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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贵族
太阳风869
>《未命名》
20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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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一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福楼拜
01
许多名门闺秀,年轻时体态窈窕,花容月貌,一到晚年,却朱颜大改,与旧日光鲜判若两人,甚而至于有目不忍睹者,让人痛感岁月是把杀猪刀。然而却有这样一类女性,能把百年光阴活成精彩绝伦的图画,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名媛,她叫郑念,原名姚念媛,
1915
年生于北京,长在天津。家世显赫,位列名门。祖父姚晋圻,翰林院庶吉士出身,曾任两湖书院院长、湖北教育司司长。父亲姚秋武,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中华民国海军舰队任职,少将军衔。姚家当年,也是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郑念出生便是名门闺秀,自小而大,锦衣玉食,知书识礼,受到过良好教育。她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时,就因天生丽质,表现优异,先后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京津地区的风云人物。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其后选择出国留学,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在那儿她认识了攻读博士学位的郑康琪,两人相识相恋步入婚姻。
少女时代
02
留学归来,适逢抗战军兴,烽火遍地,他们没有回北方老家,而选择了直奔重庆。丈夫在外交部任职,随后被派遣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堪培拉使馆,担任了
7
年的外交官。在这里,他们有了唯一的女儿郑梅萍。
1948
年底,郑念随丈夫回国,途经香港,一番徘徊之后,他们没有入台,而是决定留在大陆。
1949
年,郑念带着女儿,一家三口从香港回到上海。郑康琪受聘担任陈毅市长的外交顾问,后来成为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经周恩来批准,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不久,郑康祺在市中心购买了一栋三层小楼,郑念将它布置得极其温馨舒适。那段岁月,生活安定,没有波折。
一切都显得那样高雅惬意。郑念曾这样描述自己居住的环境:
窗上有帆布篷遮,凉台上垂挂着绿色的竹帘。就是窗幔,也是重重叠叠,有条不紊地垂着。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幽暗的灯光,将大半间居室,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但白沙发上一对缎面的大红绣花靠垫,却还是鲜亮夺目,扎眼得很。
改朝换代后的上海,流行穿中山装和列宁装。张爱玲受邀参加文代会,进入会场,发现人人都是清一色的灰蓝中山装,唯独她身穿旗袍,成了另类,丁玲甚至责问她为何如此大胆,如此的与众不同。受到惊吓的张爱玲回家后便直奔海外。郑念没有这样的觉悟,她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架柜上陈设的还是明清古董,书架中摆放的仍然是中英文书籍,家里依旧有仆人、管家和厨师,外出依旧身着旗袍而不改穿解放装。她的英国朋友形容她的家庭,是这个“单调乏味的城市中,一块舒适而又高雅的绿洲”。
文革前郑念居住的三层小楼
郑念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看书喝茶,弹琴唱歌,坐在柳条编织的藤椅里,凝视布满星斗的苍穹。而女儿郑梅萍也会邀请朋友来家里听唱片,欣赏中外音乐。在郑念看来,整个上海,这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像她这样居住条件的,大约只有十多户人家,仍还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样式。
1957
年,郑康祺查出患了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不久病故,年仅
47
岁。丈夫死后,
42
岁的郑念悲痛万分,在女儿的安慰和支撑下,她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担任了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也代理总经理职务,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此后的生活,她才真正品尝到什么叫做风霜刀剑。
一家三口
03
原本,壳牌撤出大陆时,郑念是可以调到香港公司工作的。但女儿梅萍不愿去境外,梅萍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这儿有她的事业;郑念也不放心女儿独自生活。一切似乎都是注定的。等到醒悟过来,母女俩想走也走不了了。
