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和生活中的苦力（二）
爸爸说自己做学问下苦功夫恐怕也是对生活困境的苦笑。比如前边说的《蒲松龄传》的创作时间，正是二爷爷八十五岁后的那几年。二爷爷八十几岁后每年冬天即不起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而且脑子渐渐糊涂，经常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何时何地。我初二暑假某天，他忽然从前院住处挪到后院，冲着我们大喊，李晨的孩子在那里嗷嗷哭，你们怎么不管。为了防止意外，爸爸只好每夜陪着二爷爷。自己读书创作，给大爸爸端屎端尿。
昨天家里两个媳妇竟然同时梦到了爸爸。弟妹董媛告诉我她梦见爸爸跟她婆婆坐在台阶上聊天，爸爸穿着个跨栏背心，背心上还有洞洞。背心、汗衫上的洞洞曾经是爸爸有名的标志之一，穿着出去上课，被学生哄笑，说李老师，你应该把你的破衣裳脱下来寄给邓副主席。那是邓副主席刚要给知识分子正名平反的时候。爸爸还有个有名的标志是上课时衣服袖子衣襟带着面，那一定是因为爸爸刚和完一盆面，蒸上一锅馒头或者包子就赶来上课。爸爸生性随意，难免邋里邋遢，留下这些笑话，并不奇怪。
到中风前，爸爸最大的家务就是做饭。要说手艺，馒头包子饺子这些北方家庭主妇的看家本领不在话下，炒菜也到了可以做拔丝山药的鲁菜厨师境界。每当有人称赞李教授竟然有此手艺，他都会嘿一声说，还不都是逼的！
所谓逼的，是被家里的四张小嘴逼的。妈妈去世后两年，我们家有了新的女主人—我的继母孙爱珍，爸爸有一次笑道，这可真是孙二娘了。孙妈妈带来两个女儿，大的比我大一岁，小的比我弟弟大一岁。这下子家里一下子有了四个孩子，吃饱穿暖就成了第一要务。尤其是吃，“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四个发育中的孩子，食量惊人。我曾经跟姐姐比着吃蒸包，那可是北方家里白白胖胖的菜肉大包，每人吃到十七八个才住手。到了我上高中弟弟妹妹上初中时，我们家的冬季名菜也是几乎唯一的菜汆丸子烩白菜粉条是用大号脸盆装的。这可忙坏了两位济南教育界的名人，除了他们日渐响亮的学问和教学的名声，他们还脚不沾地的为孩子们的嘴奔忙，煎炒烹炸、焖熘熬炖，每个人厚厚的近视镜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油污。
是的，我的孙妈妈也是济南教育界的名人。妈妈去世，一开始肯定很多人给爸爸介绍对象。比如我记得有过一位中学政治老师来向我示过好，但爸爸跟介绍人说，不行，总不能下了班天天跟她讲马列。所以更多的介绍的都是被认为适合我们家四条汉子的工人农民家庭妇女，可以尽心尽力的帮爸爸过日子。但爸爸哪里是心里只有过日子的人，拿我妹妹的话说，爸爸和孙妈妈那是强强组合。
我的孙妈妈强到什么程度呢？山东大学有位大数学家潘承洞，作为山大数学系师妹的孙妈妈可以对他表示不忿，傲气的说如果不是我出身不好不让我读下去，我的成就不见得比潘承洞小。孙妈妈出身济南城里的大资本家大财主家庭，解放后自然不复之前的风光，这不仅使她没有机会继续自己的数学梦，作为大家庭大姐的她也承担了难于想象的家庭负担。孙妈妈的性格极为要强，无论工作生活，不甘人后恐怕不是她的人生目标。所以，有这样的爹妈，生活再难，我们家的孩子从来身心健康从容有度。孙妈妈也做得一手好饭菜，而且比爸爸多了许多花样翻新。说好晚上蒸包子而爸爸忘了发面，孙妈妈转手就拿得出另外一种吃食烫面蒸饺。要说工作，孙妈妈调到实验中学任教，很快就成了数学教研室的顶梁柱，九十年代已经是出全国奥数竞赛最后一个大题的人物。她退休前后已经有社会机构办学之说，那些高考复读班的开办人得天天跑到我们家赔笑脸。要想请动孙老师给补习，说句难听的话得非富即贵，还得看孙老师的心情，心情不好，说不教了就不教了。
