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徐伟（本刊记者）
导语
2004年，随着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启动，农业文化遗产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无论是小米发源地内蒙古敖汉旗，头顶各类“遗产”光环的湖南紫鹊界梯田，还是拥有1400年历史古枣树的陕北佳县，它们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处于探索阶段。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几何？保护现状如何？未来前景如何？本刊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苑利，希望寻找到答案。
2013年，中国农业部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评选工作，并制定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实现与国际接轨。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1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62项。然而，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提升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健全保护机制，仍任重而道远。
争议中的遗产评选标准
记者：目前，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评选出三批，共有62项入选遗产名录，但学界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入选标准似乎仍未达成共识，为什么？
苑利：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农业文化遗产是指“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这个定义强调的是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如果完全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也许很难选出农业文化遗产，其主要原因是定义比较宏观，过于抽象。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将其本土化、具象化，制定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定义和标准。
目前，闵庆文、王思明、曹辛穗等都有自己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定义。这些定义较之原有定义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但仍处在摸索阶段，还需要深入推敲。如果概念不准确或有缺陷，就会把一些不属于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选进来，这会给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一系列问题。
记者：你认为什么是农业文化遗产？
苑利：我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且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地传承至今，且具有重要历史认识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传统农耕文化事项，包括传统农业生产知识、生产技术、生产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传统农作物品种以及传统农业生产设施、用地等等。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在评选过程中可以逐条对照，上述诸项保护、传承好的便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好的便不是农业文化遗产。
需要强调的是，农业文化遗产是个系统工程，是人们在与自然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过程中，找到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独特的农作物品种，独特的农业生产经验，独特的农业生产制度，以及独特的传统节日仪式、文学艺术。
记者：你一直在强调“整体保护”。“整体保护”都包括哪些内容？
苑利：在我的农业文化遗产定义中，除强调要保护好传统农耕技术、传统农作物品种和农业设施农业用地外，还特别强调了与传统农耕技术息息相关的传统民间信仰、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以及传统农耕制度的整体保护。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最大区别是信仰的有无。传统农业信仰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最重要的心理支撑。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维系，首先是靠人来推动的。但是，如果连人都难以维系时，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创造出一个谁都不敢“惹”、谁都“惹”不起的“神”，让“神”来管理这个世界。云南红河哈尼族对于山林的保护，基本上都是通过“神山”信仰来完成的。
传统农耕信仰除须日常的维系外，民间社会还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固定节日或仪式来完成。如汉族地区专门用于劝人农耕的“喊春”仪式、“鞭打春牛”仪式，壮族、侗族的“开秧门”仪式，哈尼族感谢祖先与大自然的“尝新节”、“苦扎扎节”等，对于规范传统的农耕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理应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当代人的精心呵护。
此外，与农耕传统相关的民间文学与表演艺术，亦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与表演艺术，有些是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实践的，如插秧锣鼓、薅秧锣鼓，各种农谚、气象谚以及专门用于传统农耕生产实践的唱雨戏、唱神戏等等；有些则是间接服务于传统农耕实践的，如民间传说、故事等等。如果我们因某种原因拒绝继承，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就会变得支离破碎、无法解读，甚至无法进行，充满人文关怀的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也会因此而变得索然无味。因此，与传统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学、表演艺术，同样是今后一段时间里需要认真整理、传承的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
保护农业遗产的两大意义
记者：在强调机械化生产和现代科技对传统农业改造升级的当下，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何在？这两者是否有矛盾冲突的地方？
苑利：从表面看，两者似乎是有冲突的。比如，我们要求农业遗产地用最传统的方法种最传统的品种，首先，面临的就是产量问题。传统品种的亩产量可能只有400到600斤，而杂交稻可以达到1000斤以上；其次，是技术问题，用锄头刨、用水车灌、用农家肥，肯定不如使用现代设备、手段来得轻松高效。未来的农业肯定是继续朝着机械化、高科技的方向发展，这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们评选出来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所占土地面积并不大，不会对中国农业的整体产量产生太大影响；但相反，传统农耕技术的传承与保持却会对当代农业，特别是会对当代农业病的医治产生积极影响，这个回报会非常之大。
之所以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农业文明发展史，认识传统农耕技术的需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最好方式，就是连品种带技术的“活态”传承，这种“活态”传承对认识中国的农耕文明史很有价值。比如，南方梯田的耕种技术，基本是从宋代原汁原味传承下来的。以前北方平原使用的是直辕犁，长度约有六米。这种直辕犁在平地上使用尚可；但到宋代，因战火中原人不断南迁，而南方多山环境，少有开阔地貌，人们只能在山坡地上开垦梯田。由于原有的直辕犁无法在狭窄的梯田上调头，于是发明了小巧的曲辕犁。如果把这样的传统农耕技术都毁掉，或者收藏在博物馆里，我们就很难知道古代梯田的产生，也无法知道曲辕犁产生的原因。这就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认识价值。
