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风病是气血逆乱，产生风火痰瘀，导致脑脉瘀阻或血溢脑脉之外。临床以突然昏仆，不醒人事，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舌謇语涩，偏身麻木为主症的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
但是，由于历代医家，甚至同时代的医家对于“中风”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古代文献中有关中风的论述不可避免地对后世的中风病的研究者产生了误导。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历代“中风”一词的概念的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
中医学对中风病认识是逐步完善的，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诊断、鉴别、治疗等方面的认识是曾经经历过巨大的变化。在唐宋以前，中风的外风论是主流思想。金元时期，以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为代表的一些医家反对外风学说，认为中风是由于各种内因所致。从此，内风论逐渐成为中风病的主流思想。本文回顾和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著名医家诊治中风病的特点、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丰富多彩的认识和重要的诊治思想及源流进行了研究和整理。
由于中风病发病急骤，变化多端，病情危重，后遗症多见，所以深受历代医家重视，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逐渐认识了中风病的发病规律和辨治要点，总结了许多临床风药经验。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对中风病的重要的诊治思想进行了归纳、分析和讨论，以冀对临床诊治中风病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脑卒中，又叫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发病快、恢复慢、死亡率高、残疾重，高血压患者易得，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给很多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和影响。根据WHO公布的数据，在57个国家中，有40个国家把脑卒中的死亡率排在了前三位，其中在日本和中国已居首位。
而据1989年制定的《全国脑血管病防治规划纲要（1990-2000）》推算，我国每年新增的脑卒中病例约130万，每年因脑卒中死亡者近100万，患病人数（包括恢复期或已康复者）约达500-600万。约3/4存活者不同程度的失去劳动能力，重度残疾者约占40%以上。约1/4到1/3的初发者将在3-5年内再发。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高血压、吸烟、糖尿病等中风重要危险因素的急剧增长，中风的危害愈益突出。因此如何降低死亡率和残疾率，已成为当前医学上的攻关重点。
明末清初喻嘉言《医门法律·中风论》说：“中风一症，动关生死安危，病之大而且重，莫有过于此者。”因而，祖国医学历来对中风病极其重视，对中风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现代医疗经验和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在抢救中风危重病人时，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疗效大大优于单纯运用西医西药方法。而在中风病的康复期使用中医中药方法，对降低致残率更有独到优势。即便在今天，这些经验仍有巨大挖掘价值。因此，对中医中风文献的整理也受到了相应的重视，但是，从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看来，中风病概念的古今变化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弄清每位医家所言的“中风”的内涵，并以之来指导临床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
中风一词所指的疾病古今差异很大。如《内经》中风一词都是指外感重病，并无偏瘫失语等症状。而今天所谓的中风则完全与外感病无关。而中医史上还有所谓的真中、类中、中脏、中腑等不同的概念，在各个时期意义都是有区别的。加上中医学史上长期以来尊古思想十分浓厚，以后的医家引述前人文献时，常未能明辨前人各个概念所指的究竟是何疾病，导致后人在转引文献时更不明就里，而以讹传讹，这样，中风的概念在历史上也就十分混乱。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的中风的专题研究者身上也时有发生。
中医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的认识曾经经历了一段长期的艰苦的弯曲的历程，但与之俱来的是，在中风病的诊治方面逐步形成了更丰富多彩、更全面、更系统的理论，并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行之有效的、日趋完善的治疗方法。
但是，在中风病的诊治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几乎每一位中医名家在强调自己的理论主张时，都没有忘记对前代医家或同代医家的评价，其中不乏批评指责之词。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些评价一部分是出自各位医家自己的临床真实体会。但直到今天，中医对中风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仍有不少的意见分歧。
怎样来解决这些矛盾，怎样来处理这些分歧，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如果我们能就中医对中风病的诊治的历史文献作一认真的归纳和整理，特别是对各种诊治思想的来龙去脉进行清理，并把它们和现代医药学对中风病和中风病方药的认识结合起来，或许能对当前的临床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或许能为中风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材料。
