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
是胶东
一个普通的山村
回
望
故
乡
这个春节
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村里事
从2000年来北京上学算起,在北京待了快十八年,每年过年都是千里迢迢回老家跟父母团聚。今年我想换个形式,节前回老家把母亲接过来在北京过个年。由于母亲几乎没单独出过门,因此对于坐车、坐飞机之类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便在腊月二十九早上飞回烟台,让母亲坐家门口的巴士到烟台汽车总站。接上她之后,晚上我们俩一起飞回北京。正月初四一早我陪她一起飞回烟台,送她坐上回老家的巴士,正月初五一早我再赶回北京。虽然这个过程繁琐了点,但在北京待的几天,母亲除了唠叨不习惯之外,还是很开心的。到处走走看看,也算是对这个她儿子待了十七年的城市有了一些些了解。在跟母亲聊天的过程中,我也又听到了一些家乡的事情。
从我上次十一回家到过年,村里又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村西头开小卖店的王建波,才五十出头,前阵子得了肝癌,做完手术,勉强撑了些时日。在腊月初三那天,走了。“做完手术后,我经常见他在村里走,人瘦的不成样子,也没精神。”母亲说,“结果也没撑多少天。”王建波跟他几个兄弟关系也不好,几家都不上门,就连丧事都不来,说明这关系以后也断无改善的可能了。
另一个人是王红芳,她比我母亲大几岁,但辈分低。以前住在我家东边,我还依稀记得她去我家串门大声喊母亲“大奶奶”的声音。“王红芳真是没想到,之前没看出来,结果突然就走了。”母亲说,“不过想想,老早其实她也经常肚子痛的,村里人也听见过她痛起来的时候在家里叫得跟杀猪声似的。东边邻居大爷给她送了点大烟(我们那里罂粟的俗称),让她烧点水喝喝,她说好了。后来也没见多大的事。结果就这么突然走了,腊月初四,王建波走的第二天。”不知道什么病,但看那状况想来也是癌症,我心想。之前的每一次疼痛,她都以为是肚子疼硬挺过来,其实癌细胞早已经占满了她的腹部。
“为什么村里这些年得癌症的这么多?咱们那空气也没污染啊?”我问母亲。“这个谁知道。以前也是有的,只不过这几年确实多,还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走的。”母亲说。我又问:“是不是跟村里吃的水有关系?那口井被不远的电镀厂污染了吧?”母亲表示疑惑:“不会吧?这些年都是吃那里的水,也没觉得有什么。”
跟往常一样,母亲也聊起了村里的两位老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八十多岁,都得了老年痴呆。
这两位,有一位老奶奶,是村里现存人口中辈分最大的,按辈分我得叫她老老奶奶。她就住我家门口胡同外头,小时候是夏天经常坐胡同那里纳凉的。记忆中这老奶奶很随和,也很能干活,天天扛着锄头去地里,脸被晒得黝黑。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得了老年痴呆,儿子闺女一概不认识,也不记得自己是谁,自己吃没吃过饭,总之就跟傻子一样了。幸亏她儿女多,三个闺女一个儿子,这几家轮流照顾。一家照看几个月,再送到另一家。每次送回来,她儿子(我也应该叫老爷爷)都犯愁,因为得天天看着她,一不留神就不知道会发生啥。她的儿媳妇也经常在大街上奚落她,问她“你是谁?你叫我啥?”老奶奶的回答每次也都不一样。她甚至还指着家里的墙上的亲戚照片喊,你是我的爹爹,你是我的妈妈。还有一次,据母亲说,夜里她跑大街上跟她媳妇说她爹妈回来了,把众人吓了一跳。结果媳妇跟到她家里一看,她指着墙上照片在笑呢。虽然如此,她的儿媳妇照顾她倒也不错,衣服被褥都给打扫的干干净净,一日三餐也是让她吃饱。“但人到这个地步,活着那不就是挨日子么?”母亲叹气说道。谁说不是呢?
