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天启

桂林地区常见一类特殊的天启通宝钱币，钱币界多称其为“鬼天启”。

其文字、形制都比较特殊。钱币外观以小平光背、窄缘厚重为多，钱文怪异是其重要特征而与一般品种明显有别，这类天启钱在钱币界常称为“鬼天启”或“鬼钱”。“鬼天启”在桂林的存世相当普遍，传世、生坑、熟坑、水坑等均很常见，数量远较他版天启钱为多，是桂林存世天启通宝的主要品种，形成一种钱币地域性分布的特色。

天启通宝铸造于为明熹宗朱由检天启年间（1621—1627），这是明代钱币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天启元年，铸泰昌钱”[1]，熹宗于天启元年补铸其父光宗年号“泰昌通宝”钱，是年八月提前铸完泰昌钱数额，随即接铸天启通宝小平钱[2]。天启三年（1623）后，由于政治腐败财政亏空且应北方抵御后金战事之军费需求而大量铸钱，各地广设钱炉多铸滥铸，数量甚巨。“当是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天启时全国设炉156座同铸“天启通宝”[3]，故天启钱品类繁多、良莠不齐。明代钱制的复杂时期，即是以天启朝为起点的[4]，而“鬼天启”钱就产生于这个铸币复杂的背景下。

一、桂林“鬼天启”钱的特点

“鬼天启”由于存世量不罕，故在不少钱币论著中有所记载，描述的特征也大同小异：“一种用黄铜铸造，型小，狭缘，肉厚，钱文不够规则，素背的'天启通宝，俗称“鬼天启”铜钱。颇有新疆钱气韵。”[5]“天启通宝有一种俗称'鬼天启的小平钱，狭轮素背，钱径较小，多见在21～23毫米间，钱文不规则，有的字划粗细不匀，皆作圆折，黄铜厚肉。”[6]“狭缘天启通宝钱俗称“鬼天启”，这种钱型小、肉厚，为黄铜铸造，素背，钱文不够规则，颇有新疆钱气韵。”[7]其中概括出的钱币特征主要是狭缘、肉厚、径小、素背、文異、黄铜这几方面，但对于文字细节及版别的再区分则少有进一步探讨。事实上，作为复杂的天启钱中的一员，“鬼天启”本身也是比较复杂的。

“鬼天启”依版别可分多种，均为黄铜质光背小平钱，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字和形制上。大多数“鬼天启”的制作比较精整，品质多不逊于普通的官钱，质佳者当出自官炉。据笔者的观察，桂林存世的“鬼天启”钱币从钱文上可明显区分为两大类型，本文中分别标为“Ⅰ型”“Ⅱ型”。

（一）Ⅰ型钱

本类型的“鬼天启”制作精整，形制窄缘厚重，文字轮廓深峻，钱文肥壮，铜质精良。钱文的特征：“天”字高昂端正；“启”字略左偏，“户”部第一笔作一横，俗称“横启”；“通”字体宽、单点，“甬”部第二笔多作一横，少数为一点呈三角头；“宝”肥大略下移且最后两笔靠近呈“鱼尾宝”。其中最主要的识别特征是“横启”“鱼尾宝”以及多“方头通”。图1～图6为桂林所见Ⅰ型中有代表性的6品，数据可见表1。

Ⅰ型“鬼天启”除了笔者在桂林所见大量实物外，图片也可见于《襄樊出土明天启通宝小平钱版式》[8]与《福建某地出土的明“天启通宝”小平钱》[9]二文。前文中有2枚拓片及后文中的6枚黑白照，版式均为常见的“方头通”，类实物（a）～（d）。但后文的钱币是否确为福建出土尚不好确证，且笔者居福建多年也未曾见本地所出的Ⅰ型“鬼天启”。

由Ⅰ型钱实物及图看，这类钱币的钱文变化并不大，仅在“通”字上偶有细小差别，形制也比较整齐划一，黄铜质窄缘厚重，品质上乘。直径为2.25～2.3厘米，缘厚0.15～0.2厘米。个体间有差异也多属微小细节，总体在质量及规范性上都比较好，具正规的官方铸币的特征。

