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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备劈挂拳讲座:一代文通武备的武术家:马凤图
 

 

马颖达 马明达 马令达 马明达

(马明达《说剑丛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当代著名武术家马凤图先生,生于1888年,逝世于1973年,享年85岁。今年(1998)是先生诞辰110周年,又适逢他去世25周年,由甘肃省政协、民委、体委及海内外武术界人士共同发起,将于10月间在古城兰州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作为先生的子嗣,我受各位师友学长和亲族的嘱托,谨以此文简要介绍先生的生平和武术成就,略述先生的武术思想,以表达我们对先生深切的纪念。 

马凤图字健翊,回族;河北省沧州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习武的农民家庭,小时读过私塾,参加过晚清的武童生应试训练,并从祖父马捷元、父亲马化堂、舅父吴懋堂学习劈挂、八极等家传武术。12岁起师从盐山黄林彪(传村)先生,系统学习通备拳法,兼学中医,从此奠定了终生以医武为伴的学术路径。1909(宣统元年)考取北洋师范学院,在校加入同盟会,从事过秘密反清活动。民国初年,赴东北从事教育工作,又曾赴湘、鄂等地工作游历。1920年携二弟英图和长子广达在河南加入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进入军政生涯。1926年随冯军刘郁芬部进入西北,先后在宁夏、甘肃、青海担任过县长、军法处长、专员、厅长、省府委员等职务。40年代初退出政界,在大学兼过课,后来挂牌行医,直至以中医师身份终老于兰州。解放后担任过西北军政委员、省政协委员、甘肃省回族教育促进会代主任、省民委委员、体委委员、省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省武协主席、兰州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等多种社会职务。

马凤图的从政经历,为他在三陇大地赢得一片清誉。事实上从政既不是他的初衷,也完全不适合他过于耿介的性格。仕途多艰,备历坎坷,所以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勇退的念头,只是为生计所累,不得不一再延缓了退出宦场的时间。他对传统文化怀有很深的感情,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涉及,有所探研。他有很好的经史根底,喜欢读史。对宋、明理学兴趣也很浓,曾专攻陆王之学,但最推崇的还是清初崛起于河北的颜、李之学,一直以颜、李学派的信奉者自居。由于久居陇右,对西北史地及民族、宗教等问题颇留心,有不少独到见解。1938年史学家顾颉刚、白寿彝等来西北考察,曾屡屡向他请教,这在顾、白二位先生的日记中都有反映。金石碑版和书画鉴赏也是他的兴趣之一,其它如诗词、戏曲、古典小说,以及民族教育、世风民俗等都有所关注和涉猎。但相比之下,一生寄情最深,矻矻探研不止的则是武术、医学和书法,他晚年曾经以“三艺老人”自号,指的就是这三门学问。他说过,三艺之中,武艺第一,可以成一家言;医艺第二,可以救死扶伤,也可以为人师;书艺第三,不能成家,也不能为师,但能做到一生临池不辍,从容挥毫。的确,他的大字,特别是榜书,遒劲雄浑,气度严整,当年曾得到于佑任、范振绪、寇遐等不少秦陇书家的推赏。

马凤图经历了自清末到新中国建立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他阅历丰富,见识高超,加上好学勤思,博闻强记,故能在许多领域取得成就。然而,他一生寄志最专是在武术,成就最高也在武术。这一点,他生前颇为自许,身后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推祟。他的武术活动绵延70多年,留给了我们丰富珍贵的武术遗产。我们一面感到庆幸,——面又不能不以继承和发扬他的遗业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感到压力,特别是在武术现状令人忧心的今天。以我的肤浅认识,概括言之,马凤图一生的武术成就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设武术机构,推动武术的体育化进程

