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柴荣统一大业的构想，后周帝国应当先扫平南方诸国，再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契丹人。经过与南唐帝国的战争，长江以南的吴越王国、南汉帝国、南平王国基本上成为待宰羔羊，只有成都的后蜀帝国凭借地理优势，不断袭扰后周帝国的关中平原和陇东地区。因此，柴荣决定先解决后蜀帝国，占领长江上游地区。这也是西晋帝国结束三国时代，隋帝国结束南北朝时代所采用的战略。
可是西晋帝国和隋帝国统一全国时，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并不严重，与后周帝国受到辽帝国的威胁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石敬瑭割让了“幽云十六州”，使得太行山、燕山的防御功能彻底丧失，后周帝国如果要在不受辽帝国干扰的情况下统一南方，必须先收回“幽云十六州”。
基于以上构想，胜利结束对南唐帝国的战争之后，后周皇帝回到开封，立即开始筹划对辽帝国的北伐大业。为了保障北伐的后勤供应，柴荣下令疏通隋炀帝杨广时期开凿的古运河（汴河），将都城开封所在的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连通，极大地加快了军队的机动力和后勤的保障力。
公元959年春，柴荣率领皇家禁军，从开封出发，开始北伐辽帝国的征程。这一次，柴荣选择了水陆并进的行军方式，大军利用新疏通的运河河道北上，不到20天就抵达北方边境的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从此开始后周军队继续北上，进入辽帝国控制的区域。
后周军队此时的西侧翼已经暴露在辽帝国军队的攻击之下，但是后周军队进军速度太快，辽帝国根本来不及动员机动兵力组织防御和反击，只能依靠各个城池的守军来抵抗攻击，这就给后周军创造了各个击破的战机。辽帝国宁州（今河北沧州市青县）守军首先不战而降，就此打开了北上的水路通道，柴荣指挥军队置侧翼安危不顾，乘船沿古运河水路（永济渠）坚决北上，然后从独流口（今天津市静海区附近）进入拒马河向西，兵锋直插辽帝国的战略要地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市）。
益津关守军眼看着声势浩大的后周军攻来，立即开关投降。至此，柴荣完成北伐第一阶段的战略目的，将瓦桥关（今河北保定市雄县）要塞和“幽云十六州”之中的瀛州（今河北沧州市河间市）、莫州（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这一片滹沱河流域地区，从辽帝国中分割出来。
柴荣亲率后周军主力驻扎在益津关一线，让赵匡胤分兵向南攻略滹沱河流域。与辽帝国本土失去联系的瓦桥关要塞不战而降，一下子引发了连锁反应，辽帝国所属的莫州、瀛州各个城池纷纷开城请降。后周军队就此兵不血刃，就顺利收复了“幽云十六州”之中的两个州，并控制了瓦桥关这一战略要地，打开了北上幽州（今北京市，此时为辽帝国的南京）的通道。
顺便一提，瓦桥关是北方燕山山脉和平原地区的结合部，从瓦桥关向南，就是低洼的白洋淀和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后周收复了瓦桥关，就相当于守住了中原地区的门户，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传奇演义《杨家将》中，六郎杨延昭力抗辽军南下的故事，就发生在瓦桥关。
当然，如果燕山山脉没有被辽帝国占据，瓦桥关就只是中原地区战略纵深的一个节点。雄心勃勃的柴荣发动这次北伐，就是要完全收复燕山山脉，取得瓦桥关只是实现了第一步战略而已。
反应过来的辽帝国开始迅速向幽州（辽帝国南京）地区集结兵力。针对这一情报，柴荣与手下将领商讨应对策略，包括赵匡胤在内的将领们都不同意继续北上，一致建议柴荣先行回军，坚守住瓦桥关和益津关一线，先消化掉这次得到的胜利果实，等待合适时机再发动北伐。
柴荣却认为，后周军队早晚要和辽帝国发生硬碰硬的血战，趁着现在军队士气正盛，应该勇于和辽军决战，一鼓作气收复“幽云十六州”。于是柴荣不顾将领们的畏难情绪，下令在海河支流安阳水（今已干涸消失）上搭建桥梁，坚决继续北伐。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后周皇帝柴荣突然生病，而且病情发展很快，已经到了无法指挥军队作战的程度。
病中的柴荣布置了瓦桥关和益津关的防御之后，下令结束北伐撤军。经过20多天颠簸，柴荣回到了都城开封。19天之后，39岁柴荣病情加重，终于雄心熄灭，溘然长逝。
历史上对柴荣的生病原因没有详细记载，因此对他的死亡有了一种阴谋论猜测：以赵匡胤为首的将领们为了中断北伐，在赵匡胤得力谋臣赵普的策划下，用毒药暗害了柴荣，致使柴荣先突然生病，后不治身亡。
这种猜测除了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外，非常符合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后世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柴荣的真实死因。
的确，柴荣的死充满了疑点，可偏偏史料记载极其简略，让后人无从探究。
