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字伯安，名守仁，因在家乡筑阳明洞修学，世称阳明先生。阳明先生家学渊源，自幼立圣人志，一世际遇极具传奇，毕其一生所学之功，终成旷世大儒，真三不朽。
《传习录》一书记录了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后，授徒讲学过程中与弟子的问答语录。该书是阳明先生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宋明儒学流派中属心学，阳明先生以该书及自己一生事功被后世学者尊为心学集大成者，从祀孔庙。
后世研究阳明先生的学者极多，然而对《传习录》一书的解读却各有千秋，在研习《传习录》后人们所持的为学态度、哲学主张、甚至人生轨迹都有着极大的变化。甚至处世态度为阳明先生所不主张的佛门中，也有以《传习录》一书参悟求证佛家不二法门的佛子。就如阳明先生传奇的人生经历一般，《传习录》问世即在哲学史上树立起了一座丰碑，为世人所景仰、膜拜、痴迷、疑惑甚至误解……。那么读来道理透彻而又浅近的《传习录》一书到底在说什么？是否真如它对后世的影响那样或振聋发聩，或扑朔迷离?
【壹】、龙场悟道
要了解一个人，一定要了解他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阳明先生精深的儒家哲理及其一世传奇总让世人感叹拜服。就连三百多年后，号称日本军神的东乡平八郎也“一生俯首拜阳明”。然而从阳明先生的修学过程与一世经历来看，最让世人着迷与不解的则是龙场顿悟。因为自此顿悟后，阳明先生实现了一种世人所不知的超越，做到了思、言、行、证不相悖，完成了立德、立言、立功。张廷玉在《明史》中赞曰“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罕见的旷世大儒，或被人尊为“至人”“完人”。
时年三十七岁,羸弱多病的阳明先生，受尽磨难来到“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的龙场后，长期生死悬于一线之间，“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它不同与一般意义上的悟，这种悟是超越生死的大悟。大哲如老子尚且有过“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一场顿悟使得阳明先生在知行、内外、物我……等等方面证得不二。从《传习录》中他对弟子解释儒家经典时见解之深刻可见一斑。
在龙场顿悟之前，阳明先生还在困惑于自身儒学的不得要领，迷惑于佛老两家的洒脱、空灵与精深，甚至以为佛老两家即是圣人之学，在顿悟之后却“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而视之儒者妄开窦迳，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并自此轻易不谈佛老之学。
一个曾经格竹七日落病根，“自委圣贤有分”，泛滥词章无所得，“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的人，自顿悟后，轻易不谈甚至拒绝与人论及佛老，这是一种怎样的转变？没有研习过佛道两家的人对顿悟是不容易理解的,没有认真研究过阳明先生修学经历的人，是不能理解这一转变的意义的,而不曾真正探究恭行儒家哲理的人，是难以读懂阳明先生《传习录》真意的。在佛老两家，龙场顿悟这种现象即使不被认可为成仙成佛，也至少会被认同为成道证果的。现在有人研读《传习录》后，认为阳明先生尊崇孔、孟，不倡佛老无非是一种权宜，其实是自己对儒道佛三家的基本哲理不清楚，也不明白顿悟这一现象本身的意义，更没有明白阳明先生在说什么。
【贰】、《传习录》基本观点
1）、大道至简，儒学为人生终极学问
经龙场悟道后，阳明先生自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见《朱子晚年定论》），对自己的儒学思想在格竹遇困后转而探求佛老的经历后悔，“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见《传习录》萧惠问仙佛一事）。认为儒学是人生第一学问，轻易不言及佛老。
2）、知行合一
阳明先生强调对真理的探求必须以自身诚意，切实笃行，要知行并进。强调“知行合一”，“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见《传习录》徐爱）”
3）、“致良知”
以儒家名篇《大学》的核心思想“明明德”，阐明“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见《传习录》徐爱）” 。强调“致良知”是儒家第一学问，“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见《传习录》欧阳崇一）”。对人的心灵、意识、认知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描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著名的阳明四句教。
【叁】、基本观点解读
