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不曾亲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却隐蔽身份潜入敌人的“心脏”,用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为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7年7月,肖林在重庆民生公司任职员时的留影
周恩来亲下秘密指令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同时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我党进一步开展地下经济工作迫在眉睫。
肖林,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人,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工作多年,深受老板卢作孚器重。1941年3月,奉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指示,肖林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时任处长钱之光紧握着他的手说:“小肖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找我们谈话。”一会儿,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简短地与肖林寒暄了两句便说:“我今天找你俩来就是要商量一件事。之光同志可能知道,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这些经费从哪里来?不能依靠拨款和支援,还得要我们自己去开辟'财路’。这就是我找你们商量的事情。”
三人详细讨论了开展此项工作的方案及实施步骤。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重庆当然不能像在延安那样去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而要根据国统区的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我们自己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但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是不能公开的。”此时,肖林有些疑虑地看着周恩来,周恩来立刻看出他的心思:“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党需要多少钱,什么时候要?”肖林问道。“党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对周恩来的要求,钱之光和肖林郑重地点点头。
最后,周恩来拍板定音:“该项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小肖同志专职经营。启动资金由之光同志确定,小肖同志脱离地方党组织关系。”
重庆,开办“恒源字号”
1941年4月,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城(今江津区)内鸣炮开业,肖林任经理。商行同时在重庆市设分号,在宜昌设办事处。商行的主要业务是从湖北购回土纱,在四川各地销售;从江津购食糖,在重庆销售。
“恒源字号”的经营方针是人员少、费用省、成本低、价格廉。店里早开门、晚关门,渐渐有了回头客,再加上诚信好,许多客户都愿意同“恒源字号”打交道。
“'唯利是图’,见钱就赚。”经过大半年苦心经营,“恒源字号”的业务很快步入正轨,开始有盈余。一天,肖林接到重庆分号经理李世明打来的电话,得知其意外获得“重庆市社会局几天后要对食糖加税和提价”的可靠消息,肖林立刻意识到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便马上找到几个经纪人大量收购食糖。肖林连续两天购进江津县内的食糖几十吨,又派店员到内江采购了几十吨。
很快,社会局的通知来了,食糖的税率、价格果然都提高了。“恒源字号”所购食糖大部分运往重庆销售,一部分则交由本地零售商销售。此后,江津商界对“恒源字号”刮目相看。
见证肖林从事党的地下经济工作的三块银圆
1944年,国民政府加大法币发行总量,通货膨胀加剧,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经费相当紧张。钱之光指示“恒源字号”要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为党筹措更多经费。肖林立刻想到重庆大生公司总经理张澎霖。张澎霖原是重庆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肖林于他有知遇之恩。肖林向张澎霖提出合作事宜,增加五金、木材、西药等业务,张澎霖爽快答应,还提出由肖林接任自己的职务,自己只收取股份红利。肖林于是接任重庆大生公司总经理。初期,药品生意不是很好,肖林便潜心琢磨应该如何打开药品销路。他让店员去找几个“棒棒”(挑夫),每天付工钱,规划好时间、路线,不断地将药箱挑来又挑走,以显示公司生意繁忙。如此“造势”一个星期后,公司药品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
在肖林的精心经营之下,公司生财有道,很快便能为党提供大量经费。
钱之光
上海,创办华益公司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从战时首都重庆迁回南京。钱之光来到肖林家中,指示他去上海摸一下市场情况,选好阵地继续经营。
1946年5月,肖林在上海考察市场后,又赶往南京去见周恩来、钱之光。周恩来微笑着表扬了他在重庆的工作,然后指示说:“小肖同志,现在中国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共形势很紧张,我和之光同志研究,你还是继续从事该项工作,为我党筹措更多经费。但是南京不能做生意,要到上海去发展。”钱之光接着布置:“这项工作原则不变,一定要赚钱,随要随时支付……还有,党现在还不能增加投资,只能把重庆的大部分资金转到上海后,逐步发展。至于重庆嘛,重庆设分号,由王敏卿(肖林夫人,地下党员)负责。”肖林坚定地回答:“请组织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5月18日,肖林将上海市浙江中路137弄1号选为新公司办公地点,将新公司命名为“华益公司”,寓意是为中华民族利益而开办的公司。
1946年8月,华益公司正式营业。肖林先在上海采购各种商品,如毛巾、香皂、牙膏、羊毛衫、被单、丝袜等,由重庆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市,自己的分号销售一些,还批发给附近的百货庄。由于重庆市场多年难见上海货,因此,谁家有货,谁家就赚钱。华益盈利颇为可观。
钱之光说:“这个头开得好。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扩大分支机构,抓紧配置相关资源。”钱之光还叮嘱肖林:“上海设有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你在上海可以去找刘恕,他是办事处的对外会计。”
肖林与刘恕取得联系,刘恕告诉他:“山东解放区目前缴获到手的有黄金、美元、法币。但在那里这些都不能流通,在胶东组织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同志讲:'此地为弃物,彼地为宝物。’党组织计划将山东解放区部分物资和金银、法币、美元统统运到上海,经处理后再购置必要物资运回山东。”
于是,肖林在上海接到从解放区运来的黄金、美元、法币后,灵活处理,再由华益公司把部分钱买成药品、布匹、百货运往山东老区。
1946年12月,肖林又与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开办的“中兴公司”拉上了关系。因为“中兴公司”的商行经理王肇昌是肖林夫人王敏卿的哥哥。王肇昌提出和华益公司“联手合作,牟取利润”,肖林夫妇欣然同意。
于是,中兴公司利用关系以官价从上海中纺公司购得棉纱,由华益按市价销售。当时棉纱价格一路上扬,有30%—45%的利润,华益公司着实赚了不少。
肖林与王敏卿夫妇
香港,与华润公司合作套汇
1947年8月,肖林受党的指派来到香港。在这里,他见到了刘恕。刘恕将“联和行”经理杨廉安介绍给他,并商量合作事宜。杨廉安提议:“沪港两地存在多种货币,汇率往往大起大落。如果信息灵、分析准,赚的钱肯定可观。”肖林说:“我赞同这个看法。从上海货币市场看,行情主要受政治形势左右,沪港两家办个'地下银行’互通信息、套取外汇,'进出’都方便!”
为做好沪港两地的“副业生产”,肖林每个月去港一次,会同刘恕、杨廉安分析总结套汇情况和国际币种的差异率,取得了较好业绩。
1948年5月,香港“联和行”更名为华润公司。华润、华益继续经营外汇业务,加紧筹措更多资金。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华益公司的流动资金全部调往香港华润公司,同时撤销驻外地机构,包括肖林在内的全部人员回到上海,组织为他们妥善安排了工作。
回想在上海期间,生活困难党员的补助金、对民主人士的接济款、烈士家属的抚恤金,意外事故党员的医疗费、差旅费等,华益对这些钱的支出金额没有经过统计,也没有明细账目。周恩来曾指示:“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不能公开。”在残酷的国统区,万一账目外泄,将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这些支出全凭一个地下工作者对党的无限忠贞。
1982年,肖林作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在北京再次见到钱之光和刘恕。钱之光高度评价肖林:“从恒源、大生,再到华益,肖林同志不仅有一双挣钱的手,而且还有一只聚钱的斗!”刘恕也对肖林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华益除了为党提供经费外,清账时上交中共中央办公厅黄金12万两,财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效益是好的,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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