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即皇帝位时，下诏“昔汤武革命，发大号以顺人；汉唐开基，因始封而建国，宜国号大宋”[8]，因赵匡胤在即位前为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故定此国号。因皇室姓赵，故也称作“赵宋”[9]；又因五德终始说，宋朝为火德，故别称“火宋”“炎宋”。因赵氏的郡望为天水，故后世也称宋朝为“天水一朝”。[10]
宋朝历史
宋朝统一中原
主词条：陈桥兵变、北宋统一战争、杯酒释兵权、金匮之盟
五代后周的显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柴荣驾崩，其年幼的儿子后周恭帝柴宗训继位。恭帝即位后，殿前都点检、归德节度使赵匡胤进一步受到重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北疆传来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实际上主持朝政的宰相范质、王溥决定命令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赵匡胤行至陈桥驿，便黄袍加身，被士兵拥立为帝，建立宋朝
[12-13]，定都开封，后改为东京开封府，并设陪都西京。
太祖所面临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统一全国。赵匡胤在与谋臣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统一全国之步骤。乾德元年（963年），赵匡胤行假途灭虢之计，灭亡了南平国和武平军。之后又灭亡后蜀（965年）、南汉（971年）、南唐（975年）三国。[14]
太祖一心希望统一全国，还设立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166]他两次征伐北汉，均因辽出兵援助，无功而返。最后一次出兵时，却因他突然去世而结束。
主词条：宋灭北汉之战、高梁河之战、雍熙北伐
开宝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进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留下“烛影斧声”的历史疑案，其弟赵炅即位，即宋太宗。民间也有传说称太祖是被太宗害死的。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太宗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即位之初，太宗忙于整顿朝政，统一事业暂告停止。
[15]太宗稳固统治皇位后，继续国家统一事业，先是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及吴越的钱俶献土，其后再灭亡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上伐辽，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后被辽军击败，北伐失败。雍熙三年（986年），太宗派遣二十万大军，分兵三路，再度伐辽，宋军先胜后败。战后，宋对辽的战略关系由进攻转为防御，在对辽关系上“终宋不振”[165]。
后来，太宗先后逼死太祖之子赵德昭和赵德芳，又贬黜赵廷美到房州，两年后赵廷美就死于谪所。太宗长子赵元佐也因为同情赵廷美而被废，另一子赵元僖暴死，最后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16]
太宗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而开。[18]
宋朝步入治世
主词条：雍熙北伐、澶渊之盟、东封西祀、五鬼用事
至道三年（997年），赵炅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即宋真宗。
[17]真宗上台后勤政治国，北宋由此进入咸平之治。
[19-20]雍熙北伐后，辽朝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21]，到景德元年（1004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22]。宰相寇凖力主抗战，宋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被迫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开放边境贸易，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23]。
后来，寇凖渐渐失宠，宋真宗开始信用王钦若。王钦若擅长逢迎，深知赵恒希望营造天下太平的氛围，于是极力鼓吹宋真宗封禅。王钦若本人也与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联手，在各地制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宋真宗之意。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先后三次封禅。[24]
宋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一次宋真宗偶尔临幸刘氏的一名侍女李氏（即李宸妃），结果李氏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后来刘氏与另外一名嫔妃杨氏（即章惠皇后）共同抚养这名孩子。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封泰山、祠后土、祭老子祠之后，于是决定将应天府升格，建为南京。[25]
主词条：宋夏战争、庆历新政、重熙增币
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宋真宗正式封赵受益为太子，并改名为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二十日，宋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在赵祯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余年的垂帘听政时代。[26]
宋仁宗执政早期一直处在刘氏的阴影之下，直到刘氏死后他才得以施展抱负
[27-28]。赵祯皇后虽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别宠爱一名张贵妃。但张氏出身低贱，一直未能成为皇后。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张氏去世。宋仁宗竟以皇后之礼处理丧事，并追封为温成皇后，结果出现的一生一死两皇后，可谓旷古未见。
西夏李元昊于大庆二年（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年的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导致了重熙增币。[29]尔后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吕夷简、富弼、包拯、韩琦等能臣推行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国家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是一些守旧派人物指称这些改革派官吏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是朋党。由于宋仁宗一向最厌恶结党营私，这些官僚后来多被贬为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此结束[30]。在边疆上，宋仁宗任用大将狄青等人，先后弭平了南蛮侬智高的叛乱和西夏的挑衅。
主词条：濮议
宋仁宗死后，接替即位的是宋英宗赵曙。他是宋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之孙。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太子。宋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后，宋英宗才开始亲政。但是宋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就爆发了濮议事件，这场争论长达十八个月。事件起因是宰相韩琦提请讨论关于宋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朝中因此分成两个派别，一派认为应称宋英宗生父濮王为皇伯，另外一派则认为应该称为皇考。最终曹太后下旨，称宋英宗之父为皇考。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但总体来说，宋英宗还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继续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胆挖掘新人。宋英宗也非常重视书籍的编修，《资治通鉴》的写作就是他所提出发起的[31]。
宋朝变法与党争
主词条：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
宋英宗去世后，他的长子宋神宗赵顼即位。宋神宗在位期间，宋朝初期制订的制度已经产生诸多流弊，民生状况开始倒退，而边境上辽和西夏又虎视眈眈。宋神宗因此锐意改革，启用著名改革派名臣王安石进行朝政改革，将其任命为参知政事。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但是，新法的实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对新法强烈反弹。加上全国天灾不断，宋神宗的新法实行的决心也有所动摇。[32]
熙宁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郑侠进献《流民图》，使神宗大为震撼。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之后得到恢复，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开始不信任。同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后来变法派中的官员吕惠卿肆意妄为。王安石因此回京复职，但依然受到保守派阻挠。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长子去世，王安石借机坚决求退，神宗于十月再次罢免王安石的相位。
后人对熙宁新法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新法的推行效果远不如王安石预想。新法的实行虽然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耕地面积，但是却严重增加了平民的负担。熙宁新法在军事上的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军队战斗力无明显改善。加上王安石操之过急，将需要很长时间社会演进才能完成的十余项改革在短短数年内全盘推行，使变法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33]。而且，新法实施到了后期，条文与执行效果相差越来越大，一些措施从利民变成扰民。新法执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也是最后失去民心的原因，变法派中如吕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人品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有的更被视为小人。
王安石被罢后，宋神宗继续改革事业，号为“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与熙宁变法并称为“熙丰新法”，但改革力度无法同熙宁变法相提并论。
伴随着国力的增强，宋神宗将焦点转移到外患上。他决心消灭西夏。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宋神宗开始西征西夏，取得了很大胜利，也大大鼓舞了他的信心。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宋神宗借此再次征讨西夏。结果却在永乐城之战遭到惨败。宋神宗因此一病不起。
主词条：新旧党争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宋神宗立六子赵佣（后改名赵煦）为太子。而宋神宗颁布的新法虽然曾短暂被其母高太后废除，但不久又陆续恢复，不少甚至沿用到南宋时期
[34]。宋神宗驾崩后，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对刚即位的宋哲宗赵煦严加钳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进行“元祐更化”，并冷落哲宗，结果引发严重的新旧党争。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贬斥旧党，信用新党，开启“绍圣绍述”。
[35]哲宗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执政后，逐步恢复免役、青苗、市易等新法。后来新党内部分裂，使新法大受影响，党争愈演愈烈。在军事上，哲宗重启河湟之役，收取青唐地区，并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
宋朝靖康之耻
主词条：六贼当政、宋江起义、方腊起义、宣和北方大暴动
