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词汇，不仅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对于政治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文明范式”下，美国学者亨廷顿推导出的“文明冲突论”丰富了对于现代政治及国际关系的理解，但在范式的基本构成要素——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等方面均存在缺陷。从观察角度看，是以西方为主要出发点，将西方与非西方割裂开来看的；从基本假设看，是将文明假设为一种不变的固有存在，具有宿命论的色彩；从概念体系看，过度强调文明间的差异及特殊性，对其多线性、交互性缺乏足够关注。
对于理论而言，方法论基础与结论的正确性直接相关。作为一种范式，“文明范式”是成功的，对于现代政治及国际关系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从“文明范式”向“文明冲突论”的推导过程中，却陷入了西方性、静态化的危险，缺乏对能动性及互联性的关注。究其根源，在于其虽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理论解释却限于政治领域，而缺乏对社会层面的分析。而要理解当代政治的复杂性，还需要补充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与视角，比如历史社会学。
尽管作为社会学的分支，但历史社会学的关注领域更为广泛，已经深入到社会间的政治活动之中，主要研究历史进程中大规模的社会变化。历史社会学有三条基本假设：（1）任何对当代社会关系的理解都只来源于从前产生这些社会关系的先例，因此其核心是对现代与过去之间存在因果依赖的认可；（2）历史中变化的时空背景是很重要的；（3）实证的、比较性的工作可以避免静态方法下出现的弊端。这三条假设避免了理论发展可能出现的忽略历史进化趋势、忽略历史动态发展、忽略广泛联系等问题。因此，在历史社会学视角下运用“文明范式”，恰恰可以扬长避短。
首先，历史社会学重视社会间的联系，可以弥补“文明范式”对广泛联系关注不足的缺陷。历史社会学认为，研究不能局限于自我限定的理论框架内，应当植根于更加广泛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因此，仅仅对差异性进行研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关注如何让差异性适合占主导地位的“一般”类别，毕竟一般类别才是不同变量得以生长的土壤。其次，历史社会学在避免特殊性研究方面的努力可以弥补“文明范式”在观察视角上过于强调特殊性的不足。历史社会学不仅仅强调事例支撑，且重视如何选择、组织和解释历史证据。换言之，历史社会学既对“文明范式”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也避免了“文明冲突论”的宿命论，将“文明范式”的重心从西方与非西方关系扩展到整体世界中文明间的相互联系上。再次，历史社会学的文明分析方法对能动性的关注有助于弥补“文明范式”在基本假设方面的不足。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动态性的，它试图解决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研究容易出现的僵局。如美国历史社会学尝试通过预先设置参与者的主观性而把“能动性”置入对现代性的论述中来；欧洲历史社会学在进行文明研究时，通过承认结构—能动性的多元化来解决结构决定论的问题，都可以对“文明范式”加以补充。
历史社会学以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演进的过程，其根本对象是历史过程中的社会互动。这就为我们辩证地探寻文明发展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而在文明研究层面对传统研究视角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与超越。这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明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没有一个文明是绝对纯粹的，那种出于形形色色的偏见，以民族中心主义为表现的文明排斥必然会成为灰色的历史背影。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