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从1951年1月开始，南京市公安局开展了对反动团体、特务人员的登记工作。
对于这些人而言，顺应历史发展、走到人民这一边来才是最好的出路，这样才能告别自己灰暗的过去。
登记的第一天，南京市公安局门庭若市，前来登记者达1500人之多。
到了第五天，就已经有4200多人进行登记，其中包括原国民党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西北行辕少将参谋长、第一〇〇军中将副军长等高级官员。
然而，面对这样的好政策，一些人还是顾虑重重，并持观望态度，始终不肯前去登记，其中就包括曾任国民党中统“感化院”和“反省院”院长的鲍君甫，故被公安局逮捕，并移送法院。
由于鲍君甫曾担任众多伪职，加上其又不主动进行登记坦白，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后，决定对其处以重刑。
就在这时，鲍君甫却突然大声疾呼，声称在大革命时期，他曾为我党做过很多贡献，并且还说陈赓能证明他的身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个鲍君甫的身份还真不简单。
1926年，鲍君甫在陈养山（原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至1931年，鲍君甫奉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而该职务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并由陈赓直接领导。
在此期间，但凡有抓捕中共党员的行动，鲍君甫都会事先告诉陈赓，从而避免了损失。
后来，由于顾顺章叛变，鲍君甫被逮捕入狱，并在狱中见到了陈赓。直到抗战爆发后，鲍君甫才被释放，但此时的他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
其实整体而言，鲍君甫确实没有做过出卖组织的事情，甚至他还对我党有过一定的功劳，正因如此，他才敢请陈赓出庭作证。
时任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鞠华对此案十分重视，如果鲍君甫的话是真的，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为此，鞠华曾先后两次给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写信，要求其证实鲍君甫的身份。
由于陈赓当时已经在朝鲜指挥作战了，所以该信件就迟迟没有收到。后来经过几番周转后，这封信才到了陈赓手中。
1951年11月24日，看完信件后的陈赓亲自给鞠院长回信，向他说明了鲍君甫的政治身份，并强调在大革命时期他对我党的“贡献颇大”。
当然了，对于大革命时期鲍君甫的政治身份，陈赓是可以证实的，但之后他的表现和情况，陈赓就不清楚了，故而陈赓也在信中明确说到：“其他详情不知……仍应注意，管制为好……”。
陈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功绩，肯定了他在这段时期作出的贡献，为法院提供了判决此案的重要依据。
不过，鲍君甫的命运最初并未有多大改变，他虽然没有被处以重刑，但仍被判管制，住在南京玄武区，后来搬到随园，没有生活来源，日子过得很是紧迫。
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听闻鲍君甫的情况后，立即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多次强调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对我党的贡献，并且还救出了我党的很多同志。
陈养山还在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君甫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在陈养山和陈赓的帮助下，鲍君甫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1956年初的时候，南京军区还专程派人送鲍君甫前往北京，受到了陈赓、李克农、陈养山等人的亲切会见。
期间，陈赓还详细询问了鲍君甫的生活情况，并委托国防部安排他的生活，不仅给他安装了假牙，还给他做了新衣服、新皮鞋等，然后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此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会去看望鲍君甫，对其生活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一直到1961年陈赓在上海病逝。
十年革命开始后，鲍君甫同样没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直到1969年病逝，终年68岁。
鲍君甫去世后，中央的有关领导同志非常关心，并对其家属给予了适当的照顾。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编纂的《陈赓传记》中，还对鲍君甫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