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青年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发展轨迹初探——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表现之一就是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以人为中心，把人看作历史的主动力量;恩格斯的学说以自然和技术力量为中心，人是自然和技术力量的奴隶，批评恩格斯思想是“见物不见人”、“缺乏人学辩证法”的机械论哲学。甚至断言，恩格斯一生的理论“未涉猎人的领域”。

而在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比较重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且发表了大量有关的论文和著作，而或多或少地忽视对恩格斯这方面内容的研究，客观上也给人造成一种马克思重视人、恩格斯轻视人的思想倾向。

笔者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归功于他们二人的创造。但是也应该承认恩格斯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其不同于马克思的特殊的过程。对人的认识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和马克思的思想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

　　一

　　1846年之前的青年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37年辍学经商直到1842年赴英国之前。

　　恩格斯1837年退学后，先在他父亲的事务所里当办事员，后到不来梅的一家贸易公司经商。但此时的恩格斯并没有因为离开学校而中断了学习生活。他在从事商业工作的同时，始终关注着社会现实和人类的命运，经常彻夜不眠地阅读多种报刊、杂志和革命民主主义代表人物海涅和白尔尼等人的进步著作。后来又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特劳斯的影响，读了《历史哲学》等黑格尔的著作。因而使他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认识上，特别是对神与人关系的认识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不来梅时期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以及他与同学的书信中体现了不来梅时期的人学思想特征。

　　一是表现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权利的同情和忧虑。恩格斯早在童年时期上下学的路上，就经常耳闻目睹广大工人群众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状况。来到不来梅后，他第一篇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长篇散文体文章《乌培河谷来信》中则详细描绘了他的家乡乌培河谷地区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工作状况。他为苦难深重的穷苦工人呼吁，痛斥残酷无耻剥削工人和儿童的工厂主和神秘主义者“不是‘正派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8页)并试图揭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及其克服的途径。这里表明了恩格斯的人学思想一开始就深深打上现实性的烙印，把焦点对准作为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者。

　　二是表现为试图用人的本性说明神的本性。恩格斯童年时期曾受到以他父亲为代表的正统的宗教虔诚主义的教育，但同时也受到以他外祖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教育。初到不来梅时，恩格斯还是一个有神论者。但他却试图把人文主义思想与宗教神学观点结合起来。他认为，宗教与其说是属神的，不如说是属人的，是为人所有的，是为人的精神要求所必需的，是“出自人的本性的最强烈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04页)“没有人性也就没有宗教”。(同上，第511页)“宗教之树生长于心灵，它隐蔽着整个人”(同上，第511-512页)。他虽然接受过宗教神学的人的原罪学说，一但同时又主张“人生来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同上，第504页)观点。他明确宣布：自己是一个先锋战士，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表明此时的恩格斯已经不是正统的有神论，并开始了从神学向人学思想的转变。

　　三是表现为接受了白尔尼、海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恩格斯在不来梅阅读了海涅和白尔尼等人的著作后，受到强烈震憾。他开始意识到个人的命运应当与整个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他参加了进步的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并积极投身到反对德意志封建专制的斗争中。1839年他在致同学格雷培的信中指出，从1816年到1830年的复辟时期，王室对人民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滔天大罪，他们不给人民以自由的权利。他热烈讴歌1830年法国反对封建暴君的七月革命，憧憬在德国也爆发这样一场革命，推翻专制的暴君，使人民获得自由。

他说：“在这里用温良恭顺的态度是什么也办不成的，这些侏儒一奴性、贵族的统治、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必须用剑来铲除。”(同上，第514页)恩格斯主张青年人应该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现实的斗争中去，用血与剑、力量与激情去锻造壮丽的人生：“工作、生活，青年人的勇敢精神—这才是实在的!”(同上，第575页)恩格斯当时借助于文学形式参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抨击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促进人民的觉醒。他在谈到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时指出，“要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焕起他对祖国的热爱。”(同上，第14-15页)

