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同志
第一个关键词是平等。案例是尺子,能够让我们对同等情形一视同仁、同案同判,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这也是现代法治的首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大力推进类案检索工作,这项工作对法官办案来说意义重大。现在办案,无论是合议庭评议,还是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乃至向上报告,在制作案件材料的时候都要求附一个类案检索报告,比如一个案件的被告人受贿一千万元,那么就要找近期与他职务相近、数额接近、情节相似的一些案件附在材料后面。这些类案情况就是一把标尺,尺子亮出来,手里的案子应该怎么判,就会一目了然。
第二个关键词是传承。案例是经验,凝聚着前辈的司法经验、知识和智慧,遵循先例就是尊重经验,当然也在传承司法经验、知识和智慧,无论是对当下个案裁判而言,还是对整个司法长远发展而言,这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西方的判例制度,在我看来判例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司法知识的传承体系。这种制度可以让一些司法知识经久不衰,并推陈出新。
第三个关键词是安全。案例是规则,对于法官而言,既可以约束自身肆意妄为,也可以抵御外界不当干预,从而为我们提供职业的“避风港”。人民法院现在建立类案检索制度,要求同案同判,既可以稳定社会公众的预期,同时也为办案人员提供排除干扰、保护自我的安全屏障。
第四个关键词是效率。案例是方法。在成文法体系下,司法判案的基本思路是“三部曲”:首先查明案件事实,其次寻找法律规范,最后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作出裁判。姑且不论复杂案件找法过程的“艰辛”,即便是简单案件按照上述思路裁判案件也不无繁琐。如果遵循指导性案例,审理过程则大大简化,直接参照案例规则裁判即可,这无疑会提升审判效率。当然,遵循指导性案例的效率意义还在于裁判说理负担的减轻。很多国家的判例实践是,只要参照先例判案,先例本身就是足够的裁判依据,无需详加论证。而背离先例则需要充分说理、多方论证,有时候还要提高审理规格等,可谓费时费力(这也让司法活动不得不遵循先例)。
第五个关键词是权威。案例是说服力。具有指导价值的案例往往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裁判,如同大浪淘沙后留在河床上的金子。遵循这些案例裁判就是尊重权威,自然也会借助这些案例的权威性,提升当下裁判的说服力。作为办案法官,我对此感受颇深。我们现在只要把类案判决情况呈现出来,无论是合议庭评议,还是审判委员会讨论,很容易形成一致意见。类案判决本身就是说服力。
第六个关键词是素养。案例是捷径。2007年在人民大学读博士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读博期间要解读一百个典型案例,2010年博士毕业前夕目标基本完成,将这些案例研究成果汇总出版了三本书。这个事情做完后,发现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能力明显提升。不仅如此,也正是基于对案例的研究,读博期间我还在《法学研究》《法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所以,我在很多不同场合宣扬,研习案例是提升法律素养、锤炼业务能力、积累科研成果的捷径。
第七个关键词是法治。案例是法治的基本单位,内涵十分丰富,比如静态的立法文本和动态的司法要素、实体性的规则和程序性的规范、字面上的法条和观念中的法律等等,几乎包含了关于法的所有信息。通过司法案例,我们可以获得这个国家有关法治的林林总总。正因为如此,案例是开展法学研究最应当依托的资源。司法案例还是法律实施的载体、法治宣传的素材。现在我们说司法机关的宣传工作要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挖掘案例蕴含的法治信息,做好典型案例的宣传。
如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访问量很大,已经有了52亿的访问量,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当于一部规模宏大的“当代中国史”。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每一位法律实务工作者,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监察官以及律师同仁等,其实都是在用倾注其心血的“案例”,参与、创造并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的案例不仅记录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会解释法律、细化规则,甚至创立规则,成为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助推器。在这方面的实例比比皆是。所以,对于案例以及我们每天都在做的“案例生成”工作,不管是侦查调查、起诉审判,还是辩护执行,理应有一颗对当下的责任心和一份对历史的敬畏感。
最后,我想说案例还是“中国法学兴盛的关键”。坦率地说,现在的一些法学研究更多是“拿来”,有的甚至是直接照搬照抄国外。一味如此,则永难翻身。我们应当认真思考法学研究的转向问题,应当多关注本土实践,尤其是司法案例,这也是我们无与伦比的优势。想想每年仅法院一家就可以产出三千万个案例,且新型、疑难问题比比皆是,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对学术研究而言,这是多么可观、难得的一个“富矿”。所以,我们的法学研究如果能够以华丽身姿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让别人刮目相看,将会是从对中国本土实际案例的研究开始。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2020年年会上发言记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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