引一段我的发小，中央党校另外一位蔡老师的话吧：
“发小的爸爸走了。
李叔叔是我母亲的同事，他早年过世的夫人也是。
我父廿年前病逝，现在我的继父也是他们的同事。
李叔叔续弦的夫人孙老师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严苛聪颖的女强人。高考我数学仅失一分，当然得益于中学数学老师的惜才偏爱。
李叔叔和孙老师因性格和家事没有走到头，不耽误他们都是好人，都是慈爱的长辈。双方的子女关系亲密，情同一母同胞。
作者是我的发小，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发小，14个年头的同学。当年律考没考过我，不耽误后来成了金陵最著名的大律师。
我们都是文青，我们第一专业都选择了法律，我们都是“经五路一小”的教师子弟，我们都考上了“实验中学”，我们都爱猫。
因为年轻的反叛，有一段时间作者跟父母僵持，孙老师还拉着我倾诉，希望我规劝这个桀骜的长子。终是九牛二虎而无功。
他家养大猫，跟我家一样。总爱去他们家撸猫。孙老师喜欢我，
李叔叔喜欢我，渊源错综密切。
李叔叔是济南文史大家，接地气的大家。晚年一段时间他又有了伴侣，还是异地恋情，两个人飞来飞去地相会相伴。虽未成“正果”，但我相信，才华横溢的人是配得上任何爱情的，那一段过程是真诚而美好的，生命就在过程之中，不是吗？
写到此处，惊觉李叔叔与我父亲同一天离去……前后相差廿年......
老哥俩去那边拉呱去吧。
李叔叔走好。”
爸爸和孙妈妈没有走到头，这跟我年轻时的孟浪执拗有很大关系。虽然蔡老师劝我说，没有什么对错，谁年轻时还不犯错误，但这仍然会是我终生的愧疚。
家务当然不仅是做饭这么简单。为了取暖，爸爸还得求人去火柴厂买下脚木料做燃料。买到了，爸爸自己架起地排子车去拉。鼻梁上的眼镜不停的往下掉，却不妨碍爸爸低头颔胸迈大步。爸爸总是说自己是拉地排子车的城市贫民，回忆起他拉地排子车的情景，恐怕此言不虚。后来就是拉蜂窝煤，一千斤蜂窝煤拉回家，我一块一块的递给他，他一块一块的垒到小厨房的墙边。垒着垒着呼啦一下子倒下来，气的他大叫，人要是倒霉喝凉水塞牙！我站在一边，哭笑不得，不知所措。
垒好蜂窝煤是个手工技术活，爸爸手笨，我们家的男孩子都随他手笨。比如都随他拿不好笔写不好字，马上要去杜克大学读政治学研究生的欧文同学也深得爷爷的遗传，初中老师说他，看了你的字会得癫痫。
可是手笨的爸爸会玩手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映出老狼映出和平鸽。爸爸还会在手背上用唾沫粘一块三角形的纸片，手心夹一根筷子在墙上映出一锄一镐的老农刨地。有一次爸爸自己剪了一堆硬纸板做成西游记的师徒四人，晚上招来邻居家孩子们，在台灯前挂一块白布做屏幕，自己在屏幕后活灵活现的表演皮影戏三打白骨精。我经常自嘲说离开办公室我就是个白痴，而爸爸显然比我会玩的多，有趣的多。
至于蔡老师提到的爸爸后一段姻缘，那是他的一位大学同学。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早已改善，而那位阿姨也不是宽容大爱的妈妈或者能干要强的孙妈妈的类型，爸爸倒是可能享受到了年轻人恋爱的甜蜜与苦恼。我非常真诚的祝福过爸爸。可惜随着爸爸病倒，爸爸已经无力再去享受那些甜蜜与苦恼。是我们兄弟俩残忍地坚持要求他们分开。后来他们的大学同学问过我为什么，我说我们兄弟俩得管我们爸爸的命。爸爸的命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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