阳明先生做为儒家的悟者，悟后的境界是完美、真实而深刻的。其境界的高远与平实用文字或语言来向未悟的世人表述，或许也有意会难言之苦，因此《传习录》中看似矛盾之处，实际上对于儒家的教义而言是吻合的。
1）、大道至简，儒学为人生第一学问
对于精读儒家经典，并将儒家哲理在生活中谨信笃行的人来说，对这一观点应该是完全认同的。因此儒者也不会把阳明先生的学说排斥在儒家以外。当然，真正的儒者也不会在这一基本观点上纠结。原因有二：首先，人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永远是最难的，就如二千四百多年前墨子哭于染房与杨子哭于岐路一样，智慧如创立了墨道两家的贤者尚且如此痛苦，可见正确哲理的选择是多么的艰难。能以正确哲理为终生准则，没有心中至诚与极其深刻的体悟却是难以做到的，而真正的儒者已经过了这一关，当然拘于物欲的懵憧之人不在此列。而阳明先生在格竹遇困后却一直纠结于此！其二，虽然儒道佛三家在宋明以来有融合的迹象，然而这种融合却永远都只是表象。由于三家在其基本哲学主张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修学方法、处世态度、价值准则、终极述求等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有的细微，有的明显。细微之处深刻，明显之处浅近。如果对三家理论都仅限于浅涉与臆测，往往只会看到三家的相似之处，恰如外行看热闹，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然而如果想从中吸取精髓而获益人生，不下功夫体悟是不行的。龙场顿悟后，阳明先生一语道破“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并且明确拒绝再与人论及佛老。这说明阳明先生在经历了顿悟后让自己的身心都彻底回归儒家！由于阳明先生重立儒家要义对于他自己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对于当时真正的儒者而言却没有特别意义，因为他们没有象阳明先生一样在儒学上有如此深刻的挫折经历。因此当时的人们不能理解阳明先生的龙场顿悟，也不能理解阳明先生强调的这些儒家主张。平心而论，除了“致良知”稍有商榷处以外，其他的理论在儒家经典之中都是水到渠成，显而易见的，下文将逐一提到。所以，阳明先生的学说在明朝中后期产生出巨大影响后，仍被时人讥为标新立异或近禅。
2）、知行合一之训
阳明先生自龙场悟道以后，首提“知行合一”，指出知与行在认知事物实践真理时是统一的，不可偏执一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也就是说对于知与行，不可偏执一端，没有单独存在的知，也没有单独存在的行。知而不行非真知，行而不知非真行，想必这话阳明先生是赞成的。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道理如果你真正明白了，那么这一个道理一定要在你的生活甚至人生历程中完全践行。如果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却没有或者不能指导自己的人生行为，那么自己其实是没有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如果自己的某一个行为似乎象是明白了一个道理，而自己却并没有真正明白那个道理，那么你的下一个行为则很难甚至一定不会再与那个道理相吻合。这就是知行合一，它必然以诚意为支撑，至诚的结果必然是知行合一。一个人心中失去诚意，很难想象能做成什么事，而知行合一却是以心中至诚接事应物中达成的不二。诚意也是儒道佛三家的都极其重视的基本修身法则。现在有的人读了《传习录》，特意强调它是功夫哲学。如果这样来理解哲学与功夫，那么哲学一定是功夫的，不做功夫的一定不是真正的哲学。从另一个方面也看出，许多现代人做哲学似乎也犯了一个做片面文章的毛病。比如人们在学习与阅读经典时一门心思花在了文字语法的考证上，而忽略了对文章核心思想的领会，而稍有领会了却又不知道需要从自身出发，以指导人生实践并反省自身，原来好不容易领悟到的一点道理硬生生的成为了一种僵化的记忆。因此《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然而，知行合一在阳明先生的口中说出来是如此的振聋发聩，或许在于龙场顿悟之功。没有学习接触过儒道佛三家哲理的人会颇觉新奇而且震撼，以至于认定这是一门独立于儒家的新学问。殊不知这仅仅是儒家修身三纲八目中强调的诚意正心的结果而矣。换句话说知行合一之训是有针对性的，主要针对研习儒家经典拘泥训古，而错失了儒家经典要义的学者。因为这一类学者，忘掉了学习经典的初衷本是要践行记载于六经通篇的仁义礼智，而将自己放在了非名即实，非实即名的矛盾中，自己却置身事外，不曾思索名与实的合理统一，哪里还知道仁义本身就需要在事事物物中去践行体悟。儒家八岁即以哲学发蒙，曲礼开篇就是“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三字经》首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些都是哲学的核心命题，而诚意则是践行哲学的基础。人们读书、学习、生活时失去诚意，则读书枯燥、学习茫然、生活散慢无序。“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何尝不是在洞察一个人的诚意与志向。
