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研究方法总论

来源： 中国行政管理

作者：张梦中 (美)马克·霍哲

引言: 定性研究方法的兴起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什么是定性研究方法? 什么是定量研究方法? 什么是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组合?尽管学术界对这些概念及相关概念没有公认的定义,多年的争论及探索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本文将结合我们的理解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对定性研究方法作一综述。为此,我们不能声称我们的研究是权威性的、或者是面面俱到的,我们只希望通过本文为定性研究的主要方面提供一个进一步研究的路标,并为定性研究勾勒出一幅大致的图画。

我们认为,对于科学概念,可以在通俗易懂及常识性层面上给出,也可以用较为严格、学术性较强的术语来定义。这里,我们先给出较易理解的定义,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探讨更为严格的定义。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划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组合。定性研究侧重于用语言文字描述、阐述以及探索事件、现象和问题。定量研究侧重于用数字来描述、阐述以及揭示事件、现象和问题。作为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组合,则是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兼而有之。需要指出的是,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严格的划分研究方法有时是较为困难的。因为定性研究不等于没有数字,而定量研究中也不乏直觉、价值判断和逻辑推理等。如此,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不少情形中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么,定性研究有什么主要特征? 与定量研究的关系是什么? 公共行政学中运用定性研究的情况如何呢?

定性研究的主要特征

定性研究是一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主题的研究方法,由一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术语、概念和假设等组成( Denzin a nd Linco ln, 1994)。通过陈列定性研究的具体方法和其适用的研究领域,可以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定性研究。定性研究方法主要由下列类别组成: 人种学;参与观察;文化人类学;文件、经书、符号和叙述分析;案例研究;档案分析;内容分析; 通讯分析;符号的相互作用分析;种族方法论;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追问;现象学;问卷研究;结构解剖;行动研究和参与式行动研究; 访问研究;后实证主义研究; 后结构主义研究等等。定性研究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学科与研究领域,如;人类学;教育学; 社会学;社会科学; 文学与艺术研究;文化研究; 历史学; 考古学;人物传记;项目评估;临床研究;医学;精神病学;护理学; 家庭诊疗;认识与生态心理学;法律学; 新闻学; 政治学;行政学等等。

定性研究通常意味着三个概念: ( 1)构建的研究认识论(即基于认识知识的后现代、结构主义或自然主义范式的方法) ; ( 2)具体的研究战略,如研究设计是针对解释和揭示事物、现象和事件而不是总结出可运用于更大范围的因果关系; ( 3)具体的、不需要涉及数字的技术,如访问法( Ga brielian, 1999)。

简言之,定性研究方法是由访问、观察、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组成,原始资料包括场地笔记、访谈记录、对话、照片、录音和备忘录等等,目的在于描述、解释事物、事件、现象、人物并更好地理解所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

定性与定量方法: 互为矛盾或互为补充?

前面提到,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定量方法有数字或数据的基础去解释事物间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对于定量方法完整的定义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元素或步骤: ( 1)建立理论假说; ( 2)收集相关数据; ( 3)用统计模型测试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 4)得出自变量与因变量是否相关,在多大程度上相关的结论,并进而推之其因果关系。由此我们看到,定量研究的本质是用统计模型测试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从而验证理论假设是否正确、推论事物间的因果关系的过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最大区别在于定性分析不用统计模型、不做回归分析。定性分析被看作是基于种类或质的差别而不是程度的差别的研究。定性研究也可以是经验式的实证研究,首先提出理论假说,通过分析收集到的资料验证假说的合理性。比如,在案例研究中,通过一个案例的研究就可能证伪某一占主导地位的理论( King et a l,1994)。对于案例研究而言,如果能测试其内在的和外在的有效性,也可能将案例的结论推广为普遍的结论。当然,这样做也存在风险。

我们认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尽管各有自己的方法、研究步骤等,他们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联系和互为补充的。有些研究项目既运用定性方法又运用定量方法。有的定性方法的研究也有数据的佐证。而大多数定量研究中在提出理论假设、阐释事物间因果关系、揭示现象的规律性等过程中也离不开定性研究的理性思维。

定性探寻战略

殷( Yin, 1984)提出了选取可靠研究战略的三个问题。第一,研究问题的属性是什么? 第二,研究是否需要控制行为、或是自然发生? 第三,研究的现象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问题? 殷选出五种研究战略: ( 1)实验; ( 2)问卷; ( 3)档案分析; ( 4)历史方法; ( 5)案例研究。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战略取决于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比如,实验和准实验研究设计适用于预测性研究,而案例研究的针对性较强( Ga brielian, 1999)。莫斯( Mo rse,1994: 224)提出定性研究中的四种主要研究战略: 即现象学、人种学、扎根理论、行动研究,并比较它们的研究问题、主要方法及资料来源等。这里,我们摘录马歇尔(Ma rsha ll)和罗斯曼( Rossman)对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类型的分类(见表一)。

