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022年中国将进入退休高峰”的新闻最近引发了一些讨论，人们的注意力开始放在今后如何选择养老方式上。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老人退休后选择独立生活，而“独立”这个词似乎带有了某种敏感性。
为什么2022年是高峰期？因为60年前的1962年是生育的高峰期，那时集中出生的男性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当然女性要早5年退休。经过“掐脚一算”，坏啦，那时集中出生的人口也会集中生育，而他（她）们集中生出来的，就是80后啊，倒霉的80后未来也会集中走这一遭的。有感而发，写下这么一篇有关“老”的文章，而切入点，我选择了最容易被忽视，但又最无法回避的角度，机体的衰退。
谁让现代人越来越能活了。
为什么老龄化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来没像现在这么能活过。法国作家蒙田生活在16世纪的欧洲，用他的话说，在当时，“老死是一种最罕见的死法。”与那个人均寿命不足40岁的世界相比，我们现代人都是怪物。
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衰老是一种基因控制下的进程，但要知道，短短一百年，本不足以让控制生命的基因发生显著变化，然而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寿命却在这段时期内近乎翻倍。这种寿命的延长显然无法归因于基因，而要归功于医学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之所以人们愿意接受基因控制说，是因为基因科学的空前进步，让人们看到了干预衰老过程的希望。对线虫、果蝇、白鼠等试验生物的基因改良，的确让它们的寿命大幅延长，似乎研发出适合人体的“长生不老药”只是时间问题。然而现实情况到人这里却复杂得多。
上述实验对象的自然寿命原本就较短，而且其生理构造与人的差别很大，像人这样复杂的有机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衰老过程，很难从像果蝇这种生物上获得的经验移植过来，毕竟我们没听过哪个果蝇是因疾病而死的。并且，我们无法用人做实验。
即便是面对死亡，人们采取的也是两条路线的应对思路。一种是防止早夭，一种是推迟衰老。对于前一种，自从二战结束后，人类做得越来越好，营养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经济发展提供的社会福利，都支持人们活得更久——这也促成一种研究上的便利，原本可能早亡的人，现在我们有机会观察他们如何衰老。
而对后一种，人们的观念出现了分歧。“老死”和“病死”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交叉，“老”究竟算不算一种“病”？在承认死亡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我们都希望无疾而终。但事实上，活得越久，机体越可能出现病理性衰退。基因可能让你活得长，但基因无法阻止你得病，一旦得病，寿命就又成了不确定的事。
一方面，科学家还不清楚人的“长寿基因”是哪几个，另一方面，复杂系统的衰退是一个随机渐进的过程，要阻止机体衰老，人要面对的是诸如自由基损伤、随机突变、脂褐质积累等多种挑战。衰老的过程可能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不同，有的是因为感染、有的是因为肿瘤、有的是中风、有的是心梗……当人体已无力通过备份资源修复损耗时，某一个扰动就可以让整个系统崩溃，哪怕是一次摔倒、一次感冒。
医学院对死亡的理解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它会解释人因何而死，如何判断死亡，更多的，医学会关注如何把人从死亡线拉回来。然而对人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旅程的体验，医学的介入是有限的，医生似乎和普通人一样不愿直面这个问题。
人生意义的体验在于如何构建个人故事，人们希望故事中有自主、快乐和尊严。然而随着衰老带来的一系列失能表现，人对上述生命的控制权都在降低。并且，随着父母寿命的显著延长，他们与照顾他们的子女之间的摩擦会加剧，那是对财产、生活方式等典型控制权的争夺。
技术可能帮助老年人自主和自助，使其能用新的控制权代替传统的家庭控制。但另一方面，生活方式可以改良，身体老化带来的衰退和失能却终有一天会到来，包括摔倒、失智、突发急病、术后康复、姑息治疗等，而这样的一天可能在猝不及防中降临。