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曾经那么显赫的经历,她的出身,她的家庭,她的留英身份,以及为外资企业工作的资历,都成为猜疑和迫害的内容。她最大的罪名是“英国间谍”,随即而来的是抄家,逮捕、沦为阶下囚。
1966
年,整个形势已经失控,红卫兵可以为所欲为。为给佣人们留条后路,郑念决定在红卫兵前来抄家之前,从银行取出
6000
元分给陈妈、老赵、厨师和花匠。这在普通月薪只有
30
来元的当年,相当于给每人一次发放了四年的工资。郑念还告诉他们,如果害怕,随时都可以离去。文革结束,只要她的财产尚在,她会再次补贴他们。但没有一个佣人愿意主动离开。
很快,郑念便遭到了疯狂的抄家。数日之内,三批红卫兵纷至沓来。那天她正在书房里读《第三帝国的兴亡》,大约三四十个高中学生,在三个教师摸样男女的带领下,以暴力打门的方式一拥而入。这群人见玻璃就砸,将柜子里摆放的各式相机、手表、望远镜和银器,以及其他值钱的东西,查抄出来堆放在一起,以便装车带走。楼板上到处是各种颜色的瓷碎片,牛血色、宫廷黄色、青瓷的绿色、蓝色和白色。当一个红卫兵把康熙年间的酒杯放在地板上用力踩踏的时候,
51
岁的郑念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被扑倒在地的红卫兵站起身来,愤怒地用脚狠踹郑念的胸部。
最终,在郑念反复的解说和抗争下,这伙人终于明白了,原来瓷器的价格要远远高于进口相机和瑞士手表,决定拿它们一并运走,这才停止了疯狂的打砸。但为时太晚,许多收藏瓷器的盒子已经空空如也。
红卫兵在寝室中砸家具,在客厅中砸唱片。但凡能砸的都砸,储藏的面粉、糖、罐头食品和毛皮大衣、晚礼服,遍地皆是,彷佛经历过一场地震。旋转的吊扇下,毛皮、丝绸、棉布碎片随风飘扬;花园中的草坪上燃烧着一堆火,红卫兵们围在火边,不断往火里扔各种中外名著。
04
抄家行动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郑念到厨房喝咖啡时,一个身材苗条、梳着辫子的漂亮姑娘问她喝的什么。当明白是外国咖啡时,这个女孩忿忿不平地责问说:“为什么你必须喝外国饮料?为什么你必须吃外国食品?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外国书?为什么你从里到外都是外国的?我们去过许多资产阶级家庭,你这个家是最坏的,最反动的。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郑念对女孩的发作报以一笑,决定尝试一下,看看能否教会她用自己的目光看待事物。
“你吃土豆吗?”郑念问她。
“我当然吃。”
“哦,土豆是外国食品,最早是外国人引进中国来的。还有西瓜,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传进来的。至于外国书籍,马克思是德国人,如果人们不读外国书,就不会有共产主义运动了。即使在通讯极其困难的古代,事物和思想也无法封锁,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这些话让女孩陷入了沉思,她的老师从来没教过她这样思考问题。“你倒是善于把事情说清楚。”女孩说,“你上过大学吗?”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女孩有点明白自己的差异了。
因为当天没有安排卡车来拉抄家的物品,红卫兵将查抄的首饰和贵重物品锁在一间书房里,并在门上贴了封条后走了。临走,又特别指令佣人们监视郑念的行动。
05
傍晚,正在大家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门铃突然间又响了。这次来的是八个身穿粗布蓝上衣的中年男子,领头一个手持皮带的人冲着郑念大声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对你采取革命行动来了。”
场面的荒谬让郑念不禁感到好笑。“真是的,你们是红卫兵吗?在我眼里你们更像他们的父亲。”
受到嘲讽的中年男子抡起皮带抽打郑念,高声吼叫着要她交出钥匙。剧烈的疼痛使郑念咬紧了嘴唇,她告诉领头的男子:“钥匙被昨晚来的红卫兵缴走了。”
这伙人把郑念和佣人锁进厨房,匆匆忙忙收集了几箱东西之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敢动红卫兵封存的房间,这伙人其实就是来趁火打劫的。
那些天,女儿梅萍只偶尔回家一趟,电影厂也在搞文革,所以她来去总是匆匆,郑念有好多话要对她讲,却没有说话的时间。
一天,梅萍的朋友小许,一位中学教师来访,梅萍正好又在电影厂里。小许告诉郑念,红卫兵把一直是上海标志的天主教堂的两个塔尖拆了,还冲进上海图书馆,焚毁了大量书籍。他劝郑念带着梅萍逃往香港。“你在国外有许多朋友,为什么不带上梅萍走呢?”并用很严厉的口气提醒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郑念最终没有接受小许老师的劝告。一年前,她是可以去香港壳牌公司就职的。但女儿不愿去香港做一个二等公民,即便现在形势纷乱,梅萍和母亲交谈时,仍然不愿离开上海,她相信事情会发生好转。梅萍是郑念唯一的女儿,这就是宿命,郑念只能选择留下。
劝不动郑念母女的小许,后来自己去了香港。他是游到澳门后,再辗转到了香港的。
06
郑念决心以平静的心态,来应对面临的动乱。但形势还在继续恶化。小许走后不久,第三批红卫兵又闯进门来,他们的红袖标上写着三个大大的汉字:“造反者”。这群人挥舞棍棒,捣毁玻璃,一来就喝令郑念跪下,郑念拒绝执行指令,他们就击打郑念的后背和腿弯,将她打倒在地。
有人问:“现款在哪里?”