（二）Ⅱ型钱

这类“鬼天启”在制作上大部分是尚工的，精者厚重整肃，钱文与轮廓深峻清晰，但也出现有粗糙、轻薄或文字涣漫者。Ⅱ型钱文与Ⅰ型迥然有别，文字扁而宽，笔划粗壮而圆滑。“天”字一般显低矮有压迫感，“通”字单点三角头，“甬”部第二笔为一点而不明显；“启”字“户”部第一笔作一小点呈“点启”，并与内廓相连；“宝”字最末两笔分隔较远，呈“开足宝”。其与Ⅰ型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三角通”“点启”“开足宝”。此外笔者亦闻有“双点通”版，但并未在桂林见到实物。图7～图16为桂林所见的Ⅱ型“鬼天启”各式10品，数据可见表2。

Ⅱ型“鬼天启”也可在《襄樊出土明天启通宝小平钱版式》[8]一文中见4品拓片，可辨有窄缘厚肉和宽缘两种。在《明“天启通宝”普品小平钱的版别分类》[10]一文中也有2品拓片，均为窄缘厚肉。

综合Ⅱ型钱特点，这类“鬼天启”个体间在文字细节上也存在差异，但并不太大，版式区别主要体现在形制上，其中大小样、宽窄缘、厚薄肉者均有，品类繁杂，远不如Ⅰ型整齐。部分特别轻薄者还可能是私铸，存世数量上也较Ⅰ型为多，但总体上以窄缘厚肉、钱文峻深的精工者为主要。

通过Ⅰ、Ⅱ两类比较可总结二者的宏观差异：Ⅰ型个体间在文字细节及形制上的差别很小，比较整齐划一，制作精好；Ⅱ型钱在文字上差异上虽也不大，但在形制及品质上变化多端，宽窄缘、大小、轻重、精粗俱有。应可以这么看，同一类钱币中精整厚重者是为前期所初铸，而轻小粗糙者则应是后期钱法混乱劣钱纷出下的产物。桂林所见的“鬼天启”钱存世量大、版别丰，因此绝非短时间内的地方临时铸币，由Ⅰ、Ⅱ两类型的明显差异看应至少分别铸于两炉，再由Ⅰ型形制整齐且质佳而Ⅱ型多样且品质不齐，则或可认为Ⅰ型始铸时间较早而持续时间较短、Ⅱ型始铸时间也早但持续时间较长并贯穿早晚。

此外有一点需要提及，一些著作中有谈到“鬼天启”的气韵类新疆钱，比如本节第一段中的引用。对于“鬼天启”与新疆钱是否存在关联需要理清。首先，应参考新疆自铸的方孔圆钱，新疆铸行方孔圆钱（即红钱）始于清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之后，直到清代末年，此前则流行西方体系的红铜无孔打制钱币俗称“普尔钱”。以方孔红钱为例，其材质均为红铜，正面为汉文，背面为满文及维文。形制虽仿内陆制钱，但由于工艺差距形制普遍不甚规整，轮廓、地张不平且多宽缘体扁。钱文笔画粗率不精，字面高低不平且多粘连。“鬼天启”钱文书体怪异，材质为黄铜，形制以径小、窄缘、厚重为主，铸工多精良，文字及轮廓分明，显然属于内陆钱币体系而与红钱差异很大。若说与新疆钱有什么共通点，也就只有钱文怪异这一点了。此外“鬼天启”若是一种西域边疆铸币，在南方的桂林却有如此大量的存世也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其与新疆应不存在关联。endprint

二、“鬼天启”的性质

“鬼天启”作为一种特殊的天启通宝版别，不仅在形制、文字上特别，分布上呈区域性集中，在性质认定上也较一般的流通币更为复杂，可谓众说纷纭，这是需要弄明白的重要问题。

“鬼天启”性质的复杂主要就体现在一个“鬼”字上。对于“鬼天启”乃至其他鬼钱中“鬼”字的出处，笔者从钱币著作及桂林集币者处得知的说法最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这些钱币是地方民间所铸之冥钱，专供丧事使用供给鬼魂，所以名为“鬼”；另一种则认为“鬼”字之称是来自于日本泉家，谓其钱文及形制比较诡异，与常品明显有别。这两种说法中，前者在集币者中流传较广，而严谨钱币著作中则多采用后者。例如，《中国货币史》有：“所谓'鬼天启，是日本的钱币学家所起的名辞。”[11]《大明泉谱》中亦有：“鬼钱的叫法是由日本泉家最早叫开的，由于此类钱有个性、无章法而诡异，故称鬼钱。”[12]除此二种外还有一种较少见的说法，认为鬼钱原本实系“桂钱”，因出自广西或在广西存世量多，而后渐讹传为“鬼”。三种说法单从表面看都具一定的合理性，但结合存世“鬼天启”钱的具体情况，又可以再做分辨排误。