当然，仅能认识历史尚远远不够，农业文化遗产的经典实践还可以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提供参考、借鉴与智力支撑。现代农业搞了几十年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传统农业使用绿肥、轮种、套种等技术，一块地即使种上几千年，仍可做到“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引进农药、化肥以来，就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我们的土地出现了板结硬化、酸碱度失衡、重金属超标、土壤和地下水严重污染等问题，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子孙后代尚未出席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剥夺了他们健康生活的权利，这是不道德的。我们保护农业文化遗产，除为认识历史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这就是通过保存至今的传统农耕文明，来解决当下现在农业所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记者：你一直在强调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认识价值，但当这种历史认识价值与现实的经济利益相冲突时，我们如何从农民或农业主管部门那里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苑利：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多人都不理解，包括农业主管部门。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强调的更多的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问题。但随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大，人们渐渐意识到了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当地知名度的提升以及对于当地旅游的拉动作用，申报的积极性也越发高涨。
我们说服他们的另外一个噱头，就是随着农业产量的提高，吃得饱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这个时候，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吃得好的问题，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所能解决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就是要保护农业品种的多样性，以满足人们对于口味的不同需求。
推广艰难源于短期利益的掣肘
记者：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广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苑利：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广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使用传统的耕种方法与品种，在不使用农药、化肥的情况下，作物的减产是必然的；但在传统品种的好处尚未被认可的情况下，损失的肯定是农民的利益。故而，作为耕种者的农民不愿用传统的“笨”办法种植传统品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另一个问题是农业生产的后继无人。目前，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尚懂得一些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但再过十年，中国恐无种田之人，农业遗产的保护也将变得愈发困难。
记者：这两个困难实际上都与经济利益相关，如果能在经济上让农民有足够的保障，是不是农民就会从事这项工作，甚至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愿回乡务农，把农业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苑利：人很容易受利益驱动。要解决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政府在财政上予以倾斜。只要是使用传统种植技术种植传统品种者，每年都应该给予相应的补贴。目前，江西省万年县为鼓励村民种植“贡谷”，当地政府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年初由万年贡米集团与老百姓签订合同，承诺以一般水稻的三倍价格收购他们手中的“贡谷”，这其中政府补贴2/3，企业补贴1/3。由于有了这份“保险”，当地村民种植“贡谷”的积极性非常高。
二是农民要主动出击迎合市场。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广告，把传统品种的好处传达出来，让它的价值得到提升。比如，纳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通过稻田养鱼，不但消灭了田中杂草与昆虫；同时，鱼的粪便也顺便肥了田，减少了化肥污染。名气打出去后，产品供不应求。现在，中国的农业遗产之所以推进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各地农产品的独特品质尚未被充分挖掘出来。当然，这项工作当地人做不了，还需要专业人士出谋划策。
记者：目前，政府的财政支持如何？外资的介入怎样？
苑利：关于政府补贴，有关部门正在努力解决，但这肯定还需要一个过程。不过，有的地方地方政府已经在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头三年肯定需要外部资金支持，过了三年随着知名度的提高情况会明显改善。如现在浙江青田的米比一般杂交稻要高出两三倍，内蒙古敖汉的小米能卖到30多元一斤。随着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资本看到了遗产地的前景和传统农作物品种的利益空间，都在想方设法地加入进来，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随着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提高，价格已不再是人们选择农产品的首要标准。如果能提供一些高端的主打健康、绿色、环保的品牌自然会有市场。农业遗产地的产品不应该跟普通市场对接，而要跟高端市场对接。比如，别人亩产可以打1000斤粮食，而农业文化遗产地亩产只有400斤。这400斤就是我们营销的噱头，这是因为我们肯将这块土地的所有肥力都贡献给这400斤粮食。它的品质肯定是粗放型生产所无法比拟的。
记者：在现代机械和技术已经全面进入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今天，要寻找到完全未被现代技术侵入的“遗产地”，恐怕是很难办到的。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苑利：在评选的时候，原则上是不允许已经使用了现代化机械、农药或化肥的地方入选的。但是，在中国的中东部地区，要想找一块不使用农药、化肥的地方，基本不可能。怎么办呢？我们会努力寻找农机、化肥、农药使用量较少的一些地方。如山区，即使想使用大型机械收割机也上不去；再如果园，果园的化肥使用量不可能太多，多了水果就会自然开裂。中东部地区果园项目较多也许与此有关。
我们还会要求遗产地制作规划书，要求在几年内达标，如逐步恢复传统种植品种和传统生产方式，规划不到位是不能入选的。相对而言，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传统农业破坏较少，应该有一定优势；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地区往往对申报意义认识不足，申报积极性并不高。不过，随着各遗产地知名度与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困局只是暂时的，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热潮即将到来。
（实习生赵梦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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