“被早来的红卫兵拿走了。”
“都拿走了吗?”
当他们得知还留下了几百元的生活费,就放在楼上书桌的抽屉里时,几个人上楼去把抽屉拿了下来。得到钞票后,这些人仍不满足,其中一个戴淡色眼镜的男子,用严厉的腔调喝问;黄金和武器藏在什么地方?
郑念告诉他们,自己没有黄金武器,第一批红卫兵把整座房子都翻遍了,也没发现这些东西。但造反者坚信她在说谎,他们带着郑念和佣人走遍了房子的每个角落。他们切开床垫、砍开座椅和沙发,撬开浴室的瓷砖,爬进壁炉,探查烟囱,掀起楼板,蹿上楼顶,摸索房顶下的水罐,趴在楼板上检查管道。只要能搜索到的地方,就绝不放过。
当他们决定挖掘花园的时候,黑夜已经降临。但这伙人还是锲而不舍,挖草坪,掘灌木,抠花盆,直到把自己弄得满身泥浆一身臭汗,仍一无所获。最终,体力的消耗毁灭了革命的热情,一群人被迫返回屋里,但个个怒气冲天。
戴淡色眼镜的男子大声威胁说,再不主动交出黄金和武器,他就要推翻墙壁。面对几近疯狂的失态,郑念毫不畏惧,反而以正常而又友好的声音慢慢地告诉对方说,说话要讲道理,通逻辑。如果要在墙里藏东西,必须请泥瓦匠才能把墙修复。所有工人都是为政府企业工作的,他们早把这件事向党汇报了。
因为被女主人说不讲道理,眼镜男气得嘴唇哆嗦,抬手便想打人。没想到梅萍养的猫突然从厨房里窜了出来,从后面发动袭击,用尖利的牙齿狠狠地咬进了眼镜男的小腿肉里。然后在眼镜男疼痛的尖叫声中,闪电般地从窗户跳了出去。它坐在高高的木兰树枝上,喵喵地叫着,然后就消失在夜色中了。
受到攻击却又无法回击的造反派,看到自己的头头被咬伤后的狼狈相,一个个完全泄了气。只能转而恐吓郑念,说她养了一只攻击造反派的野兽,定将受到惩罚,那只猫迟早会找到并执行处决。
原以为猫的行动可以让人安静一会儿,没想到前边又响起了擂门声,原来是第一批抄家的红卫兵又杀回来了。
郑念赶忙叫佣人们回到房间,自己也迅速躲了起来。然后便听到许多人上下楼的声音及大叫声,愤怒的争执几乎要掀翻屋顶,接着便是打斗。郑念只能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被毁掉。尽管外面的闹声那么大,
疲惫不堪的郑念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两队红卫兵已经达成了和解。郑念到楼下衣帽间洗手时,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散乱的头发,苍白浮肿的脸,额头和双颊还布满了泥点子。郑念被自己的容貌惊呆了,这使她想起了曾在重庆大轰炸时看见过的一具女尸,死得毫无尊严。就在这一刻,郑念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她面对的是一场维护自己名誉的战斗,不仅要活着,而且要像花岗石一样坚强,无论受到怎样的打击,都决不能被打垮。
早饭后,卡车来了,运走了所有查抄的东西。原以为折腾了几天的红卫兵会随着卡车离开,没想到竟然留下不走了。一个女造反派对郑念宣布说,她不能离开房子一步,红卫兵会在这里轮流监视她。
所有的交涉和力争都是徒劳的。女儿梅萍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必须越来越多的在制片厂内过夜。即便回家,也不允许母女两人见面。经过争取,才允许郑念到花园散步。这也使梅萍终于找到机会,每当晚间回家,便往花园里扔小纸团,以便母亲能在第二天早起锻炼时捡到它。
不久,一条极左口号将阶级的区分推向顶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很快,梅萍便被从“群众”队伍中清除出去,关进了牛棚。随即,制片厂一伙造反派来查抄了她的房间,拿走了她的所有东西。这让郑念深受打击却又无可奈何。
07
九月二十七日傍晚,郑念被带到一所学校接受批斗。参加批斗者有抄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还有原壳牌公司的雇员,批斗会由眼镜男主持。
眼镜男口若悬河,以批判的口吻,从鸦片战争讲到壳牌公司的商业剥削,再讲到郑念的反动阶级家庭,以及资产阶级小姐的郑念是如何被培养成了帝国主义走狗的,他的丈夫是国民党政权的残渣余孽,她本人则是里通外国的特务,参与了破坏人民政府的阴谋。
在接下来的批斗中,红卫兵和壳牌公司的雇员都参与了揭发检举。斗争会一直开到夜色降临,各种仇视的口号此起彼伏,有一种口号甚至尖叫说:“我们要杀死你!”
