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真的也能救命?”
答案是可以的,在上个世纪战火纷飞的时代中,有很多先辈是隐秘而伟大的,为了给党提供有效情报,他们默默地潜伏在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涌现了很多传奇人物。
但同样的,他们也经常要面对着来自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怀疑、排查。其中,王牌特工杨应彬同志在面对身份危机的时候,就使用了“结婚”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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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笔者将带大家了解这位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奉献自我的传奇特工——杨应彬。
在杨应彬的早期潜伏生涯中,他积极完成统战工作,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教群众唱许多热血战歌,激发民众斗志。
杨应彬等人也尽全力完成我党所下达的任务——团结张发奎。杨应彬头脑灵活,十分巧妙地把我党的抗日宣言写入张发奎的演讲之中,让张发奎的发言在民族正义感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由此,杨应彬便团结了张发奎所部上上下下的大小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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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地下党持续劝谏下,使得张发奎对坚持团结抗战和对抗日寇的信念更加坚定,也取得了很多的战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一定基础。
后来,杨应彬经张发奎推荐进入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学习。他在军校时学习十分刻苦,自然他在许多考试中都名列前茅。
但就在杨应彬努力学习的生活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陷入危机。
1940年12月的一个下午,杨应彬在完成当天的训练学习后,他的大队长叫他过去问话。当时,大队长拿出了准备好的信件,对他说:“你认不认识王洞若、郭弼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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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们又拿出了带有“巴黎公社的穷孩子”和“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诸如此类的信件。
杨应彬随机应变,解释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王洞若是我的老师,郭弼昌是战地服务员队员。”
但仅凭这些,杨应彬是绝对应付不过去的。
于是,他又说道:我是张发奎长官保举进来的,希望学校可以提前告知张长官,让他介入调查,还我清白。
听到张发奎的名字,大队长才不情愿的对他说了句:你先回队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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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杨应彬认为,自己已经深陷泥潭需要及时将自己的嫌疑排除,于是他找到了此时正在军校短训学员彭郎,让他把写有拉丁语的密文带给郑黎亚,然后转送给左洪涛。
密信很快便送到了左洪涛的手上。左洪涛在思考之后,就向张发奎汇报了杨应彬的成绩。并提出,杨应彬为四战区争了光,希望张发奎能去给杨应彬嘉奖。
当时,张发奎在听到这个提议之后,也表示了认可,而且他本身就对杨应彬十分器重。于是乎,他便让左洪涛写信给校长韩汉英。
韩校长在收到信后,看到张发奎对杨应彬成绩的赞赏,同时信中还提到要好好培养杨应彬。所以他认为,张发奎写这封信是出于对杨应彬的信任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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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韩校长也只能信任杨应彬了,于是就停止了对杨应彬的调查。
而且在这个时间段里,杨应彬和郑黎亚多次向党组织提供了有效情报救了许多战友,破坏了很多针对我军的秘密行动。
抗战胜利之后,本以为自己可以撤退到解放区和郑黎亚结婚的杨应彬,又接到了上级指示,让他继续在张发奎手下潜伏下去。之后,杨应彬就随着张发奎一起去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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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蒋介石认为日本人已经离开,那么他主要敌人就是共产党了。于是乎,蒋介石安排特务们开始了对军队中地下党的肃清行动。此时,的潜伏在国军的地下党的处境不容乐观。
为了保存实力,周恩来和李克农等人决定,将张发奎身边的地下党组织分批撤回来。但在这样一个即将内战的严峻时刻,更需要有特工潜伏在张发奎身边,所以不能把所有成员都撤回。
于是,在杨应彬毫不犹豫的选择留在广州,继续潜伏下去。
但此时的杨应彬是非常危险的,他已经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很多次情报,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他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方案让特务们停止对自己的调查。
这时他和左洪涛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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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结婚是可以邀请张发奎长官去参加的。这样就可以让其他同僚和特务们认为杨应彬是张发奎看重的人,轻易不敢对杨应彬下手,或者直接打消对他的怀疑。
于是杨应彬便向上级请示与郑黎亚结婚,党中央当时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并且还让杨应彬大张旗鼓的举行婚礼,以打消国民党内部对他的怀疑。
得到批准之后,杨应彬借助和左洪涛、张发奎的关系,请到了很多有头脸的军官来参加他的婚礼。
在结婚的前夕,杨应彬还邀请张发奎做自己的证婚人。张发奎当时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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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或不是共产党都可以结婚,如果两个人不是一个党的话,将来一个做鳏夫,一个做寡妇。”
杨应彬答道:“我们跟您这么多年,怎么会是共产党,我们都不是。”
