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说过：“笔者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国内文化圈总会引起人们敬佩的竖起大拇指，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轼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为官清廉，为人正直，才华横溢，诗文气质别具一格，以乐观豁达著称。至宋代以来，苏轼凭借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满腹才华在后世圈粉无数。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王荆公，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宋代改革先锋，在中央财政不足，政府尾大不掉的现实下，力排众议施行变法。梁启超曾经评价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坚定不移的态度，为后代的改革家们提供着强大的精神指引。
同一个时代，政见、性格迥乎不同的两人，却有着同样为国为民的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有后人说他们是政敌，也有人说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到底如何？或许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几首诗中找到答案。
一、《上神宗皇帝万言书》
熙宁四年（1071），初露锋芒的苏轼向宋神宗递交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洋洋洒洒的万字文中，苏轼激烈地抨击了新法的弊端，并直接攻击王安石及其所属的新党。说变法导致“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并劝诫神宗“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浄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苏轼的行为，引起了王安石的愤怒，他让担任御史的谢景温弹劾苏轼。两人的争执最终以苏轼请求出京任职而结束。
二、《湖州谢上表》
元丰二年（1079），苏轼出任湖州知州，下车伊始，就给皇帝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却不想祸从口出，被有心之人抓住了把柄，洛党以此为契机，再结合苏轼之前的文章诗篇，挑出个中字句，如“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带些情绪的文字，给苏轼扣上罪名，以此打击苏轼所在的蜀党。洛党弹劾苏轼“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断定苏轼无礼于朝廷，应当斩首，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在苏轼的人生转折点——“乌台诗案”发生时，以往苏轼的政治盟友几乎都鸦雀无声，朝廷上“倒苏”之声更是甚嚣尘上。据记载，加上苏轼的弟弟苏辙在内，只有三个人挺身而出为苏轼说话，其中就有王安石。
此时王安石已经退隐，但还是毅然动用了宋神宗给他的特殊奏事权，向神宗进谏，不应该“因言判罪”，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王安石的这份奏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乌台诗案的判决。后来苏轼没有被斩首，而是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流放黄州。
这件事情，也证明了王安石绝非落井下石的小人，他对苏轼也并非憎恶仇视。而正如时人评论的那样，王安石是一个“拗相公”，只坚持自己的“道”，执拗却正直。
三、《次荆公韵四绝》
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黄州被迁官至汝州，迁官途中，苏轼特地取道金陵，去看望王安石，王安石也“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他们在金陵同游数日，看遍金陵的山水，写下了不少名篇。深度交游之后，两人对彼此有了更好的印象，王安石赞苏轼诗句“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而苏轼其人也是“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则直接戏称王安石为“野狐精”，可见两人已经放下政治场上的是非，互相欣赏了。
两人相处三十余天，才依依不舍地分别。后来，闲居在家的王安石或许想起这段愉快的经历，还曾经写下一首《北山》表达闲适的心情，苏轼亦和韵一首《次荆公韵四绝》：“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如果看到这首诗，那些说苏轼和王安石是仇敌的人，恐怕就会改变自己的观念了。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位是三起三落的朝臣，一位是二出二退的宰相，两人虽然在不同的阵营，却都怀着一颗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一种文以载道的士大夫精神。这也是为何，江湖夜雨之中，两人相逢，放下曾经的仇怨，成为彼此惺惺相惜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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