  清末民初,民间武术社团蜂拥而起,许多武术家和社会人士都参与了这一活动。这是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转型的重要历史现象,也是传统武术完成其体育化进程的重要环节。这一现象已引起当代武术史研究者的注意,成为—一个热门课题。马凤图是这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1910(宣统二年),他在天津读大学时,受同盟会“燕支部”之命,与叶云表、张恩绶等人发起创立“中华武士会”,次年正式成立。该会以提倡中华武术文化为宗旨,主张强身励志,发扬自强不息的尚武精神,以“中国之武士道”(梁启超语),对抗日本的“武士道”,同时也企图借此联络武林人士,扩大反清力量。会址设在天津自治研究所,成立大会在河北公园天津教育公会举行。当时,华北许多武术名流都曾积极参与中华武士会的创建,其中有太极拳家李瑞东、形意拳家李存义、八极拳家李书文、劈挂拳家肖公甫及天津地方人士高万合等,还有各家的高学弟子如形意郝恩光、李玉琳等,八极张德忠、霍殿阁等,劈挂沙子祥、马英图等,人物极一时之盛。中华武士会从筹谋到正式成立历时一年之久,马凤图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庚子拳乱”后,在重灾区的天津,许多人对武术怀有偏见,武术界自身又多宗派门户之见,某些武术人士江湖习气根深蒂固,能把大家聚合到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经马凤图与叶云表等年轻人的奔走协调,终于促成这一当时北方规模最大的民间武术社团的成立,马凤图被公举为首届理事会副会长兼总教习。不久,他远走东北谋求职业,就基本脱离了武士会的关系,但他对中华武士会的创轫之功,在当时的京津武术界多有好评。

1925年,在西北军察哈尔都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张之江将军之命,在张家口创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托该室,成立了“新武术研究会”,以室主任兼任会长。当时,西北军首脑冯玉祥赴苏联访问,张之江主持军政大局,他积极经营张家口,力图为西北军创立一块立足之地。张之江对武术夙有兴趣,对兼资文武的马凤图非常赏识和敬重,郑重委托马凤图制定全军统一的劈刺教材;同时努力延揽武术人才,研究武术改革发展的新途径,力图使研究会成为一个实体,并逐步发展出—一套可以推广到全国的民族体育训练和竞技体制。经马凤图举荐,研究会吸收了包括王子平、马英图、洪立厚、刘鸿庆、王桂林等一批武术(含摔跤)人才。研究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南口大战”爆发后,西北军全军转入战争,研究会即陷于停顿。研究会存在期间,马凤图结合军用劈刺教材的编创工作,对古典刀剑武艺和明清以来流传有绪的陆合大枪体系,还有北方传统的棍法等做了一次认真清理,取得多项成果。此外,对不久以后在南京创立中央国术馆的张之江将军来说,研究会实际上是一次实验,是一个前期准备,不仅是认识和组织体制上的准备,而且也是人员方面的准备。可惜“五原誓师”后,西北军主力转向经营西北地区。为联络西北回族地方势力,受冯玉祥指派,马凤图以代表身份先期出发,自此滞留陇上。因为这个原故,他未能参与中央国术馆的创立,这是马凤图一直耿耿于怀的憾事,也是张之江引为遗憾的事情。

   

1927年中央国术馆成立,是当代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因为它是中国武术被正式纳入国家管理体制的开始。当时身在西北的马凤图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央国术馆的发展,与张之江、王子平、马英图等保持联系,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此外,他在西北地区积极推动国术馆的创立。19305月他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期间与当地武术热心人士王剑萍等发起创立省国术馆,由青海军政首脑任馆长,他任副馆长。这是整个大西北创立最早的省级国术馆,中央国术馆张之江、李景林等人都有专电祝贺。19344月,他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创立了甘肃省国术馆,并曾出任副馆长、董事长等职。在他的支持下,甘肃国术馆在经费、设备和教师教材等方面都得到基本保证,曾先后举办三期学员班,培养了一大批武术人才,解放后活跃在甘肃和全国武坛的许多人,都是省国术馆学员出身。西北军解体后,星散各地的西北军旧部多是当地国术馆的创立者和支持者,这与冯玉祥、张之江等一贯提倡武术分不开,但像马凤图这样创立了两个省级国术馆的并不多,这反映了他对国术馆事业的积极态度。