宋哲宗没有留下子嗣，死后由他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专好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他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等。赵佶的生活糜烂，喜好逛青楼。还大兴土木，听信道士所言，在开封东北角修建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艮岳方圆十余里，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胜地。里面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徽宗还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搜刮奇石，是为花石纲，引得民怨沸腾。[36]
宋江、方腊等起义(2张)
宋徽宗不理朝政，政务都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党禁，排斥异己。蔡京即位次日，就下达了一个禁止元祐法的诏书。此即谓元佑奸党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
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聚众起义，攻陷十余州县城池，南下攻打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在宣和三年（1121年）遭海州知州张叔夜伏击，战败被俘，起义失败。与此同时，漆园主方腊于宣和二年（1120年）率众在歙县起义。他本人虽于起义第二年被俘，但余部仍在战斗。苦于官吏掠夺的百姓纷纷响应义军，使其很快接连攻陷几十座州县，部众发展到近百万，威震东南。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起义军余部才完全被宋军镇压下去。这次起义给富庶的江浙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为五年后的靖康之乱埋下了伏笔。
主词条：海上之盟、靖康之耻
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当他看到辽被自东北崛起的金朝打得接连败退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两国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打辽的南京和西京。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给辽的岁币改缴金。此即为海上之盟。但宋军在童贯等人的指挥下，却数次被辽军击败。宣和五年（1123年），金太祖在掠去燕京的人口后，还是按照和宋朝约定的条件，将燕京六州之地分给宋朝。不久后，金太祖去世，继立的金太宗于宣和七年（1125年）派出两路大军，南下攻宋。徽宗惊慌失措，立刻传位其子宋钦宗赵桓。钦宗患得患失，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他曾启用抗金名臣李纲来保卫东京，但是金朝并未死心，在第一次被挫败后二度南下。
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北方重镇太原沦陷。十一月，开封外城沦陷，金军逼迫钦宗前去议和。闰十一月二十日，钦宗被迫前去金营议和，三日后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银。钦宗因此大肆搜刮开封城内财物。开封城被金军围困，城内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在少数。
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钦宗被废，贬为庶人。七日，宋徽宗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另立大臣张邦昌，建立一个名为“大楚”（史称“伪楚”）的傀儡政权[37]。徽钦二帝被金人掠到五国城，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朝，开封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史称靖康之耻或靖康之祸。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均客死异乡。
宋朝建炎南渡
主词条：建炎南渡、岳飞北伐、绍兴和议
金人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了众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是其中的一位漏网之鱼。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济州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即位为宋高宗，于鸿庆宫谒太祖庙，改元建炎，重建宋朝。半年之后，为避金兵进攻，以巡幸为名，先后流亡至扬州、苏州（后升为平江府）、江宁府（后升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越州（后升为绍兴府）、杭州等地，均以“行在”名之。
金朝也一路南扑，直逼杭州，宋高宗无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主帅完颜宗弼决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镇江时，遭宋将韩世忠堵截，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兵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军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金军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不再渡江。[38-39]
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实为“行在”。
在南宋“中兴四将”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飞。他通过北伐夺取了金朝扶植的伪齐政权控制的土地。一直打到距开封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岳飞。以至于金人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并一度打算放弃开封，渡河北逃。但此时宋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北伐之功毁于一旦。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40]。和议规定：宋向金称臣，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南北对峙局面自此确定。
在和议达成之时，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兵权被解除。岳飞本人更是在不久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
在这一时期，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他上台后，迫害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宋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宋高宗的警觉。例如宋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41]。
秦桧去世后，宋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员。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此时金朝国内叛乱兴起，葛王完颜雍被拥立为帝。完颜亮最终在内忧外患下在瓜洲被臣下弑杀。南宋政权渡过危机。
高宗早年丧失生育能力，于是早从太祖赵匡胤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受金军入侵的影响，高宗萌生退意。于是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昚。同年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昚即位，是为宋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并时常干预朝政。
[42]相传为南宋人所绘的《中兴四将图》，反映四位南宋的“中兴”武臣
宋朝偏安江南
主词条：隆兴和议、乾淳之治
宋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图恢复，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宋孝宗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宋孝宗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北伐虽然一度胜利，但由于各路将领不和加上轻敌思想，北伐历时仅二十日就告失败。之后，宋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签定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在和议中，金宋两国皇帝改以叔侄相称；改“岁贡”称“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为二十万两匹；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陕西商州区）、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与金。
遭遇北伐失败后，宋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继续整顿军备。不过由于虞允文等一批主战派将领的辞世，最后北伐事业不了了之。在内政上，宋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43]史称“乾淳之治”。
宋朝内忧外患
主词条：绍熙内禅
宋高宗死后，宋孝宗对政治日益冷感，最后决定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让位于其子赵惇，也就是宋光宗。然宋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加上他对自己非常不孝，让宋孝宗十分伤感。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宋孝宗去世。[43]
宋光宗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周遭大臣，因此他即位两年后就日渐疯癫。宋孝宗病死后，宋光宗竟然不服丧。临安城内混乱不堪，局势不稳。宗室赵汝愚和赵彦逾便开始秘密策划立新君。最后，太皇太后下诏，宋光宗被奉为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改元庆元。
主词条：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四木三凶
史载宋宁宗“不慧”，智商低下。宋宁宗一朝都被两名权臣——韩侂胄和史弥远操控。
[44]尽管宋宁宗智商低下，但总体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
宋宁宗初期，赵汝愚任宰相。赵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皇室任职宰相本就不合礼法，加上韩侂胄煽风点火，最后他被罢去相位。韩侂胄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与排斥异己，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党禁。将理学称为“伪学”，而朝中信仰理学的大臣又多反对韩侂胄。韩侂胄借此将信仰理学的士大夫全部赶出政府。
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见理学已构不成威胁，便解除党禁。但是，党禁不得人心，为了笼络士人，韩侂胄又借北伐的名义蛊惑人心[45]。
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北伐，结果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政敌史弥远借机笼络主和派与韩侂胄的反对派。而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史弥远等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次年与金朝进行“嘉定和议”。南宋在对金关系中的地位再次降格，在国书中称金主为伯父，岁币银绢各三十万 ，又以三百万缗钱赎回淮、陕两地。从此之后开始了史弥远专政时期。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大权独揽。[46]