张说:“那就好,不是就好。”
于是乎,张发奎亲自作为证婚人,当着众军官的面赞扬了杨应彬一番,并为夫妻俩致贺词。这使得张发奎手底下的军官,都认为杨应彬是张发奎的培养对象,也不再对杨应彬进行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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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这样,杨应彬也没有放松警惕,他人际交往还是读书写信都十分的谨慎,因为他知道保密局的人不会彻底解除对自己的怀疑。
在国共双方的谈判桌上,国民党承认我东江纵队在广东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共产党方面为了实现全国和平,和国民党商定了《北撤协定》。东江纵队2500人的部队向北撤到山东,并且租用美国的登陆艇运送到山东烟台。
这个时候的蒋介石为了让自己有绝对优势,便想尽一切办法削弱我军势力,而这支2500名士兵的东江纵队便进入了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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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蒋介石开始拖延美国登陆艇,并秘密决定张发奎派出部队消灭东江纵队的2500人。
但蒋介石深知自己不能主动大规模出动军队进行武装打击东江纵队,所以他通电张发奎让他对东江纵队进行小规模试探冲突,逼迫东江纵队主动进攻国民党军。这样就可以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方面了。
到了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联合地方武装开始了对我东江纵队的武装冲突,连续让我军伤亡数十人,阻碍我军行军路线,迫使我军进行进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要是打了起来,那么我军这2500人是凶多吉少的,而且也会被彻底诬陷我们是挑起战争的一方。
就在这紧要关头,有一个国民党国防部命令张发奎进行兵力调动的电报被杨应彬截获,杨应彬看到这个电报之后想到此时的东江纵队正在撤退,所以深知这个情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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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杨应彬便想办法去把这个情报最快速度送到东江纵队,但这个时候中共的谈判代表已经离开广州,没有办法杨应彬联系了左洪涛,问他怎么送出去这个情报,左洪涛认为可以让在广州办事的《华商报》总经理萨空转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到党中央。于是便按照这个计划开始行动了。
终于,中央得知了这个消息,并很快将这件阴谋发向很多报纸,让全世界的华人都看到蒋介石的阴谋,于是有很多爱国人士去谴责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让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
至此,党中央挫败了蒋介石想消灭我军,把挑起战争的罪名甩给我军的阴谋,保护了东江纵队2500人的生命。
为了应对国民党不断围堵,党中央及时进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部署,让部分已经暴露的同志和人民军队进行北撤,分散,撤退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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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民解放军第一团奉命向西转移,并进入广西境内。时国民党第64军156师奉国防部命和广东、广西保安团对我军进行大规模围堵,此时面对大于自己几倍的反动武装,第一团是毫无胜算的。但又没有相关的情报信息,所以,人民解放军第一团正面临严重危险。
就在这个危机时刻,杨应彬获取到这一情报,并冒着生命危险想尽一切办法及时汇报党委。
接到情报之后,中共南路特委及广东省区党委紧急向第一团发出指令,“避其锋芒,保存实力”转战进入越南,等待下一步指示。
于是,第一团转战进入越南,躲避了国民党军的围堵攻击,拯救了很多战士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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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彬和他的妻子成为最后的特支人员。他们想在张发奎信任的有限时间里,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也准备从广州撤离。但两人考虑到,如果他们要想同时撤退就必须有个合适的理由,不然会引起张发奎和军统的怀疑。可如果是单线撤退,那么消息一旦走漏,另一个人必然会被抓住。
在商讨数日之后,杨应彬想到自出乡求学开始,就没有回过故乡。所以,他以返乡为由向张发奎请了假。
张发奎在仔细思考之后认为,返乡这个理由很正常没有问题,于是他便批了杨应彬假期,让杨应彬和他的妻子一起返乡。
于是乎,在杨应彬有了张发奎的批准后,保密局和党通局也没有深究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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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杨应彬和郑黎亚辗转来到了香港,与中共香港分局接洽之后也彻底安全。至此杨应彬的十年卧底生活也画了一个句号。
在安全撤退至解放区后,杨应彬也被上级嘉奖,成为粤桂边区的军事特派员,后又晋升为人民解放军粤桂纵队的参谋长,继续发光发热,为国家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杨应彬和他的妻子郑黎亚并没有在一起工作,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杨应彬服从上级安排去了粤赣边区,郑黎亚去了闽粤赣边区,中间正好隔着一大片国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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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人并没有心生嫌隙,因为两人都是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参加的革命。这就是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吗?我想是的。
后来,杨应彬回顾自己和郑黎亚几十年的爱情和婚姻时,他认为,他们在革命中相识,在革命中成长,用金色的生命奉献给了金色的中国,他们拥有相同的革命信仰和理想,这也使他们更加恩爱,心心相依。
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爱情,阳光而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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