40年代末,马凤图一面在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担任武术兼课教授,一面创立“华斌体育学社”,主要以大中学生为对象,传授劈挂、八极、翻子等拳械技艺及劈刺、摔跤、拳击等对抗性项目,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现任新疆武协副主席,对通备拳在新疆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的侯瑞盛先生,就是当年华斌学社的学员之一。

解放后马凤图曾长期担任甘肃武协主席,直到“文革”武协废止。

第二,倡导和推动武术交流

马凤图的武术思想和实践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倡导武术交流,特别是异地交流,主张在交流中促进交融,逐步完成武术门派的分流归类。戚继光是他平生最为服膺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常常谈起,戚继光的武艺成就是南北交流的结果,戚高出时人的地方,主要在别人都是偏于一隅之学,而他是融会贯通之学。戚继光促进了交流,特别是南北武艺的大交流, 自己也大大得益于交流。一部《纪效新书》,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就在这里。马凤图的一生是这一思想的汲汲实践者。1911年以前,他在家乡沧州已经系统学习了劈挂、八极的拳械内容,起点高,得艺真,可以说荟萃两门艺业于一身,这在当时劈挂、八极畛域分明的沧州是不多的。民国初年,他带着八极拳家韩会卿和二弟英图上东北,在沈阳结识了郝鸣九、程东阁、胡奉三、杨俊峰等多位关外武术名 家,与德高望重的郝鸣九、程东阁等结为金兰之好,建立了“换艺”关系。他向郝、程、胡等人学习了翻子、戳脚和螳螂九手等,给郝、程等教了劈挂、八极和陆合大枪等。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关内外武艺大交流,后来东北出现了“翻子加劈挂,神仙也害怕”的拳谚就与此有关。40年代初,郝鸣九的人室弟子于伯谦弟兄等人又专程到西北寻访马凤图,向马凤图求学问艺,于伯谦也向马的弟子王天鹏、罗文源、方学礼等人辅导翻子、戳脚等,这是交流活动的延续,是当代武术史上一段引人人胜的佳话。   

马凤图还曾游历湘、鄂、赣、闽、浙、皖等南方省份,深入考察南方民间保存下来的明清短打拳法和死把棍、铁钯、梭标等,并曾专门到皖南考察徽派陆合大枪与双手刀法的传存流变情况。交流拓展了马凤图的武学视野,增强了在纷繁复杂的武术门派中鉴别真伪、区分优劣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也大大丰富了他所不断恢宏熔铸的通备武艺体系。   

1926年他带着张之江郑重赠与的一柄剑,还有一部他经常阅读的《纪效新书》,只身到了西北,真可谓“仗剑西行”。几十年过去了,他所弘扬的通备拳已经在大西北生根发芽,遍地开花,成了大西北特别是甘肃、陕西、新疆三省传播最广的武术流派之一。以甘肃而言,通备拳被称为“马家拳”,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国术馆的主要教材,拥有一大批爱好者。解放以来,代表甘肃 省参加全国武术活动的主要是“马家”和马门弟子,在甘肃各 市、州、县,练“马家拳”的成千上万,人数之多是任何拳派所不能比的。这样大面积的传播,与他的一大批弟子如王天鹏、刘靖国、边仙桥、罗文源、邸世礼、王伯温、方学礼、魏毓明等人,和他的子嗣辈们的不懈努力分不开,但开创局面的人物是马凤图。近百年来,倡导和致力于武术交流和融合的武术家并不算少,但真正取得成就的却不算多,在大面积跨地域的交流与融合上成就卓著的就更少了。马凤图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成就表明了一个武术家的远见卓识,其意义远远超出一家一派的狭小领域,很值得我们总结,更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建构通备武艺体系