　　四是接受了黑格尔的泛神主义的自由历史观。恩格斯受到施特劳斯的影响特别是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对宗教的本质的认识较之初到不来梅时又有一些变化。他表示自己已转到黑格尔的哲学泛神论的观点。他写道：“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同上，第544页)，黑格尔为“现代泛神论之父”(同上，第105页)，黑格尔把自由概念看作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和根据，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历史中活动的都是精神个体，他们各有自己的目的、意向，因而历史就是无数个人共同活动的结果。

恩格斯非常欣赏黑格尔这些观点，主张神即自由概念、自由概念即神。我们周围的一切是神，也是自由概念。“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同上，第547页)。历史由人组成，通过人和人的自由来实现。恩格斯还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行动相结合，认为自由概念与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因而他认为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和作为文学家的白尔尼是相辅相成的。白尔尼是黑格尔哲学的实践方面，在实践中实现了黑格尔的自由观点，白尔尼的著作是争取自由的行动。

　　1841年3月，恩格斯从不来梅回到巴门，同年9月，利用在柏林服兵役的机会，经常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程，和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兄弟、科本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开始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此间恩格斯撰写和发表了三篇震动当时思想界的著作和文章即《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家》。主要内容虽然是批判谢林对黑格尔的攻击，但其中也反映出恩格斯的人学思想。

　　首先，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的思想。恩格斯这时已经认识到，黑格尔的泛神论思想实际上是调和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但毕竟在否定宗教神学方面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谢林攻击黑格尔哲学，并不是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不足，而是鼓吹他的天启哲学，在新的招牌下恢复非理性的‘“拟人观的上帝”(同上，第257页)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等人对黑格尔的批判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创立的关于宗教的思辨学说的补充。”(同上，第266页)“他们两人都得出同一结论：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同上，第266页)

　　其次，恩格斯把人看作自然界的庞儿。恩格斯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依赖关系。他指出：“在此以前一直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象幽灵一样以它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担惊受怕的自然界，-—现在同我们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啊!”(同上，第266页)“自然界向我们敞开大门并且向我们大声疾呼：别离开我，我是不会被摒弃的，我没有放弃真理，过来看看吧!正是你们自己最内在的本质赋予我生命力和青春美!天堂降临尘世!它的珍宝撒满人间，就象路上的石子一样，俯拾即是。”(同上，第266-267页)因此，一人是“自然界的宠儿”(同上，第267页)，现在“经过青年时代的长期奋斗、异国他乡的长年漂泊之后，作为一个自由的男子汉回到了自己母亲即自然界的身边。”(同上，第267页)

　　再次，恩格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和自我意识。恩格斯认为，人经过疲惫不堪地长期斗争和追求之后，自我意识的光辉日子在他身上降临了。人“站在那里，自由而坚信、自信而又豪迈，因为他身经百战，他战胜了自己，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了自由的桂冠。”(同上，第267页)“这桂冠，这新娘，这圣物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一只新的圣杯。”(同上，第267页)人的使命就是成为圣杯骑士，为它而献身，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自由的千年王国。自由这种观念所向无敌的力量和对真理追求的信心、信念是每一个真正哲学家的真正的宗教，是真正的实证哲学即哲学史哲学的基础。“它才是最高启示，人对人的启示，在这一启示中，任何批判的否定都包含有肯定的东西。”(同上，第268页)人的自我意识是只奇异的凤凰，它筑起自焚的火堆，从化旧事物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青春，重新冉冉升起。恩格斯号召人们把自己神圣而祟高的一切奉献给凤凰自焚的柴堆，为人们的自由和自我意识“血战一场”，“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同上，第269页)

　　综上所述，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人学思想特征主要是在反对专制和宗教神学成为革命民主主义的过程中，同神学决裂，并接受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观点，把人看作一种理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的人，因而是一个从神学向人学转变过程。然而这一阶段恩格斯也不完全同于黑格尔。一是它包含着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二是开始接触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影响。这两点决定了恩格斯的人学思想最终还要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