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东晋史学家—习凿齿

习凿齿少有志气，且博学多闻，以能文著称。初为东晋大将、荆州刺史桓温的别驾，位列诸参佐之首。桓温北伐时，也随从参与机要。桓温任大司马后，图谋篡夺帝位，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制桓温野心。因忤桓温，迁为荥阳太守。不久辞职归乡。

习凿齿最初作为湖北襄阳的一大名士，其才学与名望，在当时来说，可谓声播天下，除了名扬后世的《汉晋春秋》，其所著的《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话说东晋时，前秦王苻坚攻占襄阳，虏俘了当时两大名士，即为习凿齿和释道安。当时，习凿齿正患脚病，瘸着走路。在带去见苻坚时，苻坚感慨地说：“当年，晋室平定东吴获取的最大利益，是东吴的两个俊杰陆机、陆云，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也。” 仆从射权翼问：“谁耶？”苻坚说：“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也。”赏识之重溢于言表。至于苻坚所说“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并非指习凿齿才华不如释道安，而是讽刺戏谑当时的习凿齿瘸着一条脚走路。而其中苻坚所提到的释道安，则是当时的一位著名高僧。

释道安（西元312年—38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人，24岁师事竺佛图澄，善诗文，居长安时，衣冠子弟为诗赋者，偕依附他致誉，可惜他本人留下的诗文太少。为避战祸，释道安于晋帝兴宁三年（365年）带领众徒南投湖北襄阳，并逐渐成为襄阳名士习凿齿的至交。在襄阳期间，释道安大弘佛法，并聚集一批高僧及弟子整理佛经，使佛法不因战乱而毁。他是继竺佛图澄之后弘化于北方的高僧，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弘传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功绩的高僧。当初，习凿齿去见释道安时，远远地便自我介绍说：“四海习凿齿。”释道安则应声道：“弥天释道安。”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是四海皆知的习凿齿；我是天下闻名的释道安。由此可见，两人在当时的知名度。

东晋历史学家中国习姓先祖-习凿齿，为避苻坚逼其所用，偕妻室子女从湖北襄阳，长途跋涉到南方。“淝水之战”苻坚大败后，晋朝廷曾又征召习凿齿修辑国史，其时，他已远避于外。先是隐居于江西万载书堂山，后途经江西新余西北方一个叫缑岭的地方时，正值寒冬季节。放眼四周，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并见有一株白梅，傲雪怒放；喷珠吐玉；冰洁芬芳；且逾月不谢。习凿齿见状大喜，说：“即此老梅是吾宜家之兆也。”于是，便举家隐居此地，并取地名为“白梅”，开始在此生息繁衍，逐成为新喻习氏始祖。

在白梅隐居下来后，习凿齿竹篱茅舍，粗茶淡饭，一边躬耕田园，一边著书立说、兴办教育。据考证，如今的欧里镇白梅小学，就是建在原习凿齿创办的“半山学舍”遗址上的；而白梅村习氏族人，只要一提及习凿齿，均尊称其“发祖公”；且每年的清明节，江西境内的习姓人，无论远近，大部分会以村、族集体组织的形式，自发地到位于分宜的枣木山，神情肃穆地为习凿齿扫墓，这已成为每年清明节前后几天，分宜枣木山上的一大风景。

习氏华表称习凿齿为诸葛亮的异代相知，应该溯源于《三国演义》成书的过程。最初，西晋陈寿做《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应其直承东汉。但正如前面所说，在晋南渡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则改尊蜀汉为正统。虽然北宋一统中华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又扶曹魏。但到南宋朱熹,复挑起二者孰为正统之大讨论，并成功地一改旧制，尊蜀汉为正统。这种史学观一直绵延数百年，在《三国演义》里达到了一个巅峰。所以，蜀汉君臣同祀，共享千秋香火。实在应该感谢，这位东晋的史学家习凿齿。因此，称习凿齿为诸葛亮的异代相知，实不为过。

习凿齿这种辨证和正统的政治历史观，不仅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以至《三国演义》成书，而且对中国史学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理学家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对习凿齿的这种观点，表示极为赞同；明朝榜眼张春则说：“（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谓晋虽受魏禅而必以承汉为正，此乃千古纲常之大论也。”由此可以看出，习凿齿所撰的《汉晋春秋》五十四卷，在历史和史学上的价值与分量。
老河口： 孙金福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