定性研究中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定性研究运用了多种资料收集和分析技术: 庞其( Punch: 1994: 84)认为其中主要的三种技术为: 观察,访问和文件分析。马歇尔( Mar shall)和罗斯曼( Rossman) ( 1995)罗列了以下15种方法和技术。( 1)参与式观察; ( 2)访谈; ( 3)人种学访谈; ( 4)精英访谈; ( 5)座谈会访谈; ( 6)文件评论; ( 7)叙述; ( 8)生命历史; ( 9)历史分析; ( 10)电影; ( 11)问卷; ( 12)空间关系学; ( 13)身势学; ( 14)心理技术; ( 15)无干扰测量。在“定性研究的主要特征”部分,我们还引入了别的定性研究方法。在资料的收集和处理过程中,资料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胡伯曼( Huberman)与麦尔斯(Miles)定义资料的管理:“为系统的、连贯一致的资料收集、储存和检索所需要的操作” ( Huberma n a nd Miles: 1994: 428)。如今,计算机软件的运用将极大地提高定性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储存、检索和分析的效率。

　定性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是“扎根理论” ( Gr ounded Theo ry )的建立和发展。尽管有多篇文章介绍该理论,有权威的是原发明者的四部书: 《扎根理论的发现》( Glaser & Stra uss, 1967) ; 《理论的敏感性》( Glaser,1978) ; 《社会科学家的定性分析》( Strauss, 1987); 《定性研究基础: 扎根理论程序与技术》( Strauss and Co rbin; 1990, 1998)。一般而言,学者通常根据其经验、智慧、学识和已有材料提出理论假设,然后收集资料用统计模型或其它方法验证其理论假说。但扎根理论的程序恰恰相反,就是说,学者大脑中对某问题事先没有理论假说,而是通过收集和分析资料,建立理论模型。

资料的分析有多种方法,内容分析( content a nalysis)是较为重要的一种技术。资料分析可以被认为有三个子步骤: ( 1)资料还原: 选择概念模型、研究问题、案例,通过编码、总结、分类和写作而进一步压缩资料;( 2)资料展示: 对已压缩的资料进行重组以便采取行动和得出结论; ( 3)得出结论/证实: 解释资料(Misles and Hube rman, 1984, 1994)。

判断定性研究的标准

学术界对定性研究的优劣及可靠程度的检验缺乏共识。不过,大多数研究都遵循以下四项标准: 内部有效性; 外部有效性; 可靠性; 客观性。胡伯曼( Huberman)与麦尔斯( Miles) ( 1994)提出下列标准确定定性研究程序的优劣: ( 1)在案例内或案例之间的抽样决策; ( 2)数据收集操作; ( 3)数据库的规模和总结,产生数据的方法; ( 4)软件的使用; ( 5总体的分析战略;( 6)关键数据的展示以支持主要结论。

斯特劳思( Strauss)和科宾( Co rbin)提出判断定性研究的四项标准: 第一,资料的有效性、可靠性和信誉度; 第二,对理论自身的判断;第三,产生、阐释、测试理论的研究过程是否完善;第四,结论的得出是否扎根于经验的数据( Strauss and Co rbin, 1998)。马歇尔( Ma rsha ll)和罗斯曼( Rossman) ( 1995)陈述了20个问题以判断定性研究的质量,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定性研究方法与公共行政

我们知道,公共行政学是由多学科组成的一个研究领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管理科学等等学科都是公共行政学的智慧与知识之源。如此,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公共行政的研究之中,构成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百花园。公共行政学受其“近亲”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影响较大,而政治学与经济学均关注从收集的资料中发现因果关系、建立普遍适用的规则规律等。不难理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计量经济学,即以定量为主、以统计模型作线性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的研究受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影响较大,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人们不难发现愈来愈多的数学符号与公式。公共行政学有时更多地关注对组织以及组织中的人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等往往有共性,因而也更多地采纳定性研究方法。叶戈尔( Yeag er , 1989)认为定性研究战略是公共行政学的“经典方法” ,并核实了定性研究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广泛运用。威伦(Whela n, 1989)显示在公共行政学中,以计算机、统计学为导向的研究范式始于20世纪60年代。

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第一部研究方法教程可以追述到1940年。学者约翰· 琵夫勒( John M. Pfiffner )发表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 Pfiffner , 1940) ,按照盖布雷林( Gabrielian, 1999)的总结,琵夫勒比当今学者更重视实用的、以人和组织为导向的研究手段。尽管不少学者呼吁应该用经验式、定量的研究方法,但在实践中定性研究受到更多的青睐。用“定性”的语言,公共行政学历史上的名篇、经典著作大多数为定性研究方法。我们所做的经验式统计分析发现,两家在美国较有影响的杂志— — 《公共行政学季刊》( Public Administra tio n Quar ter ly )和《公共行政学研究与理论》( J- Par t Jo 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 rch a nd Th eo r y)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百多篇论文显示(见表二、表三)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的论文远远超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论文,运用定性与定量两者组合方法的论文也远远超过了“纯粹”的定量方法所写的论文。

　

结束语

正如前文所述,定性研究并不是没有数据,定性研究也不乏评价标准。学术界并不能评价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孰优孰劣的问题。应该说,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同属社会科学获取真知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有效性、可靠性、客观性以及能够经受检验的理论均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评价标准。在学术界,曾经一度有对定性研究的质疑与挑战。有人认为定性研究者是不可靠的记者、或“软”科学家;有人将定性研究说成是不科学、仅仅是主观的、探索性的方法;有人称定性研究为批判主义而不是发展理论;还有人指责定性研究为披着世俗的人道主义外衣的伪科学(见Huber , 1995;Denzin, 1997)。近年来,定性研究不仅顶住了这些批评和诋毁,而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认同。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思潮已经并正在为定性研究方法在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及公共政策领域的运用掀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