宋宁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他立沂王的儿子赵竑为太子。赵竑对史弥远的专政非常不满。因此史弥远废赵竑太子之位，改立赵昀为皇位继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宋宁宗去世，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理宗登基后，史弥远继续专政，而理宗也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
主词条：端平更化、蔡州之战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观。同时在北方，金朝正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认为应该铭记唇亡齿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训，援助金朝，让金成为宋的藩屏。
[47]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来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一事，当朝大臣大多赞同。理宗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但是这只是口头协定，没有留下书面协定，因此埋下了后患。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节来宋朝陈述利害，希望联合抗蒙，但被理宗拒绝。理宗命史嵩之主管灭金事宜。绍定六年（1233年），史嵩之派江海、江万载叔侄携孟珙等领兵两万、运粮三十万石，联合蒙古军包围蔡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孟珙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被理宗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48]。
宋朝抵御蒙军
主词条：端平入洛、蒙宋战争
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南京应天、西京洛阳）[49]，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
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珙、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
宋蒙（元）战争主要战役示意图(2张)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宋相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
[50]理宗在位后期，逐渐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使朝政大坏[50]。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禥为皇储。由于赵禥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禥先天不足，智力低于常人。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宋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宋度宗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禁止让宋度宗了解前线战事。据说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宋度宗才得知此事。
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国号为元。咸淳九年（1273年），樊城、襄阳相继陷落，荆湖战线崩溃。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年仅三十五岁的宋度宗去世。[50]
宋朝崖山海战
主词条：忽必烈灭宋之战
宋度宗去世后，其嫡长子赵㬎即位，为宋恭帝。当时，宋朝的统治已进入瘫痪状态。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南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于丁家洲之战大败，主力瓦解。十一月，常州、平江相继沦陷。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受降仪式，恭帝被俘。南宋灭亡
[51]。
[158]临安陷落后，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恭帝兄弟赵昰、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同时，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抵抗元军，而朝臣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护送赵昰、赵昺乘船南逃，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宋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58]
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广东新会）。元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全线溃败，陆秀夫背着赵昺投海自尽[52]。张世杰率余部突围后，也溺卒于平章山下（约今广东省阳江市西南的海陵岛对开海面）。至此，宋朝彻底灭亡。[53]
宋朝疆域
宋朝领土范围
宋朝建国后，经历了多次战争，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在北部，宋与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在南疆，对西南在唐朝后期脱离了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宋朝也还没有恢复控制[128]；而在今越南北部，宋初统治者已承认丁朝脱离中国统治的事实，转而与其确立宗藩关系[126]。西北方向，党项部族的崛起，使宋西北疆域被压缩至横山以东[127]。李元昊建立西夏后，继续蚕食宋西北沿边部分土地。此后一段时间，宋朝的西北界大致稳定在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到宋神宗时力图开扩疆土，从青唐吐蕃政权中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徽宗时经过反复争夺，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崇宁三年（1104年）在这些收复失地的基础上设置了陇右都护府。这样，宋朝的疆域便扩大到乌鞘岭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同时在西南，宋朝逐渐恢复了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和广西西部重新归入版图，设置了正式州县或羁縻州。[128]
有学者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125]，推算宋朝在政和元年（1111年）的疆域面积应为264万km²左右（不含陇右都护府）
[124]。
宋政和元年（1111年）的疆域，不含陇右都护府
[137]建炎南渡之后，宋朝领土大幅缩水，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地区。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但南部与西南疆界方面，南宋相比北宋没有太大变化。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第一次议和，金拟将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宋朝，大致以黄河为界。
[54]次年金人毁约，出兵夺取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议》达成，以淮水-大散关为宋金国界，宋割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据估计，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南宋疆域面积应为176万km²左右
[124]。此后直到宋元（蒙）战争爆发前，南宋疆域虽有局部变动，但基本稳定在淮水-大散关一线。
[128]（南宋时期图册参考资料[137]）
宋朝行政区划
主词条：宋朝行政区划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五路。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为利州、益州二路，分峡路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二路。熙宁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京东东、京东西二路。崇宁五年（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
宋朝共有四个京城，分别是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56]、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约，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结果后来并未设置。建炎南渡后，宋朝保留有十六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重庆府路、夔州路、潼川府路、京西南路、成都府路、利州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防务贫弱，也让终宋一代外患不止[55]。
（图册参考资料[122]）
宋朝政治
宋朝政治制度
主词条：宋朝政治制度、宋朝官制
宋朝官制非常繁杂，这是因为北宋初年，不仅从形式上全部继承了唐朝官僚机构，而且发展出了使职差遣，并加以制度化，使差遣成为真正的职官。以后本官与差遣此消彼长，变化多端。[168]其中中央机构大致分为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和皇室服务五个系统。[168]
行政系统
宋朝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部分重臣(7张)
从行政系统看，仍设宰相，其特点有二，一是官名变化多，二是权力小于前代。宋初，沿唐后期制度，设中书门下，为正，副宰相治事之所。正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其下设五房处理具体事务。元丰改制时，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左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右相，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相。此后改制虽有反复，但大体遵照元丰制度。南宋时常设左右丞相，并仍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总的来说，北宋军政有枢密院掌管，财政有三司掌管，宰相只是行政首脑，且参知政事定为宰相副职，也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因此北宋相权小于前代。
[168]北宋前期，原有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几同虚设，其官称仅作为定品秩、俸禄的依据，称为寄禄官。而真正权力转为一些新置的机构，如枢密院、三司、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太常礼院等掌管。元丰改制后，除枢密院外，这些机构陆续被取销，从而恢复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职能。南宋时，二十四司有所省并。[168]
宋朝寺监设置有九寺六监。北宋前期，九寺六监中，除大理寺、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军器监外，都名存实亡。元丰改制后，撤销司天监，另设太史局，九寺五监始各专其职，设官职掌，一如唐制。南宋时，各寺监有所省并。[168]
军事系统
从军事系统看，枢密院是总管全国军事的最高行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多由文官担任；另有枢密副使等次官。枢密使的地位相当于同平章事，副使相当于参知政事。枢密院主次官与参知政事同称“执政官”。宰相与执政官又合称“宰执”。枢密院下设诸房，分管各种具体事务。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掌管禁军的机构有殿前司与侍卫司。侍卫司又分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三衙与枢密院互相牵制，以防将卒兵变。[168]
财政系统