中医历来对中风一病极为重视，历史上曾将中风列为四大症之首，许多中医古籍在论述疾病时，也将中风病列在书前。直到今天，中风在临床上仍是困扰全人类的一大疾病，且在病因病机和诊治等方面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由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医对中风的诊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临床上，人们发现，中医治疗中风的疗效是可靠的。上世纪60年代的统计资料表明，单纯用西医药治疗脑出血，其死亡率在70%以上，而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则疗效大大提高，死亡率在40%左右。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治疗中风病一直受到理论界广泛关注，得到临床医家广泛应用。与此相关，对中医中风文献的整理也一度受到相应的重视。上世纪6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整理了《中风专辑》。但是，在文献整理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概念性的错误，即：中风病概念的古今变化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风”一词所指的疾病古今差异很大。《黄帝内经》“中风”一词所指的均是外感重病，并无今天所说的偏瘫失语等症状。到汉代，《伤寒杂病论》中“中风”一词则既可指外感病（太阳表虚证），又可指今天所说的中风病。但直到隋代，“中风”一词仍主要是指风邪外中引起的外感重证。唐代以后，随着《伤寒杂病论》逐渐广泛的传播，中风病的概念开始由主要指外感病向主要指偏瘫之类转变。经宋至元，将“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举，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称之为中风逐渐成为普遍现象，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真中与类中之辨。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从元代以后凡称中风或类中风者指的就是今天所说的中风，由于中医学史上长期以来尊古思想十分浓厚，元代以后的医家引述前人文献时，常未能明辨前人“中风”所指的疾病，导致后人在转引文献时更不明就里，而以讹传讹。若今人在阅读古代医籍时不多加甄别，则极易错误理解古医籍的原意。这种情况即使在中风的专题研究者身上也时有发生。如李赓韶在对历代中风治疗的用药规律进行总结时，对从《黄帝内经》到清代的治疗中风的409首处方进行统计。
在《黄帝内经》中，有大量“风邪中人”之类的说法。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见其形。”又如《素问风论》：“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显而易见，则《黄帝内经》“偏枯”与“风邪中人”是不同的概念。
《素问风论》又说：“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王冰注曰：“内耗其精，外开腠理，因内风袭，故曰内风。”认为此处内风即是《素问评热病论》中之劳风，而“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又注曰：“从劳风生，故曰劳风，劳曰肾劳也。肾脉者，从肾上贯肝鬲，入中，故肾劳风生，上居肺下也。”可见，此处所谓内风，是房中事肾劳伤风之谓，与今之“内风”迥异。
汉代，“中风”的概念开始发生悄悄的改变，“中风”一词的内涵逐渐扩大，不仅用来指外感病，而且也包括脑卒中（因当时人们认为脑卒中也是由风邪侵袭人体而成）。
张仲景（约3世纪初）在《伤寒论》说：“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此处“中风”仍指外感风邪的表虚证。在《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中，五脏中风仍完全属于外感重证（只不过重伤五脏而已），而与今之中风完全不同：“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肝中风者：头目瞤，两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心中风者：翕翕发热，不能起，心中饥，食即呕吐脾中风者：翕翕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目瞤瞤而短气”
但《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我们可以看到“中风”全新的内容：“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㖞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在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此处中风的证候特点中有“㖞僻不遂”、“肌肤不仁”、“不识人”、“舌难言”等。很明显，这里的中风的证候与今天的脑卒中大体相同。
明代戴思恭《证治要诀》说：“中风之证，卒然晕倒，昏不知人，或痰涎壅盛，咽喉作声，或口眼㖞斜，手足瘫痪，或半身不遂，或舌强不语。”这种说法被后人广为接受。继明代李时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清代王清任提出“脑髓说”之后，清末西学东渐，促进了传统医学的发展，中西医学逐步融汇、交流成为主流，清末至民国初年，出现了一批中西医汇通派医家，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引入西医的解剖学知识解释中医中风病的机制，为中风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如张伯龙、张锡纯等参照西方医学，认识到中医的中风病与西方医学中的脑卒中（属于急性脑血管病）基本相同，从而提出脑充血和脑贫血的概念，使对中风病的认识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后来，随着西医对脑梗塞的认识和伴之而来的缺血性中风提出，中医也有了缺血性中风和出血性中风的说法，因而对中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自此，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构成中风的两大部分，这种认识被广为接受。到了现代，虽然对中风的概念仍有不一致之处，例如有所谓“腹中风”、“肠中风”之称，但这些概念并末被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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