记载中华历史的权威，公认是《二十四史》系列，最多再加上《资治通鉴》和《清史稿》这两部。在《二十四史》中，有一个最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关于唐代的历史和“五代十国”的历史各有两部，分别是《旧唐书》、《新唐书》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其中这四部史书中，只有《旧唐书》成书于“五代十国”中的后晋帝国时代，其余三部均成书于北宋时期，以北宋的文学大家欧阳修为首编撰的就有两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欧阳修编写这两部史书的时间，已经是北宋帝国建国百年之后了。而他之所以要重编唐代和“五代十国”的史书，是因为唐朝灭亡之后，乱世纷争，大量史料散佚，同时也没有编写史书的安定环境，因此需要重新编写这两个时代的史书。《新唐书》的编写也就罢了，可是《新五代史》中需要记载大量北宋帝国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及许多开国功臣的事情，欧阳修难免有所顾虑。就算欧阳修不去篡改史实，只要运用“春秋笔法”，不去详细叙述某一历史事件，其实也就变相掩盖了真实历史。
宋帝国存在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北宋和南宋加起来一共320年，柴荣的死因一直被当作禁忌。如此漫长的时间之下，什么样的隐秘都被淹没在烟尘中了。因此，柴荣之死只能成为历史谜团，供后人不断猜想。
后周皇帝柴荣在继承皇位之前，以沉默寡言，谨慎敦厚的形象著称。可是成为掌控全局的一国之君后，柴荣逐渐显示出他“完美主义者”的性格缺陷：做事急迫，力求尽善尽美，对中意的臣属极尽恩赏优待，而对不如意的臣属则严厉苛刻。尤其是取得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后，柴荣的自信心达到顶峰，他的完美主义性格已经让他形成了“强迫症”，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尽快推进，不容丝毫耽搁。
在华夏的瓷器制造史上，有一个关于柴荣的逸闻旧事，就充分说明了他的性格特点。柴荣继位之初，主管皇宫内务的大臣向他请示御用瓷器的规格和形制时，柴荣说：按照雨过天晴之色烧制。为了满足柴荣的要求，御用工匠们绞尽脑汁，甚至弃用了已成规模的旧窑址，重新选择新窑，才制造出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完美瓷器来。由于成本太高，工艺过于复杂，柴荣死后，这种“柴窑”瓷很快失传，甚至没有一件成品流传至今。
正是柴荣的“强迫症”性格，在他当皇帝仅仅五年时间，就做了许多代君王不敢想、不敢干的大事，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最英明的君主，甚至成为中华历史上最勤勉的君主之一。
高平之战是柴荣奠定历史功业的关键一战。在高平之战前，几乎所有的后周大臣都反对柴荣犯险亲征，结果柴荣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此开始，“完美主义者”柴荣开始质疑所有人的能力，他开始事无巨细，凡事亲力亲为，甚至干起了审理案件这种司法官员该干的事。整个后周帝国的事务全部压在柴荣身上，用“日理万机”形容，真的一点不过分。
更糟糕的的是，在柴荣这样包揽一切的行事作风之下，后周帝国的大臣们逐渐失去了决断权力，变成了单纯的执行者，一旦遇到需要自主决断的事，就选择畏难逃避，要么上报柴荣决断，要么干脆就放弃不干了。
在后周帝国与南唐帝国的淮南战争中，柴荣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需要打通1400多年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修建的邗（hán）沟古运河（今江苏淮安市附近）。负责工程评估的大臣认为工程量巨大，估算出来一个后周帝国无法承受的人工和预算，摆明了就是让柴荣放弃打通邗沟的想法。结果柴荣不相信大臣的估算，亲自到现场观测，亲自制定施工计划，只用了不多的人力物力，花了10天时间就搞定，后周大军随即迅速南下，最终迫使南唐帝国主动求和。
这样迫使柴荣不得不亲力亲为的事例，在史书中多有记述。“完美主义者”性格的柴荣越事事操心，臣属们就越不敢放开手脚做事，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柴荣需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时间长了，铁打的身体也难免要出问题。
历史上如柴荣这样的完美主义者，前有诸葛亮，后有雍正皇帝，他们都是因为繁重的工作量拖垮了身体。诸葛亮主政13年，活了54岁。雍正帝主政13年，活了58岁。而柴荣仅仅主政5年多，只活了39岁。不得不让人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喟叹。
公元959年夏，柴荣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承了后周帝国的皇位。此时的后周帝国，像极了三百多年前南北朝末期的北周帝国：公元578年，北周帝国的英明君主宇文邕刚刚统一北方，准备雄心勃勃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突然得病去世，年仅36岁。北周帝国的皇帝位最终过渡到宇文赟7岁的孙子宇文阐手中，权臣杨坚趁机篡国，建立了隋帝国，随后统一了华夏（参看前作《史鉴人性·南北朝之随帝国的建立》）。
巧合的是，同样是以“周”为国号，同样在乱世之中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后周帝国的前途阴暗，亡国的前兆已经显现，很多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要改朝换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