首先，对于广泛流传的冥钱一说，笔者是不认同的。冥钱属于明器的一种，专供随葬而铸造，并不参与现实的流通，其形态、品质有别于普通流通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冥钱，其与同时期的流通币差别往往很大。各类专供随葬的冥钱多为形式化的钱币，或形制迥异、铸工恶劣，或材质以铅、锡、陶、滑石等为之，无法进入流通。铜铸冥钱典型如秦时绿豆大小的微型半两、西汉宣帝时的鸡目五铢、辽代的“大康六年”大钱等，部分王侯贵族甚至以金银质冥钱随葬，总之会“不通时用”。再看“鬼天启”，此钱版别众多、数量不少，但除钱文怪异外，形制、规格、材质、工艺等与其他官铸流通币几无差别。若民间私铸冥钱如此就与盗铸无异了，并且用品质、铸工皆精良的天启通宝作为冥钱也非情理之中。在存世情况上，桂林的“鬼天启”不仅数量极大，存世途径也多样，传世品、生坑、熟坑、漓江水坑等均不少，并往往夹杂于大量明清流通币之中，这也不像冥钱存世的模式。综合各方面，“鬼天启”显然更符合流通币的特征，而非专于随葬的冥钱。而冥钱一说笔者推测或由“鬼”字穿凿附会而来，即“鬼”称出现在先而冥钱之说出现在后。此外，“鬼天启”的普遍高品质亦非民间随意私铸所能及，虽然终明一代由于钱币政策混乱导致民间私钱泛滥，但为牟利而均铸造粗劣不堪行用。若私铸钱币品质如“鬼天启”则成本过大而无利润可图，甚至赔本，故也可排除“鬼天启”是民间私铸钱的可能。

其次，对于“鬼”是否为“桂”字讹传，笔者认为可能性也很小。“桂版”作为一种与钱币铸地有关的术语，即便偶尔被谐音成“鬼”，也能在广泛的交流与研究中被迅速矫正，而不至于会流传如现在无论著作中还是集币者间均只见“鬼钱”而不见“桂钱”的情况，因此“鬼”之名当一开始就已存在而非误传。

目前最靠谱的说法当还是日本人命名之说，即因钱文怪异而得名“鬼”。“鬼天启”是为流通币而非冥钱在前文已有所论述，因此“鬼”之称应与钱币本身特点有关，日本人命名之说就相对比较符合。日本自古与中国交往频繁，大量中国钱币随贸易流入日本甚至长时间成为日本的主要通货，日本人对中国古钱的集藏研究也颇为细致深入。“鬼天启”被日本人所注意并特别命名，而后其名词通过知识交流传入我国钱币界并成为广泛的通用称呼也并不奇怪，一些严谨的钱币著作持此说亦可作为佐证。

综上，对于“鬼天启”的性质目前可有以下两点认识：一是其并非是民间铸造专供丧葬使用的冥钱，也决非民间自铸用于流通牟利的私钱，而是一类正式铸行的官铸流通币；二是“鬼”之称最可能是来自于日本人的发明，是因其钱文风格的特殊诡异。

三、“鬼天启”的出处问题

“鬼天启”既为官方正式铸行的流通币，就必定有一个正当的出处。要了解一种钱币的出处，最好是能在史籍上找到它的直接记载，但“鬼天启”这样的钱币却有其特殊性。首先，恐无法直接在史籍中找到“鬼天启”或“鬼钱”之类现代钱币学才有的名词。其次，即使相关铸钱事件确有所记载，对于一种仅是文字书体略特殊而无背文的普通形制小平钱，所能记载的简略信息也难以证明那就是“鬼天启”。所以想在史籍上找到明确与“鬼天启”相关的记录的希望恐并不大。

