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古代皇帝名避讳
　　
　　在清朝康熙年间及以后很长时间里，“天地玄黄”一直都写为“天地元黄”，因为康熙皇帝叫玄烨。雍正帝胤祯登基后，为了避其名讳，还把“女慕贞洁”写为“女慕清洁”，这里说了，在讲到“女慕贞洁”一句时就不再重复。
　　如果某个字被皇帝占上了，那别人谁也别想再用，不光《千字文》要改，凡是涉及皇帝名讳的词语都要改。比如康熙年间，中药材玄参改叫元参，玄明粉改名元明粉，广东玄山寺改名为元山寺，南京玄武湖改为元武湖。
　　避讳是我国历史上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习俗，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如遇应讳的字，不能读本音，要“改读”或“换说”，称为“读白”，如《红楼梦》中林黛玉为了避母亲贾敏的讳，碰到“敏”字，就读成密或米；写应讳字时候，要按规定要采取“空字”、“缺笔”或“改字”的办法，叫“写白”，如孔丘的“丘”字，在古文献中总是写作缺笔的“正”。我们习惯上把错别字说成“白字”，就是来源于避讳。
　　避讳这种霸王条款是什么时候规定的呢？有人说夏商时期就开始了，唯一的证据是《山海经》中夏后启写作夏后开，说明夏朝就开始整这些没用的事了。但有人说《尚书》中对夏商国君的名字都直书不讳，《山海经》中之所以避启为开，乃是汉朝人抄书时避汉景帝刘启讳所致。多数人认为避讳起源于周代，但周代的避讳并不严格，只要避开国、官、山川、隐疾、畜牲、器币就行了。后来避讳这一霸王条款被发扬光大，历代帝王为了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突出自己的特殊地位都积极推行，将避讳的中心转移并把范围扩大。
　　有人不服气了：我用个字碍你皇上什么事了，凭什么不让用啊？就这么霸道，就这么不讲理，不服气吗？有招想去，没招死去。
　　你还真别不信邪，要是在避讳之风盛行的朝代，你非要用避讳字，那就是自找倒霉了。《唐律疏议》规定，主观故意直呼皇帝名字就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不敬”罪，就算是客观无意犯禁，也要收拾你。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造过反，因此对“僧、贼”二字极端厌恶，大臣们也都知道，但偏偏就有一个不长眼的。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给皇上写贺表，用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一句，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则字音近于贼，杀！”徐一夔就这么被干掉了。朱元璋的超级敏感，源于其内心的超级自卑。
　　还有人想利用避讳升官发财反受其害的。乾隆时有个巡抚叫海成，意外发现江西举人王锡侯出的一本名叫《字贯》的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如获至宝，赶紧向皇上打小报告，心想皇上一定回重重封赏我吧。乾隆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然后“重赏”了海成两样东西：一样是革职查办，另一样是判死缓。真实害人害己啊！估计海成肠子都悔青了。
　　还有一个著名的避讳悲剧。唐朝诗人李贺七岁成名，踌躇满志，社会上普遍认为李贺考个功名简直就是老太太擤（读“醒”）鼻涕——手掐把拿的。但李贺去考进士时，却被告知不具备考试资格。李贺不服，说我根红苗正，没有任何民事或刑事案底，凭什么说我没考试资格，我要告你们招生腐败！人家考官和颜悦色的问他：“你妈贵姓？”李贺说：“你管着吗你？”考官赶紧说：“对不起，我刚看完《大话西游》，问错了。我问的是你爸叫什么？”李贺说：“叫李肃晋啊，这么了？”考官又问：“你来这想考什么？”李贺说：“那还用问吗，我来考进士啊！”考官说：“你老爸的名讳和进士相冲突，你还敢来考，不治你个不敬之罪就算便宜你了，还在这跟我唧歪个啥劲儿啊？”李贺仕途从此断绝，这个打击使他非常绝望，二十七岁郁闷而死。
　　古往今来，因避讳产生的故事多了去了，因此造成词语变化的也很多，虽然改朝换代以后基本不用再避前朝的讳，但已经改了很多年的词语也很难再改回去。比如唐朝为了避李家老祖宗李虎的讳，把“老虎”改成“大虫”；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把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宋代为了避宋真宗赵恒的讳，将传说中月亮里的“姮娥”改为“嫦娥”；等等。每朝每代每个皇帝都一通乱改，造成很多混乱。
　　避讳的习惯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失。文革期间，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句这样的唱词：“擒栾平，逮胡标，活捉野狼嚎。”而这句唱词的原版是“擒栾平，逮胡彪，活捉一撮毛”。彪、毛二字在当时可是不能随便说的，何况是用在反面角色身上，所以赶紧改了，如果改晚了，后果可能是相当严重的。
　　李敖谈避讳时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中国人避讳这一坏习惯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就在于我们中华儒家伦理文明塑造的民族性格。孔子是提倡在适当的时候说谎话的，他本人就是以“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为原则编写《春秋》一书的。避讳实际上就是为别人遮羞，这是儒家道德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人家叫你名字并没有什么羞耻的，这是后代当权者别有用心地对避讳进行发扬光大的结果。
　　如果抛开阶级观念，避讳实际上是一种人文关怀，体现了貌似刻板的儒家伦理道德中存在的非常人性化的一面，其本身并无实质性错误，但在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下，人们逐渐把有意夸大或隐瞒实情也视为避讳的范畴，造成信息失真，社会诚信缺失，而这种状况正是儒家伦理道德所反对和着力改变的。于是形成了一个奇怪现象：儒家提倡的避讳对对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本身造成巨大冲击。
　　1949年，一位名叫墨菲的美国空军上尉工程师认为他的某位同事是个倒霉蛋，就拿这位同时寻开心说：“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被弄糟，让你去做就一定会弄糟。”没想到这句玩笑话在美国迅速流传，并扩散到世界各地，而且这句笑话的意思也逐渐扩展，最后演变成这样：“如果坏事有可能发生，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这就是著名的“墨菲定律”。
　　“墨菲定律”可以简单理解为十个字：明明要逃避，偏偏又相遇。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反而会很高，对待不太可能发生的问题如果存在侥幸心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任何文明和民族性都不会是完美的，缺憾在所难免，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去直面缺憾，采取有效的修正措施，而不是心存侥幸、忌病讳医地去“避讳”，只有这样，我们的文明才能具备更多的理性和包容性、我们的民族性格才能更加丰满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