另一位奶奶也是老年痴呆,相比就没她这么幸运了。据母亲说,她仿佛更严重,经常光不溜秋地就跑到大街上,抑或穿着满是屎尿的裤子在院子里跑,被儿子见了,就赶紧弄回屋里。“她好的时候是多干净的一个老太太,哪成想现在会这样?”母亲说。可没办法,人老了,不中用了,儿子媳妇除了来送点吃的,别的一概不管,就任由她这样拉尿。
“相比她,冷同芬(我小学同学)她姥姥更惨呢。”母亲跟我说。她姥姥眼睛瞎了,腿也不能动,天天就熬在炕上,吃喝拉撒全在炕上。她儿子每顿去送点饭都不进屋,从窗户送进去。那个屋子,人是没法进去,跟猪圈一样。这老太太就这样在一片漆黑和绝望中度着她的晚年。
听到母亲说这些,我往往都是沉默,不知道说什么好。村里本来就是个小村子,我小时候还有一二百户人家,但后来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便在城市安了家。不少父母也跟着孩子出去定居了。目前村子里就剩下百十个人,从东头走到西头看不到几个人影。“你看看咱们家周围,除了后面你大妈家,西边王红星家、王连春家,南边文涛家,还有谁?好多屋子都是空在那。”母亲说,“大家想打个牌,还得电话满村子叫,才能叫齐一桌人。不打牌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家里进去出来的,也没个消遣。”
人都走了,剩下些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地也都种不动了,种了也不挣钱,还不如出去打几天工。于是就任由那些田地在那里荒着。“王凤吉来找我,问咱们麻姑顶那块地能不能给他种。我说你种着可以,但以后算主的话,这块地还算我家的。”母亲这么跟我说,“那块地跟他家的挨着,他就一起立上了桃树,好歹能收几个桃子卖。”
往年村子里有不少户都种苹果和黄金梨的。尤其是黄金梨,村里的好田基本都种了它,因为它吃水,春夏得隔几天浇一次。这个黄金梨挂果以后,就得挨个在把上抹药(其实就是一种激素),只有抹了药才会长得又大又好看,才会卖出好价钱。前面说那个老老奶奶的儿子家就种了一亩多这个梨,从春天开始半个月就得打一次药,还得授粉、疏果、套袋、浇水,可不闲着,累人的很。一亩多地年头好能卖几万块钱,除去成本也剩不了多少。他们家每年都留几棵树,不抹药也不套袋,成熟了以后那个梨长得比抹药的小一大半,样子也不够光滑,但就是很甜,留着自己吃。
母亲说:“明年好多人家也不种梨了。”我问为什么,母亲说种那个玩意太累。今年夏天村里干旱,村西头的大口井都被他们挖出多少坑,就是为了弄点水浇梨。好几家还找人打了深井,抽水浇。累得很。并且长了这几年,抹药抹得梨树也都结不动果子了,把地里的营养都抽干了。于是大家都不想种了。不种干啥呢?出去打点工呗,多少挣一点。
母亲说,去年她也想去烟台找点营生干干,在家里呆着也无聊。去年秋天,母亲没告诉我,就让三姨把她接到了烟台,去一家餐馆打工。“餐馆里都是东北人,做火锅的,我负责洗菜和上菜。都对我挺好。可他们的饭,我实在吃不了。那个面条,不好好弄点卤子,弄些凉水,还加一片梨,加半个煮鸡蛋,哪好吃?不如把那鸡蛋打散了做点热的卤。”母亲这么一说,倒把我说乐了,我说人家那叫冷面,就那么吃的。“那饭馆离你姨家也近,也方便。可没干几天,你三姨非不让我在那干了。就再没干。”母亲这么说。我听着眼泪都快下来了,我说,你还干什么干?不缺吃不缺穿,出来遭罪吗?以后再也不干这事了。母亲笑笑说,我这不就是图有人一起干活热闹么。我说要不你来北京吧。母亲摇摇头说,这里更待不惯,哪儿哪儿都不认识,不如待村里,几个老姐妹一起,进去出来的,自在。我说,那就在家待着,爱干点啥干点啥,爱吃点啥做点啥吃。
母亲还提到一个事,“文涛你知道吧?比你小三岁。”我说我知道。“文涛的父母可愁死了,你说他在烟台一个针厂上班,家里也给买了房子,小是小了点,可他也不至于找不到媳妇啊。相亲好多次,都是看不中。”我说他不是长得挺高的么?上次见过一次,还挺壮。母亲说可不是么?就是嘴笨,不太会说话。估计就是因为这个,人家姑娘都看不上。去年过年他爸都气得没出去拜年,就怕人问他儿子咋还不结婚。这三十多岁了,在村里那绝对是超大龄青年了,可怜的娃。
母亲就爱跟我唠叨这些村里的事,每次见我都会说。每次说,人物大致就是这些,场景也都是如此类似,但是每一次听,我都感慨万千。农村人,命咋就那么不值钱啊?村子越发荒凉了,人们的生活却日复一日,感觉就是在慢慢地向死亡靠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如果说有的话,也许就是他们都盼着自己的儿孙们比自己好过一点吧。就好比那个种梨的爷爷,他儿子在镇政府当司机,儿媳妇在镇上药房卖药,按说生活都无忧。可这老两口天天累死累活种梨卖梨,出去打工,就是为了多赚点钱补贴下儿子儿媳妇。“他们在镇上,啥都得买着,费钱着呢。”每次提起来,那个奶奶都这样说。听完之后,我竟也无言以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几 联】
家
离时不忍归,归时不忍离,思纠结如何,春坠落梅花满地;
月是天边客,客似天边月,曾相逢几度,风吹凉霜色一身。
故乡
秋卷西山雨,春携北海风,恐我相思,故里海潮时有信;
明年草又新,几度人将老,逢谁莫问,窗前梅树自开花。
春运
往还在春去春来,把梦里乡关,凝成守望;
漂泊于人山人海,将途中身影,唤作回归。
炊烟
依依出元亮诗间,恰南山野际菊开,远郭林中啼鸟返;
袅袅萦旅人梦底,忆慈母灶头饭熟,夕阳影里唤儿归。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