知行合一是儒者必须达到的要求，因此明朝时的儒者视阳明先生之训为标新立异。只不过阳明先生的训戒不针对他们罢了，不足为怪。但这一训戒的强调对儒者反省自修仍然有着极大的作用。
3）、良知之训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致，有达至、引致、放置、归还之意；良知，孔孟处为仁或性，朱熹处为天理，阳明先生也称良知为良心、天理或性。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而致良知就是要通过事上的磨炼达至本心，这是最难以用语言文字描述的，难度就在于心的描述上。阳明先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意思是说：人心本性在不接外物时，是纯然无善无恶的，然而人生在世岂能空不着物？于是一旦接应事物，人的意念客观上就容易有善恶之分，知晓善恶的那个心就是良知，为善去恶就是格物。这就是著名的阳明四句教。四句简短的警语已经把良知阐述无遗，一句“为善去恶是格物”则道尽了儒学修身的要点——格物。就是心与事物相接应时，以仁义礼智格除自已处理事物时的心中之不善，以归之于正，这往往是一个践行反省再践行再反省的过程。它是儒家修身要领三纲八目的着手处。
阳明先生最衷爱的弟子徐爱问他：“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于是阳明先生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徐爱不能理会，于是就举出了事父、事君、交友、治民时，要做到孝顺、忠诚、可信、仁爱就需要明白相应的道理为例。阳明先生就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另一位弟子对此还有不明，就举例说奉养父母要做到孝顺，就会有一些相应的事宜需要学问思辨行，才能做到至善。阳明先生告诉他相应事宜一两天就可以讲完，只是此心在奉养双亲时要完全秉承天理，“此则非有学问思辩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这一段话就隐含着心学格物的过程，此处的天理就是良知。从孝心到天理要经过学问思辨行，彻底格除人心不同程度的“私欲之蔽”，并在行孝之时随时反省，最终孝心天理（良知）互证不二。
良知之训是直指人心本性的，讲究一切事物一定要先从心上反省，是儒家心学一派的特点。对人心性的极其强调，固然是心学的特点，但儒家六经的要义何尝没有说心？只不过是以事言心，因为心不离事，事不离心，离心言事失去宗旨，离事言心不知所云。比如孔子把六经的作用简括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其中的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等等外显的美好德行又何尝不是六经作用于内心的结果！其间何尝不是即心即物？又何尝不是即物即心？因此理学也并非支离，理学的即物穷理也并非没有反省内心，也不是片面地穷究事理，他们同样也在将心中的仁义一以贯之。在这一点上，学习儒学之人最好不要轻易被朱陆之争或阳明先生对朱子的评判所影响。
【肆】、今人读《传习录》易患之病
如果告诉人们说现在的人读《传习录》，与当时阳明先生的弟子听他的语录有许多的不同，可能人们会不赞同。因为《传习录》中所言白纸黑字！记载明确！更何况人心之仁，亘古不二。何来不同？这种不同其实是读者群的不同。比如说对儒家的认识，我曾调查过所接触到人，有百分之二十认为它腐朽，有百分之二十不知道儒家，有百分之五十不知道儒家在说什么，有百分之十的人知道几条语录。没有一个人对儒家表现出崇敬。也就是说，那时的读者是儒者，而现在的读者是文化底蕴薄弱的非儒者。他们之所以知道《传习录》，几乎都是因为明月的那本书——《明朝那些事儿》。这种感觉其实挺无奈的。
而整个明朝，四书五经都是读书人的必修课。从西汉到满清，读书人没有不读五经的。其实由于读者知识、修养水平的差异将会导致解读上的种种不同。就好象那个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对于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解读起来难免会流于片面。比如现在的人如果读到《传习录》中的“致良知”，在解读，包括以后的研习上都容易出现许多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所导致的流弊则是历代儒者，也包括阳明先生所批判的，也是违背儒家宗旨的。这个流弊就是将“致良知”仅仅解读为归心，以“致良知”之名行佛门空灵之实。
唉！儒道佛三家在修身功夫上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不是深究儒理之人如何能够分辨？明初纯儒敬斋先生胡居仁说：“儒者养得一个道理，释、老只养得一个精神。儒者养得一身之正气，故于天地无间；释、老养得一身私气，故逆天悖理”。由此可见一斑。
(来源：菩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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