从财政系统看，宋初沿五代旧制，以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为总管全国财政的机构，号称计省，地位仅次于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其长官三司使称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元丰改制时，撤销三司，分其职于尚书省的户部。三司使则由户部尚书取代。为更好经理全国财政，北宋后期又有总领财赋官及经制使。[168]
司法监察系统
从司法系统看，北宋前期有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和审刑院。大理寺是审判机构，负责详断各地奏报案件。刑部掌刑法狱讼。不过北宋前期刑部职权多被侵夺，或由他官兼理，或由御史台来审断。御史台负责司法方面的事务。审刑院设于宫中。北宋前期，凡案件经大理寺审断，报审刑院复查，由知院事和详议官写出书面意见，上报中书，奏请皇帝裁决。元丰改制后，审刑院和御史台所设司法官均被撤销，由大理寺、刑部行使司法职能。[168]
宋朝部分著名的台谏官(3张)
宋沿袭前代，仍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则为加官，不任命正员。下属机构与唐朝相同，有台院、殿院、察院。宋初常以御史为寄禄官，元丰改制始正其职。此外，宋朝监察御史无分察地方之责，主要是监察尚书六部。与御史台职能相近的有谏官。宋仁宗初年，设立谏院，长官称知谏院事。元丰改制废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任谏职，分隶门下、中书两省。宋高宗初年复设谏院。宋朝谏官并不单任谏职，也常纠举弹劾大臣；御史台御史除主监察外，也有进言规谏之责。二者职务相近，并称台谏。
[168]皇室服务机构
宋承唐制，也设翰林学士院。以代皇帝起草各种文书为职，有翰林学士若干。学士中资历深的称翰林学士承旨。入院未授学士衔的称直院。冠翰林之名而不属学士院的有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以在皇帝左右进讲书史为职。此外，宋朝还新增设殿阁学士，一般作为资望极高或执政大臣的荣衔。又有龙图、天章等阁藏书处，各置学士、直学士、侍制、直阁等官。这些官负责秘笈，为文学侍从之臣。不过朝官外出也往往加某阁学士的头衔，以示恩宠。[168]
为皇帝服务的宦官机构称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分别掌管宫廷内部生活之事和殿庭洒扫等杂役。[168]
太子宫属称东宫官。设置与唐朝相同，皆以他官兼任，太子即皇帝位后即废。[168]
宋朝法律制度
主词条：宋代法规
宋朝经济
编辑 播报主词条：宋朝经济
宋朝的经济较为繁荣，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71]宋代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促成经济重心南移。
宋朝赋役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关于岁入1.6亿贯实为铜钱、米麦、白银、布棉、丝绢、草料等不同物产单位的合加总数[72]，宋代财政最高收入为六千余万贯[73]，商税占财政总收入约70%。[74]
宋朝人口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18500户、约达3210万人[94-95]，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则该年有687万户、近3710万人；至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96]，经学者考证宋代户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故认为实际人口达11275万，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有2340万户、1亿2600万人。[4]
宋金之际因战乱人口大量锐减，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约有1360万户，到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境内约有1086万户、5650万人，自平定民乱和绍兴和议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复，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约有1240万户、6450万人；南宋中后期因“人稠地狭”人口增长缓慢[97-98]，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达到户口峰值，官方统计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99]，学者考虑到隐户问题认为该年应有1550万户、8060万人[4]。
在人口分布上，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人口总数中南方占56.9%、北方占43.1%，这是唐末五代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和平发展的结果，不过宋代统一后并没有导致北方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上升，经过百年的发展到元丰元年（1078年）南方在全国所占人口比重上升至62.6%，而北方则下降至37.4%，到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南北各占比重已是64.1%及35.9%。
[100]靖康之难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帝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若以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1102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金之际大约有五百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各地。[4]
宋朝农业
水排(3张)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
[75]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
[76]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
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提水的高转筒车，灌溉的水转翻车。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占城稻），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渝、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苏常熟，天下足”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77]，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术的专著《糖霜谱》。[78]
宋朝手工业
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开封官窑、汝州汝窑、禹州钧窑、龙泉哥弟窑、景德镇景德窑、建阳建窑、曲阳定窑等七大名瓷窑，以及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开封）、钧窑（禹州）、汝窑（汝州）、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
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80]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重庆、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渝川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商业
宋朝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有人推算，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3]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宋朝是中国古代铸钱数量最多的朝代，同时也是古代铜钱货币体系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有学者估计，北宋时期钱的铸造总量达2~3亿贯。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
[93]宋人形容铜钱的外流是“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铜钱大量外流使当时辽、西夏、金、日本、交趾、高丽等国都使用铜钱，当时东亚各国还纷纷仿造宋朝铜钱来铸造本国铜钱，从而形成了东亚铜钱货币体系。
[143]由于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宋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
[83]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绍兴三十年（1160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84]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乾道四年（1168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86]。
宋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大量发行，物价飞涨，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1210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86]。嘉定五年（1212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二十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87]，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88]。
宋朝瓷器(19张)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海上贸易地位不断提高，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
[89]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润州、苏州、温州、江阴军、明州、嘉兴府（秀州）华亭县（松江）、澉浦镇（海盐）和嘉兴府上海镇（上海）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90]。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91]。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92]。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中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93]。
宋朝官方在与辽朝及之后的金朝、西夏、大理等国的交界处均设有榷场，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131]
宋朝科技
主词条：宋朝科技
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下，宋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医药、农学等方面的探索与成就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发展到宋代，已经呈现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141]北宋的沈括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著作《梦溪笔谈》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101-102]曾公亮、丁度主编的《武经总要》是中国第一部新型兵书，也是一部古代的军事百科全书。[161]
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完成的农学著作《陈旉农书》，是隋、唐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唐宋时期水田耕作栽培技术的水平，在整地育苗、中耕除草技术、烤田和灌溉等方面都有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思想。[141]