清末,潘文学、李云标、黄林彪等武术家在盐山县、沧县等地传播以劈挂拳为主的一系列古典武艺,标榜“通神达化,备万贯一”,外称“通臂”而内宗“通备”。天津中华武士会成立时,为区别于通背拳和名同而实异的另一种通臂拳,经与肖功甫等师友商议后,马凤图正式揭出了“通备”名号。自此以后,他与二弟英图、三弟昌图、长子广达,以及一大批门人子嗣,在传播通备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一向并不为人们熟悉的通备拳卓然崛起,逐步发展成为当代武术天地里一个越来越引人瞩目的大型武术流派。

 马凤图一贯主张保留我国传统的“武艺”这个词,认为以“武术”取代“武艺”是舍高就低,舍宏深就浅近。“武道”是中国传统术语,但已被东邻先期使用。“武艺”出自孔子,“艺”比“术”立意高,含义深,而且沿用了数千年,大家耳熟能详,没必要改动。当年他曾向张之江一再表达过这个意见,惜乎张见不及此,未被采纳。他接受了被官方确定通用的“武术”,但习惯于称自己的通备拳为“通备武艺”。近年来,海内外出现了“马氏通备武艺”或“马氏武艺”的提法,其源盖出于此。他坚持“融通兼备”的武术思想,对通备拳不断加以宏廓和熔铸,从而在理论与技术上形成了一个综合性质的完整体系,这就是“通备武艺体系”,或称为“通备武学”。这个体系继承了明以来许多古典兵器技法的精粹,融合长拳(不是现在官颁的所谓“长拳”)与短打两类拳法为一体,创造出以“刚柔相济,长短兼容”为理论指导的“通备劲”,形成“气势雄峻,身法矫健,劲力通透,打手洗练”的通备拳风格。在创立这一体系的过程中,他挖掘了许多珍藏民间的古典武艺遗存,对之区分甲乙,因流归类,逐步吸纳到通备体系之中。这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深厚的学养,高明的识见,也需要甘守清冷、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因此,可以说他建构通备武艺体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挖山不止的科研过程,是一项保护和整理古代武术文化遗产的崇高事业。由于晚年遭遇“文革”劫难,他没来得及完成关于通备武艺体系的论著,一部叫《游艺录》的手稿也不幸散逸殆尽。更不幸的是有少数文稿在转移保存过程中被坏人窃取,近年来,有人公然以这些文稿为凭据,冒称“门徒”、“管家”,以粗制滥造的伪造品,冒用“苗刀”、“疯魔棍”等名目,公开传布,欺世盗名!所幸者,他的大部分文稿被保存下来,60年代末,他曾将通备学说的要点和一生的武术经历见闻等做了详细口述,由我详细笔录下来。这些文稿和记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通备拳走出沧、盐—隅之地,在经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发展成为当代武术天地中——门越来越引入瞩目的武坛显学,这主要归功于马凤图,归功于他对传统武术的挚爱和几十年如一日的矻矻探索。

以我的肤浅认识,我以为马凤图是一位学者型的武术家,他所遵循的是“文武兼通”的路子,换言之,就是古代学人所坚持的以孔子思想为指导的传统武学道路。这是中国古典武学的主流派,是古代许多卓越的兵学家、武艺家所共同遵奉的理念。  

