建波跟他几个兄弟关系也不好，几家都不上门，就连丧事都不来，说明这关系以后也断无改善的可能了。

另一个人是王红芳，她比我母亲大几岁，但辈分低。以前住在我家东边，我还依稀记得她去我家串门大声喊母亲“大奶奶”的声音。“王红芳真是没想到，之前没看出来，结果突然就走了。”母亲说，“不过想想，老早其实她也经常肚子痛的，村里人也听见过她痛起来的时候在家里叫得跟杀猪声似的。东边邻居大爷给她送了点大烟（我们那里罂粟的俗称），让她烧点水喝喝，她说好了。后来也没见多大的事。结果就这么突然走了，腊月初四，王建波走的第二天。”不知道什么病，但看那状况想来也是癌症，我心想。之前的每一次疼痛，她都以为是肚子疼硬挺过来，其实癌细胞早已经占满了她的腹部。

“为什么村里这些年得癌症的这么多？咱们那空气也没污染啊？”我问母亲。“这个谁知道。以前也是有的，只不过这几年确实多，还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走的。”母亲说。我又问：“是不是跟村里吃的水有关系？那口井被不远的电镀厂污染了吧？”母亲表示疑惑：“不会吧？这些年都是吃那里的水，也没觉得有什么。”

跟往常一样，母亲也聊起了村里的两位老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八十多岁，都得了老年痴呆。

这两位，有一位老奶奶，是村里现存人口中辈分最大的，按辈分我得叫她老老奶奶。她就住我家门口胡同外头，小时候是夏天经常坐胡同那里纳凉的。记忆中这老奶奶很随和，也很能干活，天天扛着锄头去地里，脸被晒得黝黑。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得了老年痴呆，儿子闺女一概不认识，也不记得自己是谁，自己吃没吃过饭，总之就跟傻子一样了。幸亏她儿女多，三个闺女一个儿子，这几家轮流照顾。一家照看几个月，再送到另一家。每次送回来，她儿子（我也应该叫老爷爷）都犯愁，因为得天天看着她，一不留神就不知道会发生啥。她的儿媳妇也经常在大街上奚落她，问她“你是谁？你叫我啥？”老奶奶的回答每次也都不一样。她甚至还指着家里的墙上的亲戚照片喊，你是我的爹爹，你是我的妈妈。还有一次，据母亲说，夜里她跑大街上跟她媳妇说她爹妈回来了，把众人吓了一跳。结果媳妇跟到她家里一看，她指着墙上照片在笑呢。虽然如此，她的儿媳妇照顾她倒也不错，衣服被褥都给打扫的干干净净，一日三餐也是让她吃饱。“但人到这个地步，活着那不就是挨日子么？”母亲叹气说道。谁说不是呢？

另一位奶奶也是老年痴呆，相比就没她这么幸运了。据母亲说，她仿佛更严重，经常光不溜秋地就跑到大街上，抑或穿着满是屎尿的裤子在院子里跑，被儿子见了，就赶紧弄回屋里。“她好的时候是多干净的一个老太太，哪成想现在会这样？”母亲说。可没办法，人老了，不中用了，儿子媳妇除了来送点吃的，别的一概不管，就任由她这样拉尿。

“相比她，冷同芬（我小学同学）她姥姥更惨呢。”母亲跟我说。她姥姥眼睛瞎了，腿也不能动，天天就熬在炕上，吃喝拉撒全在炕上。她儿子每顿去送点饭都不进屋，从窗户送进去。那个屋子，人是没法进去，跟猪圈一样。这老太太就这样在一片漆黑和绝望中度着她的晚年。

听到母亲说这些，我往往都是沉默，不知道说什么好。村里本来就是个小村子，我小时候还有一二百户人家，但后来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便在城市安了家。不少父母也跟着孩子出去定居了。目前村子里就剩下百十个人，从东头走到西头看不到几个人影。“你看看咱们家周围，除了后面你大妈家，西边王红星家、王连春家，南边文涛家，还有谁？好多屋子都是空在那。”母亲说，“大家想打个牌，还得电话满村子叫，才能叫齐一桌人。不打牌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家里进去出来的，也没个消遣。”

人都走了，剩下些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地也都种不动了，种了也不挣钱，还不如出去打几天工。于是就任由那些田地在那里荒着。“王凤吉来找我，问咱们麻姑顶那块地能不能给他种。我说你种着可以，但以后算主的话，这块地还算我家的。”母亲这么跟我说，“那块地跟他家的挨着，他就一起立上了桃树，好歹能收几个桃子卖。”