眼镜男为自己的煽动力分外得意,他宣称郑念必须坦白。郑念尝试过解释,但会场上充满了愤怒的呼喊,没有一个人能听到一个完整的句子。郑念意识到所有的解释都是徒劳,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
这个举动被眼镜男视为抗拒,他做出手势,招呼后边的小伙子拿出一副闪闪发光的手铐。他们把郑念带到学校大门口的街上,那儿停着一辆上海市公安局的黑色吉普。
“你坦白不坦白?”眼镜男再次问道。许多人附和着大声叫嚷:“坦白!”
没有人知道郑念在背诵《圣诗》的第二十三章,她从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整整一个晚上,她都不曾像此时站在黑色吉普车前这样无所畏惧。她抬起头来,用响亮而又坚定的声音说:“我无罪!我没有任何要坦白的!”
这次谁也不叫了。所有人都被这充满勇气的拒绝惊呆了。来自公安局的小伙子给郑念戴上了手铐,把她推进了吉普车。
吉普车司机发动了引擎。
08
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仅是眼镜男做了一个手势,郑念便被逮捕,送进了监狱,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成了代号为
1806
号的囚犯。很快,梅萍也遭逮捕,母女俩从此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
这一关押,就是整整六年半的时间。
她居住的囚室,顶棚上耷拉着蜘蛛网,白灰刷过的墙壁因年代久远而颜色变黄,沾满灰尘,灯泡上涂着一层污垢,水泥地因潮湿而发暗,唯一的一扇小窗,用力一拉,脱落的漆与瀑布般的灰尘便飘落到地上。她无法忍受这样的肮脏,她说服女看守借到一把磨秃了的扫帚,拉着床在囚室里转,站到上面去清扫顶棚的蜘蛛网。清扫墙壁时,灰尘飞舞,囚室里成了尘雾的世界。
接下来,她用委托看守购买的脸盆、毛巾、手纸、肥皂,逐项改善自己居住的环境。她对女看守背诵了毛的语录“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要到了足够的水。先是仔细地擦了床,然后再站到铺盖上擦拭久被尘封的窗,刷完了墙角的水泥便桶,还剩下足够的水洗脸擦身。当热水送来之后,她已经可以坐在干净的床边慢慢喝水,第一次感觉到白开水的味道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午饭是米饭和油菜,她用饭粒在床边的墙上粘了一圈手纸,免得睡觉时让脏墙壁弄脏了被子和衣服。下午,看守来叫她锻炼时,发现了她糊在墙上的手纸。
“改变房间内的情况违反狱规。”看守说。郑念没有出声,她在琢磨如果看守命令她扯掉手纸时该怎么办。结果看守掉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便听到她在楼道上叫道:“锻炼了!锻炼了!”