两宋时期的动植物谱录已大量出现，园艺业的高度发展，宋徽宗在开封建立“艮岳”，“不以土地之殊，风土之异”，移植南方的植物，且分区栽种各种园艺植物，具有近代植物园之雏形。动植物谱录中，蔡襄《荔枝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刘蒙《菊谱》、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等书，不仅分别记述各种园艺植物的历史沿革、性状特征、品种和分类、栽培法，而且还记述了品种的形成及其演化过程，所有这些在农学和生物学上都有一定价值。[141]
两宋时期的医药学在教育、理论、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本草、局方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进展，使中国医药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宋朝重视各种医药书籍的修订：宋太祖时，刘翰、马志等修成《开宝本草》21卷，载药物983种；宋仁宗时，苏颂等修成《嘉祐本草》，载药物增达1082种，并整理成一部《图经本草》。唐慎微修纂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收录药物1700多种（比《唐本草》新增476种），百病主治药、服药食忌例及药物畏、晋、须、使等，使人们对历代本草的源流和药物之配伍禁忌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宋朝以前的中医分为三科，至宋以后细分为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病科、金镞书禁科，针对性大大加强。
[141]两宋时期的医学还有两件事是必须要提到的：一是宋慈的《洗冤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二是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体现出针灸也有很大发展[103]。[141]
两宋时期的科学技术各学科中，数学的发展较为突出。出现了秦九韶的《数学九章》、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等。沈括在数学方面的贡献是他的“隙积木”和“会圆术”，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41]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重庆、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渝川地区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
北宋印刷铺工人毕昇在印刷实践中总结前人的经验，发明活字印刷术。其创造的胶泥活字、木活字排版，是中国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142]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81]
北宋出现了“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於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宫等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的科学家苏颂[132]，他领导制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141]，开启近代钟表擒纵器的先河。
宋朝的历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颁布的《统天历》。该历法由杨忠辅创制。它与现代所测数值只相差26秒，而与现行的公历所采用的数据相同，比西方《格里历》的颁行早383年。但因推测日食等不验，《统天历》只使用到开禧三年。同年又造《开禧历》代替统天历，行用于世45年。[104]
机械制造方面，北宋的燕肃发明指南车、记里鼓、莲花漏等仪器，并曾绘制《海潮图》以说明潮汐原理。李诫主持修建了开封府廨、太庙及钦慈太后佛寺等建筑，编撰了号称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著作《营造法式》。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82]
地学的发展是以图经形式编写地理著作为特点的，图经也正向地方志的方式过渡。北宋王存等编纂的《元丰九域志》注重“当世之务”对各地里数、城堡之名、山川水泽的情况记述详备。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地方志共有100多种，附有地图的志称为“图志”或“图经”。现存西安和苏州的宋代石刻地图，“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和“九域守令图”等极具价值和特色，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画方地图。所绘河流及海岸线精确，代表宋代测绘地图的水平，地学的发展对矿物学及水利建设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矿业事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地质现象实地考察的风气，使人们对矿物和若干地质现象的认识与研究也较前大有进步。绍兴三年（1133年）杜绾所著《云林石谱》，记载石品116种，各记其产地、采法、产状、光泽，并品评高下等，反映了人们对矿物认识的新水平。[141]
宋朝文化
主词条：宋朝文化
宋朝儒学
宋代的思想界相当活跃和开放。在完成了儒学复兴后，中国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理学的兴起和繁荣成为宋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成果，从周敦颐开始，先后有北宋的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人，致力于理学思想的探讨。各派的观点虽有不同，相互之间也时有辩论，但基本上都形成了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并特别注重心性义理的探寻，与此前相比，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40]书院制度在宋代形成与发展。[103]
（图册参考资料[133-134]）
宋朝文学
宋朝文学发达，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伟大成就。
主词条：宋词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也称长短句。根据《全宋词》的记录，宋朝词人达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残篇总计达到两万零四百多首。词是宋朝文学的标志性体裁。晏殊被称为宋朝词家初祖，其词和婉明丽。欧阳修的词也富于花间派之风格。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词令人耳目一新，确定长调的地位，充实词的形式，丰富词的表现手法，是宋代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作品广为大众喜爱以至于当时人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110]。
其后，苏轼又对宋词进行彻底的革新，创立豪放派，扩大词的选材范围。周邦彦是格律派的始祖。南宋初年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属婉约派代表人物。在靖康之难后，忧患意识使得豪放派占据词的统治地位，其中以辛弃疾为大成。[111]
让宋朝散文走向兴盛并承接古文运动的大师是欧阳修。欧阳修的散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平易自然，为宋朝散文的风格奠定基调。“三苏”之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风雄奇劲简。苏轼的文章洒脱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带些忧郁，前后《赤壁赋》等文章确定他在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他的弟子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廌号称“苏门六君子”。南宋时期，苏轼的散文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而苏辙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曾巩忠实地追随欧阳修的风格，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文风自然纯朴，少有华丽辞藻。王安石也以议论文为长，风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后，宋朝的散文就开始衰落，其后的文人都无法同北宋六家相比[106]。
主词条：宋诗
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全宋诗》收录宋诗作品达十六万多首之巨。与散文相同，欧阳修也开创宋朝的诗风，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就是其所著。王安石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究修辞技巧与典故运用。[108]
苏轼的诗变化多端，雄放洒脱。其吸收前朝所有诗人的手法，并长于各种诗体，尤其是古体与七言近体，可谓别开生面，奔放灵动，成为宋诗一代大宗。黄庭坚虽出于苏门，但却开创江西诗派，他的诗歌模仿杜甫，讲究炼字煆句，显得耐人寻味。之后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袤，也堪与北宋三家相比。杨万里的诗歌清新活泼，以天然风景为主；范成大的诗歌关心民生，诗风清丽秀婉；陆游的诗以爱国著称，他的诗对偶工整，后人言“好对偶被放翁用尽”[107]。
（图册部分参考资料[105][109]）
宋代的“说话”（评书）非常流行，说话的内容就是话本。最著名的话本有《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一些明清白话小说也是根据宋朝的话本改编。[112]
宋朝史学
宋代史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宋代纪传体史书除《旧唐书》《新唐书》《东都事略》等外，还出现了纪传体通史《通志》；而编年体史书在隋唐经历衰退后，至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司马光主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并影响了之后的编年体著作编修，诞生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描述两宋（或北宋）史实的著作；宋末的马端临编撰有典制体史书《文献通考》。
[138]宋人重考据，使得宋朝考史一类史书相当发达，自司马光开风气之先，“至南宋最精博”，李焘、李心传号为大家。金石学也形成专门学问。南宋时《资治通鉴纲目》创造出新的史书体裁——纲目体，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并立。学案体史书也萌芽于南宋朱熹所撰的《伊洛渊源录》。[139]方志学等兴起并得到长足发展，笔记数量众多。[138]两宋时期郡县地方志有20多种保存至今，经历代续修，逐步积累，形成了丰富的地方资料。宋代总志中最著名的有太平兴国（976年－984年）年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内容以中国为主，兼及外域，还增加了不少有关人物与艺文的篇章，开创了地方志的新体例。由于这一时期中外交流往来频繁，对旅途实地考察与传闻的记述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域外地理文献，如耶律楚材《西游录》、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及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有许多来自传闻的记述。[141]
此外，宋代修史之风大盛，无论官方或是私人所撰史书之多，都大大超越前代。《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史部书籍有43009卷，除《新唐书·艺文志》已有载录的29201卷以外，为宋人所撰者达13808卷。保存至今的宋代典籍，据近人统计，有3亿字左右。[139]
宋朝宗教
宋朝时期，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深入发展，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113-114]此外，宋代时伊斯兰教、基督教聂思托里派（中国称“景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等进一步传入并得到发展。[115]
宋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最早出现“珊弯”一词，即一般所谓萨满，系指巫（女巫）、觋（男巫）。即于驱除恶鬼、息灾祈愿、祈雨、招魂、占卜、治病、开运之时，既歌舞，且哭喊者。[115]
宋朝军事
主词条：宋朝军制
