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正一派授箓始于汉末晋初第四代天师张盛。张盛自汉中返回龙虎山，“修治祖天师玄坛及丹灶故址，遂家焉。每岁以三元日登坛传箓，四方从学者千余人，自是开科范以为常”。明胡应麟在《少宝山房笔丛·玉壶题览》中也说：“汉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为玄教宗，继张鲁三国时居汉中。其子盛，魏封都亭侯，复还龙虎山，升坛授箓。”若细究起来，道教授箓的由来或可追溯到祖天师张道陵及系师张鲁。张道陵居鹤鸣山，“精思炼志，作道书二十四篇”，《正一盟威妙经》、《正一科术要道法文》等均在其内。《正一法文经》有云：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张道陵“以盟威都功诸品经箓、玉册、剑印付子衡，与夫人雍氏升仙而去，年一百二十三岁”。这说明早在张道陵创教之初，天师经箓已经形成并有经箓印剑法物相授。
系师张鲁据汉中，实行政教合一，以五斗米道教义施政理民。鲁自号“师君”，徒众称“鬼卒”，另立“都讲”、“祭酒”，实际上是道教早期的职级分工制度。而这种制度的确立，必然得有一套科仪章法，这便是天师道授箓传度的雏形。
正一派的授箓，包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
道教是从中国远古的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延续发展而成的宗教。道教的一切规仪，无不体现着法天地、敬神明、尊祖宗的教义思想。授箓必先设坛，而这个坛就是用来祭天的。《说文解字》云：“封土为坛，除土曰墠”，合称“坛墠”，也就是土筑的台子，古人“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又云：“设庙桃坛墠而祭之”，这个庙就是祀奉祖先的。坛分三级，象征三天三界；又立四柱，谓天地日月；设八门十方，为昊天诸神、斗宿星君；上五供，象征四季五行，这便是尊崇三界，朝礼万神之义。
师承法派是中国本土宗教的独创，既体现了古代的宗法思想，也从一个侧面记载了宗教的传承历史。龙虎山正一天师道的传承法派自三十代天师虚靖真人而下（一说始于明代），即以“三山滴血字派”世代相传，共50字，即：“守道明仁德，全真复太和，至诚宣玉典，忠正演金科，冲汉通元蕴，高宏鼎大罗，三山与兴振，福海启洪波，穹隆扬妙法，寰宇证仙都。”这种字辈相传的方法，对于巩固教派内部统一，形成认祖归宗的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海峡两岸道教界的交往，到上世纪90 年代初已中断了40 余年，若从清末中断授箓算起，则已近百年。而在台湾的正一天师道，仍沿袭着“三山滴血字派”的传承。当大陆恢复对海外正一弟子授箓传度时，已传至“鼎”字辈，法派未曾紊乱，传承清楚明白。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法派传承，使海外道教弟子不忘根本，认祖归宗。
道教正一派的授箓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传授经箓。笼统地说，称为道、经、师三宝。道经是道教信仰的基石，无经则无教。所以《传授经戒仪注诀》要求道士“研习经文，施行善事，存念宗主，不忘须臾”。又云：“今撰正文，传授十卷，并见真经，同出圣口，见善劝行，无所致惑。”
传授经箓，要求箓生斋戒沐浴，抄写经文，而且要“精校分明，慎勿漏误”，“各治二通，一通常镇，柏函盛之，架以局案，置高座近前，亦可别台封之，不可妄开”，可见正一派对经箓传授的重视。就经箓的内容来看，基本是以《道德经》为主，其次是《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科书，也是围绕《道德经》展开。这些都表明，正一派的授箓，不是单纯授给一个法职，而是对道教以道为本、以德为用、劝化行善、济国利民的教义思想的宣教。
道教认为，“明有王法，幽有道法，道律治己，王律治人”。故在授箓中也必须同时授戒。道教戒律最明显的特点，是以神的名义来约束道士的道德修养。这与王法是不相同的，“国法治人于犯法之后，而戒律则检束人心于妄念初动之时”。
道教戒律很多，且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宗派之间内容又有所不同。魏晋南北朝时，上清派有三元品戒、观身大戒；灵宝派有上品大戒、十戒；正一派有女青鬼律、玄都律文等。纵观种种规诫的内容，无非是持身守正、行善戒恶，如“不得杀生以自活，不得淫欲以为悦，不得盗他物以自供给……”，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
誓愿是授箓传度必不可少的内容。如1991 年对海外正一派弟子授箓时，众箓生在三大师率领下在天师坛前发十二愿：一愿乾坤明素；二愿气象清圆；三愿主躬康泰；四愿融洽八埏；五愿天垂甘露；六愿地发祥烟；七愿四时顺序；八愿万物生全；九愿家多孝悌；十愿国富才贤；十一愿箓生受福；十二愿正教兴行。从中我们能感受到道教福国佑民的济世情怀和以忠、孝、慈、俭为核心的教义思想。
道士受箓，根据各自不同的修持，发给相应的职牒，其意义有三：
首先，作为正一派道士必须受箓，不受箓就无法遣使箓中的兵将听命法坛。《正一法文太上外箓仪》称：“凡为道民，便受护身符及三戒，进受五戒、八戒，然后受箓。”又云：“未受箓时，无所呼召，受箓之后，动静呼神。不行戒者，呼之不至，破戒之人，吏兵远身。”道士只有受箓才能名登天曹，才有道位神职，否则，不但所施道法不灵，自身反遭天谴。箓有多种阶品，如《太上三五正一盟威仙灵百五十将军箓》、《太上三五正一盟威三元将军箓》、《太上三五正一盟威九天兵符箓》等等，不同的箓品，体现着道士不同的修持和功力。授受了相应的箓品，又规范了相应的品德情操，便成为一种行为的约束力，故《云笈七签》云：“箓者，戒录情性，止塞愆非，制断恶根，发生道业，从凡入圣。”受箓之后，仍须考核，方可升授。如《正一法文外箓仪》说：“受更令，五年得进一将军；四年十将军；三年七十五将军；二年百五十将军。一年若志行庸愚无长进者，悉又倍年。三倍无功，不知建德，直置而已，都不合迁。其中聪明才智秀异，功德超群，不计年限。”这就从宗教内部的管理上制订了明确的行为准则。
其次，利于官方对道教事务的管理。箓牒是道士受戒行法的凭证，从唐朝设授箓院以来，箓生的名籍、每年授箓的人数都由官方登记在案。早期天师道还分靖、治，即规定的活动区域。元代，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得自给牒度人为道士”，仅是一时之殊荣。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命四十四代嗣教大真人张宇清“选道士为武当山住持”。从洪武二十四年到嘉靖二十年，朝廷六次下达诏书，严禁伪造私出符箓。这些都说明了授箓也有利于官方对道教事务的管理。
再次，师徒相授是道教传承的传统方式，只有持箓者方可为人之师。正因如此，累世相传，道教教团才得以壮大。鼎盛时，龙虎山曾被称为“昼夜长明羽人国”。
（节选自《道教授箓制度的历史与现状》作者张金涛，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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