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利·基辛格，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务卿
文源：[美]亨利·基辛格新著《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大研究》（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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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的重要作用
任何社会，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都永远处于从过去向未来过渡的过程之中。对于行进在这漫漫道路上的社会来说，领导力必不可少。不单单是人类社会本身，社会中的各类机构也都需要一个领袖以指明前路、不断前行。而领导力的缺乏则意味着灾难的迫近——机构行将错位、国家面临失能。
领导者不仅要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思考问题，还要在其领导下的人们的价值观与愿望之间作出取舍。由于领导者身处过去与未来之间，因此分析是其所必须掌握的第一种特质——领导者首先要根据该社会的历史、习俗与特性对其社会进行现实评估；由于要在价值观与愿望之间作出取舍，因此领导者必须在知识与直觉之间进行平衡，让这种调整后的直觉为社会指明前路，并制定面向未来的具体战略。
为了激励社会前进，领导者有时不得不肩负起“教育者”的职责。虽然国家这一概念在定义上拥有垄断暴力手段的权力，但对暴力手段的依赖往往体现了领导者的无能，然而优秀的领导者往往能够引领而非鞭策其民众前行。但相对于浩渺庞杂的现实问题而言，领导者一人则显得有些独木难支，这就需要其身边的团队将其领导意志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良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团队是领导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放缩领导者身上的某些特质。
身处转型时期的社会对于领导力更为依赖。在一个“历史已经褪去，未来尚不明晰”的混沌时期，领导者必须对以下问题进行慎虑思考，并给出自己的回答：何为社会福祉的源泉？该源泉为何衰减？哪些历史遗产应被保留，哪些则应被重塑或抛弃？哪些目标必须达成，哪些前景又应被拒绝？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何时才应将牺牲视作通向未来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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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决策的本质
领导者的决策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因素的制约——资源的稀缺性、时代的局限性、文化的继承性，甚至还面临着其他社会参与者的竞争。此外，危急关头决策时间与相关信息的极度匮乏也迫使领导者依靠直觉与假设（而非精密的计算）做出决策。
因此，“战略”一词常被用于描述领导者在面临以上复杂限制条件下得出的决策结论。而在做出这些战略决策时，领导者则往往只能在一条狭窄的小径中徘徊——过于激进的惩罚是耗尽自身的战略资源，而囿于保守的代价则是停滞甚至衰败。如果领导者希望达成自身战略目标，那么就必须使手段与目的、目的与环境相匹配与适应。
领导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总会面临一个两难局面：当相关信息最为匮乏时，领导者能够做出的决策范围往往最大；而随着信息的丰富与完善，留给领导者的回旋空间则会被逐渐缩小。新冠全球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疫情爆发之初，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对于这次疫情的认识而制定迥异的防疫战略；但随着疫情威胁的显露，留给各国的政策范围就会缩小（或者为自身的“灵活”政策付出极高的代价），此时余下的“最优”战略选择也要么难以执行、要么回报降低、要么风险更大。
因此，正是在这种缺乏信息的危机关头，领导者的直觉和判断力才显得愈发重要。正如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所言“政治家不仅要解决简单的问题——简单的问题通常会自行解决。正是在平衡脆弱、迷雾重重之刻，才会出现拯救世界的机会”。而对于如何做出这种“救世”的决策，丘吉尔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研究历史”，“治国之道、尽在史中”。
历史知识虽然必不可少，但对于做出战略决策还远远不够。有些问题永远“笼罩在迷雾中”，甚至对于博学老道之人亦是如此。历史可以提高领导者进行类比的能力，通过辨明相近的情况来做出决策。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历史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于其可以提升领导者识别、评估、适应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取出与史实相近的部分，以历史上的决策及结果为参考做出这一时代的战略决策。
在某种意义上，领导者还需要一些艺术家的品质，即通过自身对当前可用材料的感知与理解，用其塑造未来。戴高乐将这种特质称为“艺术家的灵感”。