在史籍之外，不妨先从钱币本身的情况入手。“鬼天启”是天启通宝众品种之一，明末天启间钱法混乱、钱炉众多，各地大量铸钱且所铸版式也各有不同，存世有如京版、川版、福版、浙版、云版等。背有文字者尚易判断，而光背无标记者如两型“鬼天启”就只能从形制、文字等去考查区分，在准确认定铸地上也有一定困难。对于“鬼天启”的来源，桂林当地集币者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即此钱多出自湖南永州地区，更有说其是“永州特产”。网络钱币论坛中网友也多指其出于永州一带，即便较保守的说法也认为其铸造于“湖广”，即湖北、湖南地域。此外部分严谨的钱币著作中也见有相同说法，如《大明泉谱》中有鬼钱“多出土于湖南永州，其铸地当为湖广地区”[12]的注解。

由集币者的经验及钱币著作来看，“鬼天启”铸于湖广或具体为永州地区的可能性应是非常大的。首先，一种钱币的分布规律一般是以铸造地为中心向外流散，存世的密度会随与铸造地相隔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如新疆红钱存世密度最大肯定是在新疆而不会是福建，“鬼天启”既集中出现于湖南永州地区，那么就有理由推测铸地就在这一带。至于笔者所考察的桂林，其地位于广西北部，距湘南的永州也较近，大量钱货可通过贸易流通经过湘桂走廊在两地间往来，因此流入桂林的“鬼天启”数量会很大以致远超其他天启钱品种。

湖南永州目前是最为可能的铸造地，那么就看看永州的具体情况。查阅道光八年（1828）《永州府志》卷七《食货》，未见有古代铸钱之记载。在新修的《零陵地区志》中记载：“宪宗元和五年诏'禁道州私铸钱。其时，道县、宁远、江华、永州、祁阳等地，已有银、铁、锡、铜等多种金属矿藏的采掘与冶炼。”[13]说明永州地区古时不仅有铸钱业，历史还很悠久，可追溯到唐代，营生者众。事实上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毁佛铸钱时，永州就曾铸背“永”字的会昌开元，虽罕见却是永州官方铸钱的实例。铸钱离不开的相关金属矿藏与铸造业，永州古代开采的矿产依前文引述有银、铁、锡、铜等，道光八年《永州府志》中也载永明有银，江华有锡、祁阳等地有铁、江华之锡尤其著名。锡与铜都是古时与铸钱相关的原料，并且永州地区的冶铸业古时也曾兴盛，所谓“零陵古有铁炉”[14]，可见至少在条件上永州是完全有能力铸造钱币的。虽然“鬼天启”钱的币材均为铜锌合金的黄铜而与唐宋以来主要使用的铜锡合金青铜有别，并且锌这个材料据《零陵地区志》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境内未开采铅锌矿”[15]。但是铸钱所需原料并非只能由当地供给，如云南之滇铜就曾输往四方铸钱。因此永州若要铸造“鬼天启”，铜自可由本地提供，锌则完全可由永州界外输入，亦非难事。就目前而言，对于永州为铸地的观点旁证较为充分，也并无明确可以反证的因素。不过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未能查得铸造相关钱币钱炉遗址的信息，或因历代兵僰、城建等破坏而湮灭踪迹，甚为遗憾，望今后有更确凿之证据问世。

“鬼天启”及其他鬼钱作为明代钱币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虽广受钱币爱好者关注与探索，但目前对其研究的深度还是比较有限的，对于其版别区分、铸造地、流通情况等的了解还不够全面，笔者在本文所论及的也只是桂林的“鬼天启”钱这一个方面。要再深入了解“鬼天启”及鬼钱，还需从实物与资料两方面结合入手，在更多的分布地区、钱币实物及资料中去摸索。本文谨作抛砖引玉，随着相关资料及实物的不断丰富与信息的拓展，相信各种鬼钱的面目会越发清晰，其中的疑问也会愈加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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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清）吕恩湛等修，宗绩辰等纂.道光八年·永州府志[M].卷五上，风俗志.

[15]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零陵地区志·第十八编·工业[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86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