宋朝组织
宋“神卫左第四军第二指挥第五都记”青铜印
[129]宋太祖建国之初，为加强皇权和军事阶层的稳定，决定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
[57]。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宋太祖削去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对宋朝战力有负面影响。宋朝的建国兵力部署“守内虚外”，但在熙宁年后首都驻军减少。
[58]北宋中期以后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对统兵将帅限制太多“权任轻而法制密”[59]，将不专兵，动相牵掣，“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60]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61]“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62]张演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63]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64]
南宋军队的主力为屯驻大兵以及三衙。屯驻大兵战斗力较强，多属私人召募部队，如岳家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这时朝廷控制军队的能力已经弱化，枢密院的权责也逐渐缩小。绍兴十一年（1141年），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权相继被削减[65]。
宋朝兵制
宋朝实行募兵制[69]，并且将灾年招募流民、饥民为兵卒，作为一项传统的国策，以起到稳定政权作用。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70]。
在兵种结构上，步兵为主要兵种，并配有少量骑兵。没有北方良好牧地提供足够战马的问题终宋一代始终困扰着宋国军备（尤其在辽、金皆有优势骑兵的情况下），并成为两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58]
宋朝器械
宋代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宋朝以前仍处于冷兵器时代，从宋朝开始火器登上战争舞台，使用霹雳炮、震天雷、引火毬、铁火炮、火箭、火毬、火枪、火炮等火器，逐步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水战装具的发展，舟师仍在江河、濒海地区发展，南宋时还尚有车船。投石机方面有车行炮、单梢炮、七梢炮与旋风炮等
[67]。
宋朝城防
城防设施发展出城制、弩台、敌楼等设施。其中以山城防御体制最具有名，南宋守将余玠于四川防御蒙军，为了巩固渝川地区，他采用“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方针，修筑钓鱼城（重庆合川区东）、大获（四川苍溪南）、青居（四川南充南）、云顶（四川金堂南）、神臂（四川合江西北）、天生（重庆万州区西）等十余城，形成一个防御网，成功抵御蒙军攻击[68]。
宋朝社会
宋朝日常生活
衣：参见词条宋朝服饰
食：北宋肉类以羊肉为多——南宋羊肉价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较为简陋，稍稍富裕点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结合。
行：牛车——骡子——乘轿。[7]
佛教禅宗思想在宋代非常盛行，禅宗强调彻见心性、顿悟成佛，同时在生活态度上提倡随缘自适，既有其独到的地方，又与老庄清寂、无为的思想有相当的契合，所以很容易为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成为他们面对人生困境的重要精神支柱。对佛禅、老庄的自觉接受与深层体悟，与儒家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相结合，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心性修养和理性追求，使得宋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普遍比较超脱、达观，并渐渐积淀成一代社会风尚。[140]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东京的瓦舍就有十多座。临安的瓦舍见于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116]
南宋城市则出现了以娱乐体育活动为主的体育组织，造成原因是南宋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城市文化生活的高度发展和行会组织的大发展。[117]
宋朝城镇发展
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应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镇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宋朝首都东京开封府的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所临安府（今杭州）人口在宋末达到一百二十五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
[116]宋朝宗族社团
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县以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熏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118]
宋朝妇女地位
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发扬，从五代末到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卖淫的代名词。
宋朝对外与民族关系
主词条：宋朝外交
宋朝外敌频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宋朝奉行朝贡体制，然而将重心放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也就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120]。西夏、高丽、越南（宋朝先称之为“交趾”，后改称“安南”。宋时越南历经丁、前黎、李、陈等王朝统治）等国，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
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
宋朝与辽金
终两宋时期，北方的辽、金两朝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119]，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其与辽金具体的关系变化如下。
北宋佚名《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图》（局部）
[130]宋朝建立之初，与辽一度因北汉问题发生冲突，但总体上并无大的龃龉，双方使轺相接，络绎于途。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灭北汉后，为燕云地区的归属问题举兵攻辽，结果败北于高梁河之战，雍熙三年（986年）再次北伐，又失利于歧沟关之战。随后宋朝转攻为守。太宗、真宗时，辽圣宗与其母萧太后举倾兵南攻，使战争持续不断，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兵祸带来的破坏对北宋造成较大的影响。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罢兵归农，“通互市（榷场），城池，招流亡，广储蓄，由是河北民得安业”。真宗朝宰相王旦认为：“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赐遗（指岁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总的来说，宋辽关系在“澶渊之盟”后极为融洽，据学者统计，仅互派使节一项，便多达388次（“澶渊之盟”后379次）。宋朝因两国修好，在国书格式上，“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以示遐迩一家，不分畛域。为方便交聘，宋朝特置国信司主其事，辽朝亦设通事主持交往，并于燕京置会同馆接待宋使。双方接待对方使者的规格高于他国使者，不但在帝后生日、正旦时双方都有丰厚之礼物馈送，而且在使节之待遇上也极优渥。一百多年的和平，深刻促进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
[150]但宋辽双方也偶有矛盾，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方趁宋朝困于宋夏战争之际，通过武力威胁加外交手段，逼迫宋朝于原定“岁输”，再增加银、绢各十万两、匹，史称“庆历增币”。宋神宗时又因河东边界问题发生分歧。金朝建立后，宋徽宗联合金朝攻打辽南京，但未能成功。随后辽朝灭亡，宋辽关系告终。[150]
金朝崛起于东北后，宋徽宗秘密派遣马政由登州浮海赴金相约攻辽，与金太祖订立海上之盟。从政和七年（1117）至宣和五年（1123）七年之间，宋朝十次遣使赴金，就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及善后问题进行了反复的争论，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宋军进入燕京。但宋人席不暇暖，金人便于宣和七年（1125年）败盟，大举侵宋，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在“靖康之变”中被金人俘获，北宋灭亡。北宋亡后，金人不敢贸然进行直接统治，因而相继立张邦昌为楚帝、刘豫为齐帝，以收傀儡遥控之效。同时继续派兵大举进攻南宋，虽攻势迅猛，却难以使南宋军民屈服。绍兴九年（1139年），金朝主政的完颜宗磐等图谋与宋议和，将陕西、河南之地归还南宋（参见词条
天眷和议）。不久后金方主和大臣被杀，金熙宗于次年（1140年）撕毁合约，继续攻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底，在秦桧的图画，宋高宗的决定下，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宋在割地、赔款的同时向金称臣。
[151]此后双方度过了一段和平时期。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颜亮大举南侵，但因虞允文取得采石大捷、金内部变乱而遭遇失败。随后宋孝宗即位，发动“隆兴北伐”，试图收复中原，然而惨遭败北，不得已与金朝缔结“隆兴和议”，恢复了宋金之间的和平状态。但金宋关系由君臣关系调整为叔侄关系，宋对金的“岁贡”改称“岁币”，所给银、绢数量也从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
[153]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掌权的宰相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仍遭失利，杀死韩侂胄的主和派史弥远等与金达成“嘉定和议”。金宋关系变为伯侄关系，宋方所输银绢增至三十万。数年后宋金战事再起，而随着大蒙古国在北方兴起，金朝日趋衰弱，南宋统治者在金南迁汴京后停输岁币，并选择“联蒙灭金”。
[154]宋朝与西夏
西夏的前身是唐末五代的夏州定难军。北宋建立后，定难军仍奉宋为宗主国，以维持自身势力。宋太宗时北宋并吞夏州政权，李继迁举兵反抗，采取事奉辽朝、连辽抗宋的策略，多次击退宋军，并且扩张势力。李德明袭位后，为了巩固新领地，对宋和谈，于景德三年（1006年）达成和议。然而李德明依旧维持与辽朝的关系。宝元元年（1038年），李德明长子李元昊称帝建国，自称“邦泥定国”，称男不称臣，并且多次入侵宋朝边疆。宋仁宗不满西夏独立，派兵攻打，引发宋夏战争。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达成庆历和议，宋给予“夏国主”名号，西夏对宋朝称臣，但实际上西夏统治者在国内仍以君王自称；宋朝给与金钱、茶叶等大量物资。宋神宗时趁西夏内乱之际发动五路伐夏与永乐城之战，但未能成功。宋哲宗、徽宗时接连攻击西夏，西夏横山地区又被北宋占领，此后有赖辽朝周旋方能稳定宋、辽、西夏三国鼎立的关系。[146]南宋建立后与西夏疆土未连，故联系极少。
西夏在制度、文化上受到宋朝的影响。其官制有两个系统，其中一套仿宋制，置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司、御史台等，分别掌管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李元昊曾命野利仁荣仿汉字形体创制西夏文字。后来又实行科举制度，以儒学取士。[160]
宋朝与西南诸族
