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真的也能救命？”
答案是可以的，在上个世纪战火纷飞的时代中，有很多先辈是隐秘而伟大的，为了给党提供有效情报，他们默默地潜伏在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涌现了很多传奇人物。
但同样的，他们也经常要面对着来自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怀疑、排查。其中，王牌特工杨应彬同志在面对身份危机的时候，就使用了“结婚”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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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笔者将带大家了解这位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奉献自我的传奇特工——杨应彬。
在杨应彬的早期潜伏生涯中，他积极完成统战工作，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教群众唱许多热血战歌，激发民众斗志。
杨应彬等人也尽全力完成我党所下达的任务——团结张发奎。杨应彬头脑灵活，十分巧妙地把我党的抗日宣言写入张发奎的演讲之中，让张发奎的发言在民族正义感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由此，杨应彬便团结了张发奎所部上上下下的大小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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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地下党持续劝谏下，使得张发奎对坚持团结抗战和对抗日寇的信念更加坚定，也取得了很多的战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一定基础。
后来，杨应彬经张发奎推荐进入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学习。他在军校时学习十分刻苦，自然他在许多考试中都名列前茅。
但就在杨应彬努力学习的生活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陷入危机。
1940年12月的一个下午，杨应彬在完成当天的训练学习后，他的大队长叫他过去问话。当时，大队长拿出了准备好的信件，对他说：“你认不认识王洞若、郭弼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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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们又拿出了带有“巴黎公社的穷孩子”和“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诸如此类的信件。
杨应彬随机应变，解释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王洞若是我的老师，郭弼昌是战地服务员队员。”
但仅凭这些，杨应彬是绝对应付不过去的。
于是，他又说道：我是张发奎长官保举进来的，希望学校可以提前告知张长官，让他介入调查，还我清白。
听到张发奎的名字，大队长才不情愿的对他说了句：你先回队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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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杨应彬认为，自己已经深陷泥潭需要及时将自己的嫌疑排除，于是他找到了此时正在军校短训学员彭郎，让他把写有拉丁语的密文带给郑黎亚，然后转送给左洪涛。
密信很快便送到了左洪涛的手上。左洪涛在思考之后，就向张发奎汇报了杨应彬的成绩。并提出，杨应彬为四战区争了光，希望张发奎能去给杨应彬嘉奖。
当时，张发奎在听到这个提议之后，也表示了认可，而且他本身就对杨应彬十分器重。于是乎，他便让左洪涛写信给校长韩汉英。
韩校长在收到信后，看到张发奎对杨应彬成绩的赞赏，同时信中还提到要好好培养杨应彬。所以他认为，张发奎写这封信是出于对杨应彬的信任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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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韩校长也只能信任杨应彬了，于是就停止了对杨应彬的调查。
而且在这个时间段里，杨应彬和郑黎亚多次向党组织提供了有效情报救了许多战友，破坏了很多针对我军的秘密行动。
抗战胜利之后，本以为自己可以撤退到解放区和郑黎亚结婚的杨应彬，又接到了上级指示，让他继续在张发奎手下潜伏下去。之后，杨应彬就随着张发奎一起去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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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蒋介石认为日本人已经离开，那么他主要敌人就是共产党了。于是乎，蒋介石安排特务们开始了对军队中地下党的肃清行动。此时，的潜伏在国军的地下党的处境不容乐观。
为了保存实力，周恩来和李克农等人决定，将张发奎身边的地下党组织分批撤回来。但在这样一个即将内战的严峻时刻，更需要有特工潜伏在张发奎身边，所以不能把所有成员都撤回。
于是，在杨应彬毫不犹豫的选择留在广州，继续潜伏下去。
但此时的杨应彬是非常危险的，他已经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很多次情报，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他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方案让特务们停止对自己的调查。
这时他和左洪涛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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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结婚是可以邀请张发奎长官去参加的。这样就可以让其他同僚和特务们认为杨应彬是张发奎看重的人，轻易不敢对杨应彬下手，或者直接打消对他的怀疑。
于是杨应彬便向上级请示与郑黎亚结婚，党中央当时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并且还让杨应彬大张旗鼓的举行婚礼，以打消国民党内部对他的怀疑。
得到批准之后，杨应彬借助和左洪涛、张发奎的关系，请到了很多有头脸的军官来参加他的婚礼。
在结婚的前夕，杨应彬还邀请张发奎做自己的证婚人。张发奎当时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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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或不是共产党都可以结婚，如果两个人不是一个党的话，将来一个做鳏夫，一个做寡妇。”
杨应彬答道：“我们跟您这么多年，怎么会是共产党，我们都不是。”
