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写《历史哲学》，至东汉末止。此后不再就政治说，故转而言学术。
阶段有三：一曰魏晋玄学，二曰南北朝隋唐之佛教，三曰宋明儒学。此书名曰《才性与玄理》，即写魏晋一阶段也。
中国晚周诸子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之原始模型，而以儒家为正宗。此后或引申或吸收，皆不能不受此原始模型之笼罩。引申者固为原始模型所规范，即吸收其他文化系统者，亦不能脱离此原始模型之笼罩，复亦不能取儒家正宗之地位而代之。
秦以法家之术统一六国，西汉是继承儒家而发展之第一阶段。至乎魏晋，则是道家之复兴。道家玄理至此而得其充分之发扬。王弼、嵇康、向秀、郭象，其选也。适于此时而有印度佛教之传入。道家玄理之弘扬正是契接佛教之最佳桥梁，亦因此而拉长中国文化生命歧出之时间。所谓歧出是以正宗之儒家为准。文化生命之歧出是文化生命之暂时离其自己，离其自己正所以充实其自己也。魏晋南北朝隋唐七八百年间之长期歧出，不可谓中国文化生命之容量不弘大。容量弘大，则其所弘扬所吸收者必全尽。全尽必深远。全尽而深远之弘扬与吸收，其在自己之文化生命中所引起之刺激与浸润亦心深刻而洽浃。文化之发展不过是生命之清澈与理性之表现，故在歧出中其所弘扬与吸收者皆有助于其生命之清澈与理性之表现。故此长时期之歧出，吾亦可曰生命之大开。至乎宋明，则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归其自己，而为大合。故宋明儒学是继承儒家而发展之第二阶段。至乎今日而与西方文化相接触，则亦将复有另一大开大合之阶段之来临。此中国文化生命发展之大脉也。
虽然，文化非可以游谈，必将深入其里面一一通透之，方能于生命起作用。吾兹以近三十万言之巨幅诠表魏晋之玄理，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为彻底之玄学。吾所作者，即在展现此玄学系统构成之关节，并确定其形态之何所是。试取西方哲学中诸大形上学系统，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系统，圣多玛之系统，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之系统，康德、黑格尔之系统，以及近时布拉得雷之系统，怀特海之系统，胡塞尔、海得格尔之系统，而比观之，则中国道家之玄理系统，甚至佛教之般若佛性系统，以及儒家之性理系统，其构成之进路与关节，以及其形态之何所是，皆可得而确定矣。此为生命之学问，未有如此之亲切者也。
魏晋之玄理，其前一阶段为才性。故此书即曰《才性与玄理》。“才性”者，自然生命之事也。此一系之来源是由先秦人性论问题而开出，但不属于正宗儒家如孟子与《中庸》之系统，而是顺“生之谓性”之“气性”一路而开出。故本书以“王充之性命论”为中心，上接告子、荀子、董仲舒，下出《人物志》之“才性”而观此一系之原委，此为生命学问之消极一面者。吾年内对于“生命”一领域实有一种“存在之感受”。生命虽可欣赏，亦可忧虑。若对此不能正视，则无由理解佛教之“无明”，耶教之“原罪”，乃至宋儒之“气质之性”，而对于“理性”、“神性”，以及“佛性”之义蕴亦不能深切著明也。文化之发展即是生命之清澈与理性之表现。然则生命学问之消极面与积极面之深入展示固是人类之大事，焉可以浅躁轻浮之心动辄视之为无谓之玄谈而忽之乎？”玄”非恶词也，深远之谓也。生命之学问，总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无真生命与性情，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即任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而生命之乖戾与失度，以自陷陷入于劫难者，亦唯赖生命之学问，调畅而顺适之，庶可使其步入健康之坦途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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