往年村子里有不少户都种苹果和黄金梨的。尤其是黄金梨，村里的好田基本都种了它，因为它吃水，春夏得隔几天浇一次。这个黄金梨挂果以后，就得挨个在把上抹药（其实就是一种激素），只有抹了药才会长得又大又好看，才会卖出好价钱。前面说那个老老奶奶的儿子家就种了一亩多这个梨，从春天开始半个月就得打一次药，还得授粉、疏果、套袋、浇水，可不闲着，累人的很。一亩多地年头好能卖几万块钱，除去成本也剩不了多少。他们家每年都留几棵树，不抹药也不套袋，成熟了以后那个梨长得比抹药的小一大半，样子也不够光滑，但就是很甜，留着自己吃。

母亲说：“明年好多人家也不种梨了。”我问为什么，母亲说种那个玩意太累。今年夏天村里干旱，村西头的大口井都被他们挖出多少坑，就是为了弄点水浇梨。好几家还找人打了深井，抽水浇。累得很。并且长了这几年，抹药抹得梨树也都结不动果子了，把地里的营养都抽干了。于是大家都不想种了。不种干啥呢？出去打点工呗，多少挣一点。

母亲说，去年她也想去烟台找点营生干干，在家里呆着也无聊。去年秋天，母亲没告诉我，就让三姨把她接到了烟台，去一家餐馆打工。“餐馆里都是东北人，做火锅的，我负责洗菜和上菜。都对我挺好。可他们的饭，我实在吃不了。那个面条，不好好弄点卤子，弄些凉水，还加一片梨，加半个煮鸡蛋，哪好吃？不如把那鸡蛋打散了做点热的卤。”母亲这么一说，倒把我说乐了，我说人家那叫冷面，就那么吃的。“那饭馆离你姨家也近，也方便。可没干几天，你三姨非不让我在那干了。就再没干。”母亲这么说。我听着眼泪都快下来了，我说，你还干什么干？不缺吃不缺穿，出来遭罪吗？以后再也不干这事了。母亲笑笑说，我这不就是图有人一起干活热闹么。我说要不你来北京吧。母亲摇摇头说，这里更待不惯，哪儿哪儿都不认识，不如待村里，几个老姐妹一起，进去出来的，自在。我说，那就在家待着，爱干点啥干点啥，爱吃点啥做点啥吃。

母亲还提到一个事，“文涛你知道吧？比你小三岁。”我说我知道。“文涛的父母可愁死了，你说他在烟台一个针厂上班，家里也给买了房子，小是小了点，可他也不至于找不到媳妇啊。相亲好多次，都是看不中。”我说他不是长得挺高的么？上次见过一次，还挺壮。母亲说可不是么？就是嘴笨，不太会说话。估计就是因为这个，人家姑娘都看不上。去年过年他爸都气得没出去拜年，就怕人问他儿子咋还不结婚。这三十多岁了，在村里那绝对是超大龄青年了，可怜的娃。

母亲就爱跟我唠叨这些村里的事，每次见我都会说。每次说，人物大致就是这些，场景也都是如此类似，但是每一次听，我都感慨万千。农村人，命咋就那么不值钱啊？村子越发荒凉了，人们的生活却日复一日，感觉就是在慢慢地向死亡靠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如果说有的话，也许就是他们都盼着自己的儿孙们比自己好过一点吧。就好比那个种梨的爷爷，他儿子在镇政府当司机，儿媳妇在镇上药房卖药，按说生活都无忧。可这老两口天天累死累活种梨卖梨，出去打工，就是为了多赚点钱补贴下儿子儿媳妇。“他们在镇上，啥都得买着，费钱着呢。”每次提起来，那个奶奶都这样说。听完之后，我竟也无言以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几 联】

家 

离时不忍归，归时不忍离，思纠结如何，春坠落梅花满地； 

月是天边客，客似天边月，曾相逢几度，风吹凉霜色一身。

故乡

秋卷西山雨，春携北海风，恐我相思，故里海潮时有信；

明年草又新，几度人将老，逢谁莫问，窗前梅树自开花。

　　

春运

往还在春去春来，把梦里乡关，凝成守望；

漂泊于人山人海，将途中身影，唤作回归。

炊烟

依依出元亮诗间，恰南山野际菊开，远郭林中啼鸟返；

袅袅萦旅人梦底，忆慈母灶头饭熟，夕阳影里唤儿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