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
——中国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研究
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编者按：文章节选自《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原载《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
作者认为色彩的自然属性决定了色彩的哲学属性，因而厘清色彩的自然属性便成为研究中国“哲学之色”的基础。作者从中国传统方色理论出发，结合其天文考古的研究成果，从而将色彩自然属性与“居中而治”或者说“建中”这一政治制度直接关联。政治制度又与生业模式息息相关，因而可说哲学之色，其本质是基于农耕文化的时空制度思辨。
二 中国传统方色理论的内涵
中国传统方色理论的基本内涵表现为以五色配伍五方，具体做法即为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和中央黄色。这种方色理论的构建基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先民对于中国大地以中原黄土为中心所呈现的五方不同土色的自然地理现象的认知。因此，五方土色在构建以其为核心的方色理论的时候，同样经历了从色彩的自然属性向哲学属性的发展。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与中国古人经常将同一种颜色细别为若干层次不同，色彩一旦纳入方色体系的框架，便失去了其固有的狭义特征。人们只需要关注颜色的属性即可，而不会在意其深浅明暗的层级差异。具体地说，红色属于南方的颜色，这个概念对于建立方色理论已足够明确，人们并不要求红色非得是朱色、赤色或其他不同深浅程度的红色不可。相反，有时为着适应不同颜色的材料，方色的适应范围可以相当宽泛，甚至完全改变，这意味着颜色的选取其实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譬如东方为青色，用土来表现方色的时候会选取灰土，用玉石来表现方色的时候则会选取绿玉，而在方色理论的体系下，灰色与绿色所象征的颜色同样是青色。明白这一点对于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的探讨非常重要。
诚然，以黄色为中央必须基于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的建立，而这种观念则有赖于立表测影求得天地之中的工作才可能完成。根据《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古人认为，夏至正午之时，八尺表的表影长度为一尺五寸，其地即为天地之中央，而具有这一影长数值的地点通常被认为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夏至正午的影长数据在《周髀算经》中则被记为一尺六寸，这很可能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于地中的不同认识，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事实上，目前的天文考古学研究显示，不仅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以至前第二千纪末叶的圭表象征遗物甚至实物已经发现，而且出土这些遗物的古代遗址都集中于北纬35.5度附近的地区，与传统于嵩山（北纬34度26分）测影而求得地中的地点尽管相近，但并不相同。公元前十世纪末的西周初年，周公旦于嵩山测影并建洛邑王庭（今河南洛阳），已认为这一地区即为天地之中。西周成王世之铜器何尊铭文追述武王语云：“余其宅兹中或（域），自之乂民。”已经显示出周人居中而治的政治追求。殷商晚期王邑定于河南安阳，也不出中原之地。商人自称其王庭所在之地为“亳中邑”或“中商”，仍然体现着其所具有的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如果认为属于夏代晚期的王邑，或许也正可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于天地之中的固有认知。很明显，围绕中原，或者更准确地说，围绕天地之中的测影活动其实持续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当然这是上古天文观测由疏渐密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意味着中国古人至少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就已经了解了地中，并形成了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
古人对于五色的认识源出于五方显然没有问题，战国楚帛书在谈到分至四子的创世故事时，即对这一思想有着明确的表述。帛书云：