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因此历史中的“真理”也与科学中的真理有着显著的区别。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能否敏感觉察到不同境况所具备的特质，这是辨别一个人智愚与否、是明是昏的唯一标准。而这种难以复现的特质也使其被科学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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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时代背景下的六位领导人
历史是个人性格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亨利·基辛格新著《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大研究》中所描写的这六位领导人：阿登纳、戴高乐、尼克松、萨达特、李光耀、撒切尔，都生于第二个三十年战争期间（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十年），无一不受到时代环境的巨大影响；而这六个人随后又成为了塑造战后社会和国际秩序演变的主要领导者。
在这个旧秩序已被战争所瓦解的世界中，六位领导人对各自国家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义，为本国开辟了新的前景，并为这个处于转型中的世界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第一个三十年战争将欧洲的国家合法性源泉从宗教信仰与王朝继承转变为世俗国家的主权平等，并将这一规范秩序传播至全球范围。
三个世纪后，第二个三十年战争则对当时的整个国际体系发起了挑战，建立了基于新原则的国际秩序。
在进入二十世纪之时，欧洲尚处于其“黄金时代”，并坚信这一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进步将永续下去——人口在不断增长、工业化与自由贸易尚在持续、民主制度欣欣向荣。这种乌托邦式的观点在安吉尔的《大幻觉》（1910）中达到了巅峰，“（由于欧洲列强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存使战争代价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国际社会从冲突转向合作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欧洲各国的力量。英法尽管取得了胜利，却仍然精疲力尽；德国在战败后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负债累累，国内政治动荡混乱；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两大王朝都随着帝国的瓦解而崩溃；俄罗斯则经历了史上最为激进的革命，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两战之间，民主国家步履蹒跚，极权主义大行其道，贫困弥漫着整片欧洲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让整个世界分担了欧洲的痛苦。各国无论胜败与否，都面临着在城市破败、经济崩溃、民众疲惫、饥荒横行的背景下完成国家重建的巨大困难。而在欧洲，希特勒摧毁了德国的国家地位，甚至抹杀了德国的存在合法性；法国的第三共和国一触即溃，巨大的道德空虚萦绕在法国上空；英国的政治制度撑过了战争，但随即在战后破产，帝国的瓦解与经济的困境将成为困扰战后英国的一大顽疾。
时代的动荡在六位领导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生于1876年）于1917年至1933年间担任科隆市市长，在任内他目睹了德法在两战间的不断冲突与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二战期间，他被纳粹囚禁。在战后，阿登纳放弃了欧洲主导的念头，将德国绑定在大西洋联盟的战车之上，并在其基督教价值观和民主信念的基础上完成了德国的战后重建，带领德国走出了历史的低谷。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生于1890年）在一战中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度过了两年半的时光。在二战中，他先是在法军中担任了坦克团的团长，而后则投身政治，两度重建了法国的政治结构——一次是在1944年光复了法国，一次是在1958年避免了内战。戴高乐引领法国完成了从一个战争失败、四分五裂以及过度扩张的殖民帝国向一个在健全宪法体制下稳定繁荣的民族国家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重塑了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持续发挥作用。
尼克松（Richard Nixon，生于1913年）从自己在二战中的切身经历中吸取了教训，认为美国必须在新兴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他是史上唯一一位主动辞职的美国总统，但在其任内（1969年至1974年），尼克松改变了美苏冷战的紧张局势，并将美国拖离了越南战争的泥沼。通过与中国建立关系，开启中东和平进程，并强调基于平衡的世界秩序理念，尼克松实现了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与转向。
萨达特与李光耀则在欧洲殖民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萨达特（Anwar Sadat，生于1918年）在二战中是一名埃及军官，因在埃及亲英派财政部长遇刺后试图与隆美尔合作，将英国人驱离埃及而获刑五年。长期以来，萨达特都信奉革命以及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因此在纳赛尔突然离世后（1970年）被推举为埃及总统，而此时的埃及正陷于第二次中东战争的巨大失败而无法自拔。通过军事战略和外交手段的巧妙结合，萨达特努力恢复了埃及失去的领土，提振了埃及的民族自信，并与以色列达成了难以捉摸的长期和平。