宋朝灭后蜀后，与西南的大理国接壤。因为宋朝统治者认为唐朝灭亡是缘于与南诏有关的桂林兵变，并将大理国与南诏类比深为防范，且宋朝早在立国之初就出现了“内重外轻”的倾向，所以宋太祖划大渡河为界（参见词条宋挥玉斧），不再出兵，也不与大理建立官方关系，保持“欲寇不得，欲臣不能”的状态。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朝与大理建立宗藩关系，随后大理国多次派遣所属位于建昌一带的邛部蛮和两林蛮至宋朝朝贡。为向大理国和西南诸蛮购买马匹，北宋在黎州、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设置了博易场。南宋一方面延续北宋对大理国较为冷淡的态度，将大渡河以南的地区 （包括大理） 视作徼外，不许其进贡；另一方面又因对马匹的需求，被迫在广西设置买马提举司，向大理和罗殿、自杞诸蛮买马。这一时期包括大理在内的西南诸族与南宋的民间贸易仍在进行。虽然宋与大理关系长期处于极为冷淡的状态，但彼此的政治联系至大理灭亡前并未完全断绝。[121]
宋朝与东南亚
位于今越南北部的交趾（亦称安南）在唐末五代之后逐渐脱离中国版图，建立起自主其地、自治其民的封建国家。宋朝建立后，丁部领平定“十二使君之乱”，建立了“大瞿越国”，即丁朝。北宋灭南汉后，丁部领遣长子丁琏祈求北宋册封，赵匡胤封丁琏为静海节度使、安南都护，后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自此开始，中国统治者开始将交趾视为“列藩”，承认其析离中国版图的事实，双方确立了宗藩关系[156]。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交趾发生动乱，黎桓建立前黎朝，宋朝派兵干涉失败，此后被迫承认他为交趾之主。此后交趾再度动乱，宋真宗拒绝干涉，并承认了李公蕴建立的李朝，宋神宗时，因李朝入侵，引发宋越熙宁战争，李朝在被击败后停战请和。陈朝取代李朝后，仍维持与南宋的宗藩关系。交趾历朝统治者除对中国自称国王外，对内和对其他国家，都称皇帝。宋朝统治者满足于“厚往薄来”的封贡关系，在正常状态下从不过问交趾的内政外交。在三百余年的时间内，双方见于史载的政府间通使共达近两百次。除战事和封贡关系外，两国边境的商业贸易亦甚为频繁。[157]
宋朝在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来往中也应用了对待交趾的宗藩关系。北宋建立后，占城（位于今越南中部）国王释利因塔蛮多次遣使朝贡，双方此后的交往以经济方面为主[157]。随后，东南亚诸国，如室利佛逝也纷纷来华进行朝贡。[155]
宋朝与高丽
宋朝建立后不久，高丽就与宋朝建立起宗藩关系，光、景、成三王均受宋册封，并自乾德元年（963年）底开始行宋年号[148]。第一次高丽契丹战争结束后，高丽虽然表面上向契丹称臣，但暗中仍不断请求宋朝支援，宋朝均消极对待。天圣七年（1029年）后，高丽中断了向宋朝的使节派遣。熙宁四年（1071年），高丽文宗遣使朝贡宋朝。高丽十分仰慕宋朝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在文宗以后的频繁往来中，高丽不遗余力地吸收宋朝典章文物，以至于获得“小中华”的美称[147]。不过，高丽并未与宋朝恢复册封关系。金灭辽及北宋后，宋高宗在建炎二年（1128年）派杨应诚出使高丽，要求假道入金，遭高丽拒绝[149]。此后双方关系更加冷淡。
据不完全统计，自建隆三年（962年）至隆兴二年（1164年），这203年间，高丽遣使来宋达67次，宋朝正式遣使去高丽也有27次以上。两国通使频繁，礼仪隆重。高丽接待宋朝使节必遣大臣出迎并陪伴。有时甚至国王亲自出迎，或在宫殿宴请宋使。高丽除了殷勤入贡宋朝以外，还在开京建造顺天馆以款待宋使，该馆豪华程度不仅远在接待辽使的迎恩馆、仁恩馆之上，甚至“工制过于王居”。同样，宋朝对高丽使者也给予超规格优待，在开封设有同文馆以待高丽。[148]
隆兴二年（1164年）后，高丽与宋朝的使节往来中断（一说孝宗时还有一次联系）。虽然正式邦交终结，但两国仍有通过不同渠道的间接联系。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诸领域的来往交流更为频繁，影响深远。[148]
宋朝与日本
宋代中日交往相当密切，明州（今浙江宁波）一直是双方交通的门户。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手工艺品。中国黄金的价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黄金大量输入中国。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制造的宝刀和纸扇，素负盛名，输入后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爱。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有生动的描写。[167]
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北宋初年与神宗在位时，准许铜钱出口。而日本镰仓幕府时期商业发达，而其国内币制紊乱，铜钱质量低劣，所以对中国钱币需求十分迫切。宋理宗时，日本政府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十万贯。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28处出土的中国铜钱，自唐至明共为55.3万余枚，其中北宋钱占82.4%。至于书籍，也不断传入日本。如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本《大藏经》等大型书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国商船带归，藏于京都法成寺。雕板书的大批输出，对日本的印刷事业影响颇大。南宋商人刘文仲也携去《新唐书》《新五代史》，赠送给日本左大臣藤原赖长。[167]
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僧徒的频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159]日本名僧荣西，曾于乾道四年（1168年）和淳熙十四年（1187年）两次来中国，他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带回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二卷，对茶叶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朝帝王世系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在位时间 | 年号 | 画像 |
|---|
宋朝（960年—1279年） |
追尊皇帝，未实际统治 |
圣祖 | 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 | 赵玄朗 | — | — | 无官方画像 |
僖祖 | 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 | 赵朓 | — | — |
顺祖 | 惠元睿明皇帝 | 赵珽 | — | — |
翼祖 | 简恭睿德皇帝 | 赵敬 | — | — |
宣祖 | 昭武睿圣皇帝 | 赵弘殷 | — | — | |
北宋（960年—1127年） |
太祖 | 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 赵匡胤 | 960年－976年 | 建隆（960-963） 乾德（963-968） 开宝（968-976） | |
太宗 | 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 | 赵炅 | 976年－997年 | 太平兴国（976-984） 雍熙（984-987） 端拱（988-989） 淳化（990-994） 至道（995-997） | |
真宗 | 应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 赵恒 | 997年－1022年 | 咸平（998-1003） 景德（1004-1007） 大中祥符（1008-1016） 天禧（1017-1021） 乾兴（1022） | |
仁宗 | 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 赵祯 | 1022年－1063年 | 天圣（1023-1032） 明道（1032-1033） 景祐（1034-1038） 宝元（1038-1040） 康定（1040-1041） 庆历（1041-1048） 皇祐（1049-1054） 至和（1054-1056） 嘉祐（1056-1063） | |
英宗 | 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 | 赵曙 | 1063年－1067年 | 治平（1064-1067） | |
神宗 | 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 赵顼 | 1067年－1085年 | 熙宁（1068-1077） 元丰（1078-1085） | |
哲宗 | 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 赵煦 | 1085年－1100年 | 元祐（1086-1094） 绍圣（1094-1098） 元符（1098-1100） | |
徽宗 | 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 | 赵佶 | 1100年－1126年 | 建中靖国（1101） 崇宁（1102-1106） 大观（1107-1110） 政和（1111-1118） 重和（1118-1119） 宣和（1119-1126） | |
钦宗 | 恭文顺德仁孝皇帝 | 赵桓 | 1126年－1127年 | 靖康（1126-1127） | |
南宋（1127年—1279年） |
高宗 | 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 | 赵构 | 1127年－1162年 | 建炎（1127-1130） 绍兴（1131-1162） | |
- | 元懿太子 | 赵旉 | 1129年 | 明受（1129） | 无 |
孝宗 | 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 | 赵昚 | 1162年－1189年 | 隆兴（1163-1164） 乾道（1165-1173） 淳熙（1174-1189） | |
光宗 | 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 | 赵惇 | 1189年－1194年 | 绍熙（1190-1194） | |
宁宗 | 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 | 赵扩 | 1194年－1224年 | 庆元（1195-1200） 嘉泰（1201-1204） 开禧（1205-1207） 嘉定（1208-1224） | |
理宗 | 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 | 赵昀 | 1224年－1264年 | 宝庆（1225-1227） 绍定（1228-1233） 端平（1234-1236） 嘉熙（1237-1240） 淳祐（1241-1252） 宝祐（1253-1258） 开庆（1259） 景定（1260-1264） | |
度宗 | 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 赵禥 | 1264年－1274年 | 咸淳（1265-1274） | |
- | - | 赵㬎 | 1274年－1276年 | 德祐（1275-1276） | 无官方画像 |
端宗 | 裕文昭武愍孝皇帝 | 赵昰 | 1276年－1278年 | 景炎（1276-1278） |
- | - | 赵昺 | 1278年－1279年 | 祥兴（1278-1279） |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144-145]）
1 《宋史》卷1《太祖本纪一》：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号曰宋。
2 邓广铭，漆侠．北大宋史专题课（第一课·宋朝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中华书局，2000：4
3 安格斯·麦迪森 著；伍晓鹰，许宪春 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261-262，267
4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2：344-369
5 陈寅恪 著；陈美延 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所引内容取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07：277
6 王瑞来 著．近世中国 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08：190
7 John King Fairbank，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中国，一个新的历史].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88页—第107页. ISBN 978-0674116733
8 著者不详．《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1页
9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 赵宋诸帝，雅意文墨”。清朝郑燮《道情》 诗之八：“金粉南朝 总废尘，李唐赵宋慌忙尽”。
10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11 陈诗宇.玉座尘消砚水清 龙髯不动彩毫轻 两宋御容与所绘冠服[J].紫禁城,2020(02):14-41.
12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 第206页. ISBN 978-9577140475 （正体中文）.