长曰青榦，二曰朱四单，三曰□黄难，四曰□墨榦。千又百岁，日月夋生。九州不平，山陵备失。四神乃作，至于覆，天旁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
四子分掌二分二至，在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念中，春分主东，秋分主西，夏至主南，冬至主北，故春分神在诸子中居长，其色为青，帛书左下角绘有青色木，可与之对应；夏至神居仲，其色为朱，帛书左上角绘有赤色木，可与之对应；秋分神居叔，首字或拟补为“翟”，或以其意为白，以隐喻的形式表现西方白色，实则帛书以黄色为秋分神的颜色，意在主生避杀，而帛书右上角绘有白色木，可与之对应；冬至神居季，其色为黑，帛书右下角绘有黑色木，可与之对应（图二）。这种以长幼伦次四神的传统与《尚书·尧典》的记载完全相同。帛书以四神捍卫支撑天盖的五柱，使其不朽。而五柱以五方色言之，知其位置必立于五方，这与帛书四角所绘的四色木恰好可以彼此呼应。需要说明的是，四色木的位置虽在四维，但却含有统御四方四时的明确含义。帛书于四方的位置分列十二月，形成青木统领春三月居东、赤木统领夏三月居南、白木统领秋三月居西、墨木统领冬三月居北的严整形式，黄木本应居中，从而实现五色与五方的配属，唯帛书于其省略而未绘。这个事实表明，五色配伍五方的观念不仅来源于五方地理的颜色，而且这种理论在战国时代就已相当完善了。
1. 河南濮阳西水坡 45 号墓
2. 河南濮阳西水坡第二组蚌塑遗迹
3. 河南濮阳西水坡第三组蚌塑遗迹
三 方色理论的文化影响
先民一旦认识了五方土色的不同，将这些源于自然地理的知识施用于人文制度，首先建立的就是天子大社的配土规制以及相应的分封制度。
《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为大社。
孔颖达《正义》：“大社在库门内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逸周书·作雒》云：
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釁以黄土也。
大社的布土规制乃以五色土各依方位而设，呈现东方青土、南方赤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央黄土的独特布局，以此显示天子掌有天下之土，也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的王权政治的象征。而王于大社祈请，自然也就是为天下苍生祈福。初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后来作为明清两代王朝的大社至今尚存于北京紫禁城右之社稷坛（图三），合于《周礼》左祖右社的古老规制，坛上依五方布设五色土，系皇帝为天下百姓祈福之所。而商代甲骨文已有“右社”之文（《丙编》86），可明大社之制渊源甚久。
黄土居中犹如王庭居于四方之中，从而形成以黄色作为王权象征的传统观念。在这种方色理论的影响下，分封制之授民授疆土也便确立了相应的时空背景，《尚书·禹贡》：“厥贡惟土五色。”伪孔《传》云：
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焘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洁，黄取王者覆四方。
《晋书·礼志上》引王肃解云：
王者取五色土为大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
《白虎通义·社稷》引《春秋传》云：
天子有大社也，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黄土。故将封东方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为封社明土，谨敬洁清也。
《逸周书·作雒》云：
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初学记》卷十三引《汉旧事》云：
天子太社，以五色土为坛。封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于其国，故谓之授茅土。
蔡邕《独断》卷下云：
天子太社，以五色土为坛。皇子封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东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归国以立社，故谓之受茅土。西周康王世之大盂鼎铭称“先王授民授疆土”，即谓此分茅列土。故于分封之制，四方诸侯皆各受其方色之土，上焘以黄土，以明为王权所覆，显然，这一制度正是通过传统的方色理论而得到贯彻。