李光耀（生于1923年）于1942年侥幸逃离了日军的处决。当时的新加坡还是一个贫困的多民族港口城市，周围环绕着敌对的邻国。李光耀主导了这个城市的转型，将其变为了一座安全、繁荣的城邦国家，并整合了民众的民族认同，在多样性中觅得了统一。
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生于1925年）在“不列颠空战”期间还在收听丘吉尔的战时广播。而在近四十年后的1979年，她则成为了丘吉尔的后继者。在英国逐渐认同了帝国的衰落，并不再寄希望于重整旗鼓之时，撒切尔通过经济改革与外交调整对英国进行了革新。
第二次三十年战争对六位领导人的影响使他们分别得出了“世界为何误入歧途”这一问题的结论，同时认识到大胆且有抱负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意义。历史学家罗伯茨给出提醒，虽然普遍对于“领导力”一词的理解是褒义的，但其本质上是一个完全道德中立的概念——领导力既可以将人类引向光面，也能够将人类引向深渊。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将其导向普遍意义上的道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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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的两种缩影：政治家与先知
大部分领导者都精于管理现状，却疏于规划未来。管理现状固然不可或缺，但在危急时期，只关注于管理眼下的现状将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在危机迫近的时代，一些幸运的社会中会出现“变革型”领导者。“变革型”领导者可被分为两种理想类型：有远见的政治家与先知型领导者。
有远见的政治家明白自身有两个基本任务。首先是通过操纵环境来保护自身的社会，而不是放任社会被环境变化所压垮。完成这个任务需要领导者坦然接受与适应社会的变化和进步，并同时确保其社会在变革中保持基本的稳定。第二个任务则是要求领导者对于各种可能的远景保持谨慎、有所保留，并对人类根深蒂固的自私、权欲、暴力等特质保持清醒的认知。因为领导者不仅可以将社会引向最好的结果，也会将社会带向最坏的结局。
第二种类型的领导者，即先知型领导者，比起从可行性的角度、更愿意从迫切性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先知型领导者的合法性源于其超然的社会愿景，并渴望将这一愿景付诸实现，推翻以往的陈旧制度。他们倾向于认为渐进主义是对于现状毫无意义的让步，相信存在最终解决方案；他们的目标是超越现状，而非管理现状。
两种类型在理论上存在绝对的界限，但却无法将其用于划分现实的政治家。现实的复杂性使政治家有可能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质。本书中的六位领导人都是这两种领导类型的复合，尽管都倾向于政治家类型。
很难对这两种领导类型的复合结果进行评判，这是由于二者对成功的衡量标准截然不同：评价政治家的标准是一个政治结构在各种压力下的持久性，而衡量先知的唯一标准则是其取得的成就——政治家注重效用，而先知只关心“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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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个人因素
无论个人特征或行动方式如何，领导者都必须直面一个无情的挑战：防止一个社会的现实需求透支其发展潜力。平凡的领导者寻求管理当下的问题，而伟大的领导者则试图将其社会提升到他们所期望的高度。只要人类思考有关期望与必然的关系，就必须要在面临这一挑战时作出抉择。
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在面临这一挑战时更倾向于用历史因素进行解释，好像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之前，人类的意志无关轻重——人类只是历史进程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载体，而非提供社会形态转换动力的主体。
到了20世纪，历史分析的主流理论也倾向于将个人及其塑造的事件视为历史洪流中的“表面障碍”和“泡沫波浪”——先前的思想家已经在很久以前就为历史的洪流注入了命运的推动力，在历史“运动”之前，“结构”和“力量分配”已经剥夺了人类的主动性，并迫使人类放弃所有的责任。
当然，这些理论在进行历史分析时确实有效，领导者也必须认识到历史进程的力量，但历史进程总是通过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并作出选择的。而颇为讽刺的是，没有什么比历史进程理论更适合用来巩固个人权力了。
在特定时期，历史的推力是自然地发挥作用，还是受制于社会与政治行动？从当代物理学理论中，人们已经知道了观测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历史同样也教会了人们以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来塑造自身所处的环境。
个人因素对历史进程来说真的重要吗？后文中的这六位领导者在面临期望与必然的关系这一问题时，都明白了人类能动性可以对“必然”产生影响。这六位领导者当然很重要，因为他们实现了对其社会环境的超越，并为其社会注入了新的可能性。
原文标题《重磅编译：亨利·基辛格最新著作《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大研究》（2022）@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文章来自公众号“库智交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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