文武兼通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和文化意识中最为精彩的构成部分,但它在我国历史上并不被大多数学人所认同。众所周知,我国古代重文轻武的倾向曾经愈演愈烈,两宋以后,随着理学“主静”之说的弥漫,竟造成巨大的习惯势力,导致全社会对武学的贬抑,对习武活动的歧视,以致于士大夫公开以习武为不肖,乡里视子弟走马挽弓为浮浪。这种文化悖谬趋向,给国家民族带来无可估量的消极影响。但是,每个朝代也都有不少倡导文武并重思想的有识之士,他们力排众议,坚持身体力行,积极参加武学探研和实践,使能文能武的学术精神得以绵延不断。马凤图便是这个思想的继承者。他一直强调“武术是一门学问”,是一门内容丰富而结构复杂的学问。他认为,不能把武术简单地划拨到“武”的一边,因为武术里面有“文”的成分。武术的理论和技艺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有丰富的文化背景,它包容和积贮了多种文化成分,包括民族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区域文化交流等许许多多历史文化信息,显然,解读这些历史信息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但它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从本质上讲,可以把武术当成是一门文武兼容的“武学”,不能通文就不能真正通武。

马凤图一生都在阐释颜元(习斋)“文武缺一非道”的主张。他一贯强调这样的观点:武术家一定要重视学术素养,须努力借助古代武艺典籍来探讨古今武艺的传承渊源和嬗变轨迹,只有如此,才能抓住武学正脉,循序渐进,直逼阃奥!同时也就不会被社会上各种流行武术斑驳迷离的表象所迷蒙。不读书或少读书的拳家,朝夕苦练可得一技之长,但总难悟解武学真谛。于是,有些人不得不依托名山宝刹以自炫,甚至于堕落到玩弄神秘玄虚以自欺欺人。这种情况在武术界很多见,根本原因在习武者往往“废书不观,游谈无根”,终究只是一介武夫,更何况有些人其实连“武夫”也做不到,只是会舞弄几路花拳绣腿而已。他同时又强调,武术是一门“实学”,不是光靠读书能掌握得了的,其精蕴所在,特别如枪、棍等保存古典武艺成分较多的器械,非经名师指点又苦心操练则不能得心应手,不能明白其中的“圆机”。而且同任何一门传统文化形式一样,还要看家学、师承、才智等方面的基本条件,还有一些必须遵循的要求和规矩。所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武术家”,绝不是任何一个习武者都能滥竽其间的。大多数练家,偏于一隅,无所兼长,既不能考竟源流,综评家数,又不能融会贯通,艺综多门,这类人最多就是个好拳家,是个“好把势”,不可以动不动就冠之以“武术家”的尊号。这很不准确,实际是对武术尊严的轻蔑。他喜欢题写的一句话:“不读书万卷,难做通备人”,正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应该说,他本人正是这样一位“文通武备”的武术家,他的全部武术成就是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的。   

 马凤图是一位能以“独立之精神”坚守信念的武术家。

 民国年间,武术被有些人炫耀为“国粹”,有人高声嚷嚷“国术救国”,表面上,武术被抬得很高,实际上,它处在社会低位和文化低位。那时,练武者多是社会下层,倡导者不乏不学无术的盲目起哄者。而社会武术群体品流纷杂,确有不少人因久在江湖,沾染了浓厚的庸劣习气,这给武术带来许多令人侧目的色彩。于是,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高层文化人,还有一些西方体育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不免对武术多有歧义,视武术为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江湖把戏,对练武的人往往投以轻蔑甚至怀疑的目光。   

马凤图从不附合“国粹”论者,对“国术救国”之说也置之淡然。他对武术有自己的认识,对武术发展的价值取向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解和信念。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轻蔑和指议,也能坦然处之。他认为,晚清以来列强交凌、民族屈辱的悲痛历史,使有些忧国之士不免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甚至对中医、国画、京剧都有过排斥感,何况“庚子拳乱”的历史就在眼前,自然更容易引起对武术的反感。这些人对武术所蕴藏的人文精神缺乏了解,他们所见到的武术多是流行民间的虚花技艺,所接触的练武者也多是江湖把势,而当时的提倡者又往往混杂着北洋军阀如曹锟、马良之流,所以产生反感以至发出偏激的攻讦之辞,是情理之中的事。对武术界来说,重要的在于武术自身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提高和发展,武术界一定要摒弃长期文化低位所造成的浮浅荒诞现象,必须摆脱神秘主义的羁绊,努力争取建立起科学的武术观,树立正确的武术价值论。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对武术自然会刮目相待,便不需要动辄戴上一顶“国粹”的桂冠。

