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这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家柳诒征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中对孔子的评价。其实类似的评价，早在元代武宗时期就有：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的梁漱溟先生也曾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这些说法，是很有典型性的。[2]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上的地位，可以从中约略看出。
也正因为孔子儒学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近代以来，孔子思想成为新学者所攻击的对象。倡导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为了推广新文化的目的，着力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现可以与西方思想相契合的素地，将墨学等诸子的地位进行重新估量，突显诸子以贬抑孔子和儒家。尤其是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问世，这一被蔡元培先生肯定的所谓“诸子等量齐观”说影响日渐深远，已成为当今学人的“共识”。即使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也是如此认识。比如他多次谈到孔子儒学的三期发展，即从曲阜一地进而扩展到山东齐鲁大地，汉代成为全国性思想影响，然后第三期就是走向世界。言下之意，儒学只不过是鲁国文化的产物而已。然而经过我们的研究和对历史的认识，这种将孔子儒家与诸子等量齐观的看法，虽然在近代起到了思想解放和意识形态转型的作用，但是却未必符合历史的实际。
孔子之学在汉代“独尊”之后，成为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居于官方的统治地位，其他诸子与之地位悬殊，自然是有目共睹的。但“独尊”之前的孔学是否与其他诸子“等量齐观”呢?窃以为，非是。儒学与诸子毕竟不同，不仅是在后世的地位不同，其本身的价值与诸子也有着天壤之别。在现代很多学者心目中，儒学仅仅是产生于曲阜一地的思想学说，是鲁国地域文化的产物。蒙文通、劳思光等先生即以儒学为鲁地之学，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3][③]固然，儒学有着鲁国地域文化的特点，但一种思想文化的产生，除了地域文化的影响之外，还与其创始人本身的人生阅历、知识积累、思想视阈、文化气象等相关。比如孔子一生四处游学、博览群书，并具有开放性、与时俱进的特点，加之以“斯文”为己任，因之孔子儒学具有了其他诸子所不具备的特质，也使得儒学在后世具有其他诸子无法企及的地位。而且即使从地域文化一点而论，这些学者也恰恰忽略了一点：鲁文化除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之外，它还有一个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具备的地位。鲁文化乃是周代文明在东方的代表，或者说鲁文化体现的即是典型的周代文明。关于鲁文化的这种特殊地位，历来都有学者予以阐述，郭克煜、杨朝明先生等对此更是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探讨。[4]在此我们不必赘述。而且，儒家文化亦不等同于鲁文化。鲁文化只是儒家文化诞生的一个母体。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全面继承上古三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因革损益、创造性转化而形成的。
根据牟宗三先生的看法，面对同样的“周文疲敝”的局面，只有儒家采取了承继和肯定的态度，其他诸子如道家、墨家和法家等都是否定的态度。[5]“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六经”为主的中华元典，代表了早期中国文明的结晶，而只有儒家将之自觉的传承、诠释、践履。而孔子儒家之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诸子，也与其特质有关。
那么，说孔子儒学是中国历史的正统和主流，是否就会否定其他诸子尤其是后世佛教和道教的地位与作用呢?当然非也。孔子儒学居于主流，并非说中国文化只有儒学，儒学等于传统文化。今天强调孔子和儒学的价值，是与其特殊价值和现代意义分不开的。
四川大学黄玉顺先生有一句名言：人天然是儒家。干春松先生也对此十分服膺。窃以为这正说明了孔子之学是贴近人生和社会的。孔子的所思所想，皆是从人生社会出发的，是从人之常情出发的。当然，历史上虽然儒学独尊，但是思想文化也是异彩纷呈，儒学本身是开放的，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都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恰恰是这种历史的惯性，在近代推动了对西学的接纳和认可。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李晨阳先生在其《道与西方的相遇》[6]一书中，曾分析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思想多元主义现象，并对未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榫表示了乐观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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