张说：“那就好，不是就好。”
于是乎，张发奎亲自作为证婚人，当着众军官的面赞扬了杨应彬一番，并为夫妻俩致贺词。这使得张发奎手底下的军官，都认为杨应彬是张发奎的培养对象，也不再对杨应彬进行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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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这样，杨应彬也没有放松警惕，他人际交往还是读书写信都十分的谨慎，因为他知道保密局的人不会彻底解除对自己的怀疑。
在国共双方的谈判桌上，国民党承认我东江纵队在广东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共产党方面为了实现全国和平，和国民党商定了《北撤协定》。东江纵队2500人的部队向北撤到山东，并且租用美国的登陆艇运送到山东烟台。
这个时候的蒋介石为了让自己有绝对优势，便想尽一切办法削弱我军势力，而这支2500名士兵的东江纵队便进入了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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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蒋介石开始拖延美国登陆艇，并秘密决定张发奎派出部队消灭东江纵队的2500人。
但蒋介石深知自己不能主动大规模出动军队进行武装打击东江纵队，所以他通电张发奎让他对东江纵队进行小规模试探冲突，逼迫东江纵队主动进攻国民党军。这样就可以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方面了。
到了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联合地方武装开始了对我东江纵队的武装冲突，连续让我军伤亡数十人，阻碍我军行军路线，迫使我军进行进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要是打了起来，那么我军这2500人是凶多吉少的，而且也会被彻底诬陷我们是挑起战争的一方。
就在这紧要关头，有一个国民党国防部命令张发奎进行兵力调动的电报被杨应彬截获，杨应彬看到这个电报之后想到此时的东江纵队正在撤退，所以深知这个情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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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杨应彬便想办法去把这个情报最快速度送到东江纵队，但这个时候中共的谈判代表已经离开广州，没有办法杨应彬联系了左洪涛，问他怎么送出去这个情报，左洪涛认为可以让在广州办事的《华商报》总经理萨空转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到党中央。于是便按照这个计划开始行动了。
终于，中央得知了这个消息，并很快将这件阴谋发向很多报纸，让全世界的华人都看到蒋介石的阴谋，于是有很多爱国人士去谴责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让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
至此，党中央挫败了蒋介石想消灭我军，把挑起战争的罪名甩给我军的阴谋，保护了东江纵队2500人的生命。
为了应对国民党不断围堵，党中央及时进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部署，让部分已经暴露的同志和人民军队进行北撤，分散，撤退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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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民解放军第一团奉命向西转移，并进入广西境内。时国民党第64军156师奉国防部命和广东、广西保安团对我军进行大规模围堵，此时面对大于自己几倍的反动武装，第一团是毫无胜算的。但又没有相关的情报信息，所以，人民解放军第一团正面临严重危险。
就在这个危机时刻，杨应彬获取到这一情报，并冒着生命危险想尽一切办法及时汇报党委。
接到情报之后，中共南路特委及广东省区党委紧急向第一团发出指令，“避其锋芒，保存实力”转战进入越南，等待下一步指示。
于是，第一团转战进入越南，躲避了国民党军的围堵攻击，拯救了很多战士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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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彬和他的妻子成为最后的特支人员。他们想在张发奎信任的有限时间里，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也准备从广州撤离。但两人考虑到，如果他们要想同时撤退就必须有个合适的理由，不然会引起张发奎和军统的怀疑。可如果是单线撤退，那么消息一旦走漏，另一个人必然会被抓住。
在商讨数日之后，杨应彬想到自出乡求学开始，就没有回过故乡。所以，他以返乡为由向张发奎请了假。
张发奎在仔细思考之后认为，返乡这个理由很正常没有问题，于是他便批了杨应彬假期，让杨应彬和他的妻子一起返乡。
于是乎，在杨应彬有了张发奎的批准后，保密局和党通局也没有深究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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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杨应彬和郑黎亚辗转来到了香港，与中共香港分局接洽之后也彻底安全。至此杨应彬的十年卧底生活也画了一个句号。
在安全撤退至解放区后，杨应彬也被上级嘉奖，成为粤桂边区的军事特派员，后又晋升为人民解放军粤桂纵队的参谋长，继续发光发热，为国家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杨应彬和他的妻子郑黎亚并没有在一起工作，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杨应彬服从上级安排去了粤赣边区，郑黎亚去了闽粤赣边区，中间正好隔着一大片国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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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人并没有心生嫌隙，因为两人都是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参加的革命。这就是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吗？我想是的。
后来，杨应彬回顾自己和郑黎亚几十年的爱情和婚姻时，他认为，他们在革命中相识，在革命中成长，用金色的生命奉献给了金色的中国，他们拥有相同的革命信仰和理想，这也使他们更加恩爱，心心相依。
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爱情，阳光而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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