马凤图总是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不懈地宣传这些观点,在陇右大地对不少人产生过影响,这中间包括了体育名流董守义、袁敦礼、郭俊卿等先生。40年代末,应郭俊卿教授之邀,他曾担任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武术兼课教授。以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甚至还有朋友出来劝阻过,但当时已年届六旬的他却欣然接受。师院远在郊外,交通不便,每次都需步行十多里路去上课,前后近三年时间里,他风雨无阻,从无迟到和缺课。他以极其认真谦敬的态度进行教学工作,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尽量吸收新的教学方法,并且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编定了一批新教材,并加重了理论课比重,讲古论今,引经据典,使学生大有收获,同学们才知道武术不但可以强身御敌,而且的确是一门强人体魄、益人心智的学问。

70年代初,我曾在这所学院的体育系任武术教师,老教师于耀、信逢仁等先生都跟我屡屡讲到当年马凤图教学的情况,讲起他雄健的体魄和儒雅的风采,对一些细节还是那样记忆犹新,赞不绝口。所有这些,在这所学院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大大改变了体育界人士对民间武术的偏见。他为此特别高兴,认为虽然累,但很值得,因为他不仅做了一番有意义的探索,也为高校体育专业树立了一个民族体育家的形象,使大家知道练武术的不一定都是武而不文的纠纠武夫。正是由于对传统文化有着共同的感情和认知,他同袁敦礼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引为良师益友,关系非常融洽。像袁先生这样大名鼎鼎的“洋博士”和“洋体育专家”,同一位“旧式”的武术家能结为至交,几乎无话不谈,这在当代体育史上称得上是一段佳话。袁先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后,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不禁涕泪纵横。后来他不断讲起两人的友谊,每当两人相逢在政协会上,总是谈起如何恢复和振兴民族体育项目的问题,常常一谈就是半夜。

新中国建立后,他积极参加甘肃省的武术活动,担任武协主席,多次出任运动会的裁判长工作。新中国万象更新,使他对武术的发展充满信心,从医之暇,几乎把全部时间用之于研究和传授技艺,还不断撰写文稿,希望能够对新中国的武术事业稍有贡献,能给后世留下他一生的习武心得。在不断升级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作为传统文化的武术也深受其害。自50年代末,武术在一些浅薄谬误的理论误导下,出现了体操化、舞蹈化倾向,以“规定拳”为代表的所谓“长拳”体系,成了“竞技武术”的一花独秀,在事实上造成单一风格一统武坛的局面。他对这种倾向极表忧虑,担心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某些古典武艺遗存,会因此而濒于绝绪。为此,他屡次向甘肃省体委建议,设置专人进行民间武术的挖掘保存,防止有些东西失传。60年代初,花技招展式的“长拳”、“自选拳”之类风头正劲,又出现了不少哗众取宠的“象形拳”之类,武坛风气萎顿,最具权威的统编教材不但理论水平低下,而且在史料上屡有错误。对此,他在忧心之余,曾写信给担任全国武协主席的老朋友王子平先生,请王先生运用自己的影响,向武术主管者们进言,以扭转当代武术的虚花颓废趋向。他自己以耆耄之年加倍努力于传统武术精粹的研究和传习,真所谓不知老之将至也。他要求我们在武术严重衰变的潮流下,不趋时,不低落,坚守信念,尽全力去保住传统武术的几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不能使之传扬,也一定要先保存下来。他对未来有信心,他不相信非武术的“满片花草”之类能久开不谢。

马凤图是一位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护持武术真义的武术家。值得庆幸的是他一生为之不懈努力的事业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称得上后继有人。作为一代文通武备的武术家,他的学问,他的品节,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财富,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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