13 徐俊，《 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湖北武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第247页—第250页， ISBN 7-5622-2277-0
1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一章·北宋：大胆的试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53页. ISBN 957-08-1068-8
1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 第207页. ISBN 978-957714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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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一章· 宋的建国-统一之局的再造〉》，九州出版社， 2010: 第15页，ISBN: 9787510800610
18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一章· 宋的建国-统一之局的再造〉》，九州出版社， 2010:第13页，ISBN: 9787510800610
19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一章· 宋的建国-统一之局的再造〉》：九州出版社， 2010：第30页，ISBN: 9787510800610
20 注：出自《续资治通鉴》。
21 注：宋军经过唐河与徐河两次反击，宋辽之间平静了近10年。
22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辽与夏〉》，九州出版社， 2010: 第30页，ISBN: 9787510800610
23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 第210页， ISBN 978-9577140475
24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辽与夏〉》，九州出版社， 2010:第32页，ISBN: 9787510800610
25 宋朝“南京”商丘： 太祖赵匡胤“龙潜之地” ．中国新闻网[引用日期2014-11-08]
26 陈振．《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第五章 北宋中叶的改革浪潮（上）：庆历新政〉第一节 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二、刘太后专政与积贫状况的加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181页
27 陈振. 《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第五章 北宋中叶的改革浪潮（上）：庆历新政〉第一节 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二、刘太后专政与积贫状况的加剧.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181页. ISBN 7-208-04444-9 （简体中文）.
28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08页， ISBN 978-9577140475
29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11页， ISBN 978-9577140475
30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15页， ISBN 978-9577140475
31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 第216页， ISBN 978-9577140475
32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辽与夏〉》，九州出版社， 2010:第45页，ISBN: 9787510800610
33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辽与夏〉》，九州出版社， 2010:第51页，ISBN: 9787510800610
3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一章·北宋：大胆的试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70页，ISBN 957-08-1068-8
35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辽与夏〉》，九州出版社， 2010:第52页，ISBN: 9787510800610
36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20页， ISBN 978-9577140475
37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 第223页， ISBN 978-9577140475
38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75页，ISBN 957-08-1068-8
39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1页， ISBN 978-9577140475
40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4页， ISBN 978-9577140475
41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6页， ISBN 978-9577140475
42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7页， ISBN 978-9577140475
43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7， ISBN 978-9577140475
44 陈振. 《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第十二章 南宋中期的政治、军事形势〉第二节 权臣秉政的宁宗时期 二、韩侂胄擅权与开禧北伐.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490页—第492页. ISBN 7-208-04444-9
4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50页，ISBN 978-9577140475
46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78页，ISBN 957-08-1068-8
47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8页，ISBN 978-9577140475
48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52页，ISBN 978-9577140475
49 《宋史·理宗纪一》：八月癸酉，诏："河南新复郡县，久废播种，民甚艰食，江、淮制司其发米麦百万石往济归附军民，仍榜谕开封、应天、河南三京。"
50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53页，ISBN 978-9577140475
5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89页，ISBN 957-08-1068-8
52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54页，ISBN 978-9577140475
53 石壁上刻了的“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后来被人在前加了一个“宋”字，但张弘范并非宋人。明朝御史徐瑁削去，另刻“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
54 《金史》列传第十四：宗磐本名蒲鲁虎。天辅五年，都统杲取中京，宗磐与斡鲁、宗翰宗干皆为之副。天会十年，为国论忽鲁勃极烈。熙宗即位，为尚书令，封宋国王。未几，拜太师，与宗干、宗翰并领三省事。古 琛3熙宗优礼宗室，宗翰没后，宗磐日益跋扈。尝与宗干争论于上前，即上表求退。乌野奏曰：“陛下富于春秋，而大臣不协，恐非国家之福。”熙宗因为两解。宗磐愈骄恣。其后于熙宗前持马向宗干，都点检萧仲恭呵止之。知 阴相既而左副元帅挞懒、东京留守宗隽入朝，宗磐阴相党与，而宗隽遂为右丞相，用事。挞懒属尊，功多，先荐刘豫，立为齐帝，至是唱议以河南、陕西与宋，使称臣。熙宗命群臣议，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隽助之，卒以与宋。
5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55页，ISBN 978-9577140475
56 《宋史》卷八十五 志第三十八 地理一 京城 ：“南京。大中祥符七年，建应天府为南京。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元丰六年，赐度僧牒修外城门及西桥等。京城周廻一十五里四十步。东二门：南曰延和，北曰昭仁。西二门：南曰顺成，北曰回銮。南一门，曰崇礼。北一门，曰静安。中有隔城，又有门二：东曰承庆，西曰祥辉。其东又有关城，南北各一门。”
57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三章·积弱的军事和繁荣的兵学〉》，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350页，ISBN 978-9577140475
58 顾晓绿 著．《一言难尽：两宋历史现场》：古吴轩出版社，2012，ISBN：9787807337768
5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60 注：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61 苏舜钦（宋）《苏学士集》卷一
62 欧阳修（宋）《欧阳文忠公集》卷五九
63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21《官门》
64 王夫之：《宋论》卷二
6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 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三章·积弱的军事和繁荣的兵学）．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367
66 宋朝的床子弩和神臂弓 ．华夏历史网[引用日期2013-09-21]
67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三章·积弱的军事和繁荣的兵学〉》，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376页，ISBN 978-9577140475
68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三章·积弱的军事和繁荣的兵学〉》，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386页，ISBN 978-9577140475
69 《宋朝兵制初探》六 募兵制下的各项制度
70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54页，ISBN 957-08-1068-8
71 赵汝适 著，杨博文注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ISBN 7-101-02059-3.
72 李龙潜．也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暨南史学，2007
7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甲集》：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馀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馀万缗，嘉佑闲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馀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闲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馀万，元佑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馀。
74 漆侠，《宋代经济史》。
75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121页，ISBN：9787208003323
76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32页，ISBN：9787208003323
77 漆侠著《宋代经济卷·第四章第三节 甘蔗种植的扩大》
78 季羡林. 《中华蔗糖史》第六章〈宋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霜术〉.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年. ISBN 7801272846.
79 金丝铁线”识哥窑——《谈瓷论道》之宋代哥窑(组图) ．搜狐网[引用日期2013-09-21]
80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36页，ISBN：9787208003323
81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37页，ISBN：9787208003323
82 古都杭州的科技文明 ．杭州市社科联 杭州市社科院[引用日期2013-09-21]
83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42页，ISBN：9787208003323
8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第185页，ISBN 957-08-1068-8
85 大宋货币战争：岳飞北伐被叫停 或源于货币吃紧 ．文化中国[引用日期2013-09-21]
86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1982年: 第142页，ISBN：9787208003323
87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景定五年，冬，十月，改咸淳元年元旦，……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出奉宸库珍货收弊楮。废十七界不用。”
88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44页，ISBN：9787208003323
89 陈尚胜、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第三章·宋元：海外交通的鼎盛〉》，文津出版社，1997 : 第110页，ISBN 9576684390
90 吴自牧（宋）著《梦梁录》
91 陈尚胜、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第三章·宋元：海外交通的鼎盛〉》，文津出版社，1997 : 第83页，ISBN 957668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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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宋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八》：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年，取荆南，得州、府三，县一十七，户一十四万二千三百。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监一，县六十六，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县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万四千三十九。开宝四年，平广南，得州六十，县二百一十四，户一十七万二百六十三。八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军三，县一百八，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五。计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户三百九万五百四。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献地，得州二，漳、泉。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钱俶入朝，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四年，平太原，得州十、军一，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七年，李继捧来朝，得州四，县八。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
95 乐史．《太平寰宇记》：光绪金陵书局，清朝
96 《宋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八》：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当是时，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隋、唐疆理虽广，而户口皆有所不及。
97 《宋史·卷八十九·志第四十二》：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
98 《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栗布匹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菇、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倍于旧。
99 《文献通考·卷十一》：宁宗嘉定十六年，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万八十五。……而南渡後莫盛於宁宗嘉定之时，故备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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