方色理论对于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还体现于顺时施政的传统政令观。《礼记·月令》在记述四时行政时是将五色与四时加以匹配的。由于中国传统的时空关系表现为空间决定时间，所以表现空间体系的五色自可以移用来表现时间。准确地说，古人以春配东，故天子于春三月尚青，必居青阳，乘鸾路，驾苍龙，载青，衣青衣，服苍玉；以夏配南，故夏三月尚赤，必居明堂，乘朱路，驾赤，载赤，衣朱衣，服赤玉；以季夏之末配中而尚黄，必居大庙大室，乘大路，驾黄，载黄，衣黄衣，服黄玉；以秋配西，故秋三月尚白，必居总章，乘戎路，驾白骆，载白，衣白衣，服白玉；又以冬配北，故冬三月尚黑，必居玄堂，乘玄路，驾铁骊，载玄，衣黑衣，服玄玉。制度严格。先民以表现方位的颜色来表现时间，阐明其顺应天时变化而施政行令的政治理念．不仅朴素，而且科学。古人认为，顺天时而行政令则阴阳和，风雨调，国泰民安，否则将阴阳不谐，风雨不时，国乱民贫。因此，顺时施政事实上是古人追求的合于天地之道的神圣抉择，是关乎国家治乱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显然是先民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时代而特别强调顺应自然方可得保永续的朴素认知的结果，而这种制度及观念的表现却是借助方色所具有的时空象征意义完成的。
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锺离君柏墓墓顶白色璧形遗迹
顺时施政的传统政令观直接决定了关乎社稷兴衰存亡的大典——封禅——的基本礼旨的形成。换句话说，由于封禅大礼唯以祈求国祚长久为其根本目的，而国祚的长久又必须以顺时施政的传统政令制度作为前提，这意味着在封禅礼仪中，方色理论不仅得到贯彻，而且古人正是通过这种颜色与时空的联系来表现顺时施政的传统政令思想。
西汉长安城桂宫遗址曾经出土王莽为行封禅大礼而制作的封天玉牒，牒文首称“万岁壹纪”，末云“封亶泰山，新室昌［炽］”，明确阐释了封禅以祈国祚永续长久的礼旨。至于《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于元鼎中封禅泰山，以“五色土益杂封”，一如祭天地之礼，正体现了古人借方色表达封禅礼旨的传统做法。
方色理论施用于政治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五德终始理论，这其实反映了天命观从上古以观象授时为基础逐渐数术化与哲学化的转变。由于五行需要与五方色相配伍，因此这种天命观的直观表现便是王朝的舆服制度必须符合五行的配色。不过必须指出，天命观最初因天文观象而诞生，天文技术成为获取天命的根本保障；商周时期，德行的推广使天命观发生了改变，早期强调天文技术的观念逐渐淡化；而至战国时代，邹衍借五行相生相克的数术观提出五德终始理论，将王朝的兴替纳入五行循环的机械模式，尽管这种理论需要尽量获得天象征兆的应合，但它的随意性显然已显示了天命观的衰落。
方色理论运用于传统的祭祀制度也十分明显。《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不仅礼玉配以方色，所用之牲币也各依其器之色，制度严整。而方色及六玉更广施于各种礼器，如以方明之上下四方六面各应天玄、地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六色，且饰以六玉，以象天地四方之神明。古又以龟为前列，以其先知，故占卜所用之六龟，其取色也必与天地四方六合之色相随。很明显，方色思想因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了天人和合，所以在古代的祭祀制度中得到了彻底的实行。
方色理论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乃在于丰富了阴阳的表现形式。如果说黑白二色作为一种哲学色彩可以表现阴阳观念的话，那么五方色由于建立了与时空的联系，当然也可以同样完成表现阴阳的工作。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古人对于南北方位与天地、阴阳关系的理解，在原始宗教及古典哲学的体系中完全不同，尽管从表面上看，天居南方与南方属阴的现象似乎存在矛盾，但这只是反映了两个认知体系的不同。原始宗教体系以南方象天而北方象地，如果认为天属阳而地属阴，则天南地北的观念正可以自然地发展出南阳北阴的思想，这是基于原始宗教观所建立的方位阴阳学说。但是先天《易》学的阴阳两分思想则使南方的离卦配阴，北方的坎卦配阳，从而形成南北阴阳的颠倒。因此在以阴阳为基本内涵的哲学体系中，南、北二方实际并不与天地相配，古人如果以天地配伍方位而表现阴阳，则既可以将天配于西北乾位为阳，这是对天倾西北的自然天象的描述，而地则配于西南坤位为阴，如《周易·说卦》所论后天八卦方位；当然也可以将天配在东方属阳，而地配在西方属阴，如牛河梁红山文化圜丘居东、方丘居西的布局，从而与东阳西阴的哲学观相一致。很明显，阴阳一旦纳入方色体系，北方黑色便具有了阳的属性，南方赤色则呈现为阴的属性。《易》学体系中颜色与阴阳的冲突实际源于古人在既有的五行配色的框架下表现先天《易》学思想的结果，其以乾、坎、艮、震四阳卦分配西北、北、东北、东四方，又以兑、坤、离、巽四阴卦分配西、西南、南、东南四方，从而造成原本五行配色体系中南赤、北黑二色的阴阳变化。事实上，原始宗教体系中的方位观仅在强调天地的阴阳属性，而古典哲学体系中的方位观则具有着普遍的阴阳意义，二者不相混淆，古人于此区别得相当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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