身体的突然崩溃会给本人、家属乃至医院都带来大麻烦，现代医学已经意识到过度医疗给病人带去的积累性损害，每次延长生命的救治都让下一次崩溃来得更早，直到无力回天。新的应对策略应使机体衰弱的曲线变平缓，减少突发性，使本人和家属对最终到来的时刻有更充分的准备，和更人性化的体验。
真正意义上的“无疾而终”，事实上需要各重要脏器同时衰竭，不给当事人患病的时间，一旦这些脏器是依次衰弱的话，人很可能不会马上死亡，这样他就会陷入到漫长的个体失能轨道上。
所有器官“同时到站”在大多数人身上不会发生，现代医学的发达可以让众多危重症得到抢救，但对后遗症的控制却比抢救本身更复杂。由于突然死亡的人减少了，高龄患者会面临一段相当长的衰弱期，不同程度地剥夺着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很多年轻人说自己老了就去养老院，把房子一卖让别人照顾自己。但有几个老人是在完全健康的状态下自己走进养老院的？一个独居的老人真的习惯突然过起集体生活、被护工管理的日子吗？疗养院通常按失能程度将老人分区安排，一个失能老人通常比别人更需要在一个熟悉的地方，被熟悉的人照顾，做自己熟悉的事，而在疗养院，身边是一群和自己一样失能的陌生老人，自己又被陌生护工以陌生的方式看护。这会让老人心智迷失、思维混乱，没人希望以这种方式走完一生。
老人通常不是单纯由于“年龄到了”被送进疗养院，而更多是“生活变故”所迫，比如家属忙不开照顾，处理社会事务时捅了娄子，如驾车失控、被诈骗、人前失态、家庭不和……这些都让疗养院成了最后的兜底手段。
老人在知道自己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而被迫离家时，会更感抑郁。有些老人对疗养院表现出长期的不适应，这是一种老年特有的孤独和压抑。疗养院作为医院床位不足的补充，建立的初衷不是让老人宽心，而是让家属安心，其所提供的“标准化”服务，可以说是在状况不同的老人中求得的“最大公约数”——显然，老人的“个性化”需求会被牺牲。
在这里，老人被当“老小孩”看待，而自尊、个人价值等生活意义则让位于避免褥疮、保持体重这样的“安全目标”。老人想要自主，但在儿女看来，父母正是因身体原因被剥夺了部分自主权才需要住养老院，他们得适应自主权缺失后的生活。如果给老人彻底的自主，则会导致安全隐患，这点跟把老人独自留在家里是一样的。所以家属对疗养院的第一要求就是安全，哪怕是在监督和约束下的安全，至于老人自己则像物品一样被“保管”在这里。
人既需要私人空间也需要相互关心，这带给人一种“家”的自在与温暖。幸福的老人即使因身体原因使得生活需要帮助，也不会牺牲自主性，一种在现实框架允许范围内的自由，按自己独特信念去塑造个人生活，是主动去生活，而非被生活所驱使。这被称为“忠于自己”的人生。
人一生都在为“忠于自己”这个目标而努力，更多的，它是一种博弈，我们总要放弃些什么。没人愿意因为年龄大就被剥夺自由、被征服，让自己的生命完整性被割裂，产生自我消散的痛苦。所以对老人的关心也不能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他们的选择，而是帮助其扩大选择范围。
同时，相互关心的人际关系让老人觉得自己在世界上还有个位置，还有人希望他们活着，而不是一个等待修复的“物件”，这对排解孤独感非常重要。从事后人的角度，因不治之症在ICU度过最后的日子当然没什么意义，医学干预更多出于社会文化。讽刺的是，我们把“抢救”当成尊重一个垂死之人生命的唯一方式，事实上就等于没人关心垂死的人还有什么生命质量可言，当代文化只能教人如此“尊重”生命么？
很多人觉得老年人就“不该”有追求了，但其实连垂死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关注点，只是他们关注的优先级和健康人有差别而已。对致命疾病患者而言，优先级是在当下享有可能的最充分的生活，具体目标像消除疼痛与不适，保持头脑清醒，自己能上厕所或与家人偶尔外出。
美国麻省总医院的研究表明，接受姑息善终服务的人并不比接受常规医疗干预和抢救的人活得短，且有较大可能延长生存期。那些就临终偏好进行过实质性交谈的病人在死前更平静，对自己的状况有更好的控制，也减少了家属的痛苦。从医者的责任，是按照人类本来的样子对待病人，而不是战胜死亡。
医学领域也要培养“向死而生”的意识，即在人的必死性方面谋求共识，并以生命尊严和保持有意义生活作为新的追求，医患双方都面临着学习的任务。
为此，站在病人的立场上与其共同决策，寻求病情信息背后的意义，这种智慧的勇气是将人之精髓延续到生命最后的核心要素，它不仅对逝者重要，对留下的人更重要。因为医学的真正目标是……
助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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