星期天到来时,郑念向看守借来了针,将两条新买的毛巾缝在一起,为水泥马桶做了个垫子,又将多层手纸缝在一起做了个脸盆盖,以便储存清水,还裁开一张手绢做了一副眼罩,因为囚室的灯晚上都不关闭,无法适应,只能戴着眼罩睡觉。
09
几天过去了,都快一个月了,郑念不断提出要见审讯员的要求,但没有结果。有一天,她再次提出要求,看守训斥她说,你才来了多少天,有人在这儿都呆了几年了,你急什么?郑念于是提出让看守借给她一本法典看看。看守对此反应愤怒,好像受了污辱,驳斥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不用法典。”“那你们根据什么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呢?”“我们根据领袖的教导,他的话就是标准。”
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看守来通知她去接受审讯。她感到有些兴奋,她相信受过训练的职业审讯员,一定能将无辜者和罪犯区分开来。但很快她便深感失望,原来审讯员和红卫兵的认知一般无二,一上来便指控她有罪,并威胁说不认罪就会死在监狱。让审讯员意外的是,他们面对的这位女性,根本不怕威胁,还斩钉截铁地宣称:“宁死也不说谎。”
为了让她认罪,看守们秉承上面的指示,安排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女犯人和她住在一起,故意散布对现实的仇恨情绪,以引诱她加入和自己一样的咒骂。郑念看出了女人卧底的伎俩,非但说话滴水不漏,还告诫这个女犯人不能随便乱说。
卧底持续了三天,到第四天一无所获的看守们大失所望,假意宣布判处女犯人死刑,把她叫出了囚室。图谋失败的女看守心有不甘,来到囚室,喝令郑念“站起来”,恼羞成怒地抽她的耳光。郑念挺直身子站着,把眼中的泪水憋了回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凝视着前面,彷佛看守并不存在,这种高傲的尊严,进一步激怒了看守,再次抽打郑念的耳光,并用沉重的皮鞋踢她的腿,勒令她说:“站好!你在受罚。你够聪明的,是不是?帝国主义者把你训练得不错啊,对不对?”
回答施暴看守的,依然是毫不屈服的沉默。
10
整整
6
年半的牢狱生活,郑念受到过无数次严刑拷打,逼迫她认罪,承认自己是外国间谍,但她始终没有低头,坚定不移地守护着自己的清白和高贵。
1973
年,郑念终于获得释放,但她拒绝离开。她要的不是宽恕,而是道歉。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发布道歉消息。
宣读释放结论的男子大感惊讶,他还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关押对象,听到释放消息并不感到高兴,更不表示感激。
旁边的审讯员说:“第一拘留所并非养老院,你不能一辈子呆在这里。”
“当然不能,但你们必须给我做出恰当的结论,什么时候做出,我什么时候就走。”
审讯员已经不耐烦了,站起来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拒绝离开拘留所的人。无论如何,政府让你走,你就得走。”
话音刚落,两个女看守走了进来,一边一个,夹着郑念拖出了监狱。
她终于重见天日,但她心心念念的女儿,却再也不能回到她的身边,郑梅萍已经在
1967
年被折磨致死。在狱中受尽凌辱的她没流过一滴泪,却因失去爱女而痛心哭泣,她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她不相信自己那么坚强的女儿会选择自杀,在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回避的情况下,她独自暗中调查死因,最终查到女儿是被人活活打死后扔到楼下的。美丽而单纯的梅萍,
1942
年出生于澳大利亚,
7
岁时回到上海,
25
岁遇害。
11
1980
年,郑念离开了自己深深眷恋,而又带给她累累伤痕的上海。登船时,天上飘飞的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并伴有雷电。轮船起锚后,驶向上游以便掉头。在密雨形成的雾障中,郑念看到了壳牌办事处的楼房,以及她办公室的窗户。过去发生的一切,顿时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感觉。轮船在加速,当来到扬子江口时,暴风雨已经停息,云层间透出了灿烂的阳光。
郑念站在甲板上,让海风吹拂自己的头发,她这一生不知有多少次乘船出境,但看着渐渐消失的海岸线,却哪次都没有像这次这样伤心。
1949
年她根据丈夫的要求带着梅萍从香港回到上海,然而这次离开,却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她为此深感愧疚。她也为永远离开生她的祖国而伤心,她后来在《上海生死劫》中写道:“这最后的一击是如此猛烈,竟使一切都在震颤。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多么爱我的祖国,我今日离开她也绝非我的过错。”
一个星期之后,她从香港《大公报》上读到了一则消息,杀害梅萍和另外五个受害者的凶手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让她在感觉正义伸张的同时,却无法宽恕。
出国之前,她把抄家时幸存下来的文物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在国外,郑念先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居住了两年,然后迁到了华盛顿,那儿的气候与上海颇为相似。在华盛顿,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她在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朋友,给了她巨大的鼓励。
伏案写作
1987
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写作的《上海生死劫》,以此纪念亡夫和女儿。著名作家程乃珊在华盛顿见到她时,忍不住感叹: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霜侵蚀,目光仍明亮敏锐。经历半世浮沉,她的笑容依然干净温和,没有任何戾气与哀怨。
2009
年,
94
岁高龄的郑念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她留给这个世界的背影,是永不消失的美丽,和美丽之中所浓缩的那份高雅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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