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柴荣统一大业的构想,后周帝国应当先扫平南方诸国,再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契丹人。经过与南唐帝国的战争,长江以南的吴越王国、南汉帝国、南平王国基本上成为待宰羔羊,只有成都的后蜀帝国凭借地理优势,不断袭扰后周帝国的关中平原和陇东地区。因此,柴荣决定先解决后蜀帝国,占领长江上游地区。这也是西晋帝国结束三国时代,隋帝国结束南北朝时代所采用的战略。
可是西晋帝国和隋帝国统一全国时,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并不严重,与后周帝国受到辽帝国的威胁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石敬瑭割让了“幽云十六州”,使得太行山、燕山的防御功能彻底丧失,后周帝国如果要在不受辽帝国干扰的情况下统一南方,必须先收回“幽云十六州”。
基于以上构想,胜利结束对南唐帝国的战争之后,后周皇帝回到开封,立即开始筹划对辽帝国的北伐大业。为了保障北伐的后勤供应,柴荣下令疏通隋炀帝杨广时期开凿的古运河(汴河),将都城开封所在的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连通,极大地加快了军队的机动力和后勤的保障力。
公元959年春,柴荣率领皇家禁军,从开封出发,开始北伐辽帝国的征程。这一次,柴荣选择了水陆并进的行军方式,大军利用新疏通的运河河道北上,不到20天就抵达北方边境的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从此开始后周军队继续北上,进入辽帝国控制的区域。
后周军队此时的西侧翼已经暴露在辽帝国军队的攻击之下,但是后周军队进军速度太快,辽帝国根本来不及动员机动兵力组织防御和反击,只能依靠各个城池的守军来抵抗攻击,这就给后周军创造了各个击破的战机。辽帝国宁州(今河北沧州市青县)守军首先不战而降,就此打开了北上的水路通道,柴荣指挥军队置侧翼安危不顾,乘船沿古运河水路(永济渠)坚决北上,然后从独流口(今天津市静海区附近)进入拒马河向西,兵锋直插辽帝国的战略要地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市)。
益津关守军眼看着声势浩大的后周军攻来,立即开关投降。至此,柴荣完成北伐第一阶段的战略目的,将瓦桥关(今河北保定市雄县)要塞和“幽云十六州”之中的瀛州(今河北沧州市河间市)、莫州(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这一片滹沱河流域地区,从辽帝国中分割出来。
柴荣亲率后周军主力驻扎在益津关一线,让赵匡胤分兵向南攻略滹沱河流域。与辽帝国本土失去联系的瓦桥关要塞不战而降,一下子引发了连锁反应,辽帝国所属的莫州、瀛州各个城池纷纷开城请降。后周军队就此兵不血刃,就顺利收复了“幽云十六州”之中的两个州,并控制了瓦桥关这一战略要地,打开了北上幽州(今北京市,此时为辽帝国的南京)的通道。
顺便一提,瓦桥关是北方燕山山脉和平原地区的结合部,从瓦桥关向南,就是低洼的白洋淀和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后周收复了瓦桥关,就相当于守住了中原地区的门户,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传奇演义《杨家将》中,六郎杨延昭力抗辽军南下的故事,就发生在瓦桥关。
当然,如果燕山山脉没有被辽帝国占据,瓦桥关就只是中原地区战略纵深的一个节点。雄心勃勃的柴荣发动这次北伐,就是要完全收复燕山山脉,取得瓦桥关只是实现了第一步战略而已。
反应过来的辽帝国开始迅速向幽州(辽帝国南京)地区集结兵力。针对这一情报,柴荣与手下将领商讨应对策略,包括赵匡胤在内的将领们都不同意继续北上,一致建议柴荣先行回军,坚守住瓦桥关和益津关一线,先消化掉这次得到的胜利果实,等待合适时机再发动北伐。
柴荣却认为,后周军队早晚要和辽帝国发生硬碰硬的血战,趁着现在军队士气正盛,应该勇于和辽军决战,一鼓作气收复“幽云十六州”。于是柴荣不顾将领们的畏难情绪,下令在海河支流安阳水(今已干涸消失)上搭建桥梁,坚决继续北伐。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后周皇帝柴荣突然生病,而且病情发展很快,已经到了无法指挥军队作战的程度。
病中的柴荣布置了瓦桥关和益津关的防御之后,下令结束北伐撤军。经过20多天颠簸,柴荣回到了都城开封。19天之后,39岁柴荣病情加重,终于雄心熄灭,溘然长逝。
历史上对柴荣的生病原因没有详细记载,因此对他的死亡有了一种阴谋论猜测:以赵匡胤为首的将领们为了中断北伐,在赵匡胤得力谋臣赵普的策划下,用毒药暗害了柴荣,致使柴荣先突然生病,后不治身亡。
这种猜测除了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外,非常符合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后世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柴荣的真实死因。
的确,柴荣的死充满了疑点,可偏偏史料记载极其简略,让后人无从探究。
记载中华历史的权威,公认是《二十四史》系列,最多再加上《资治通鉴》和《清史稿》这两部。在《二十四史》中,有一个最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关于唐代的历史和“五代十国”的历史各有两部,分别是《旧唐书》、《新唐书》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其中这四部史书中,只有《旧唐书》成书于“五代十国”中的后晋帝国时代,其余三部均成书于北宋时期,以北宋的文学大家欧阳修为首编撰的就有两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欧阳修编写这两部史书的时间,已经是北宋帝国建国百年之后了。而他之所以要重编唐代和“五代十国”的史书,是因为唐朝灭亡之后,乱世纷争,大量史料散佚,同时也没有编写史书的安定环境,因此需要重新编写这两个时代的史书。《新唐书》的编写也就罢了,可是《新五代史》中需要记载大量北宋帝国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及许多开国功臣的事情,欧阳修难免有所顾虑。就算欧阳修不去篡改史实,只要运用“春秋笔法”,不去详细叙述某一历史事件,其实也就变相掩盖了真实历史。
宋帝国存在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北宋和南宋加起来一共320年,柴荣的死因一直被当作禁忌。如此漫长的时间之下,什么样的隐秘都被淹没在烟尘中了。因此,柴荣之死只能成为历史谜团,供后人不断猜想。
后周皇帝柴荣在继承皇位之前,以沉默寡言,谨慎敦厚的形象著称。可是成为掌控全局的一国之君后,柴荣逐渐显示出他“完美主义者”的性格缺陷:做事急迫,力求尽善尽美,对中意的臣属极尽恩赏优待,而对不如意的臣属则严厉苛刻。尤其是取得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后,柴荣的自信心达到顶峰,他的完美主义性格已经让他形成了“强迫症”,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尽快推进,不容丝毫耽搁。
在华夏的瓷器制造史上,有一个关于柴荣的逸闻旧事,就充分说明了他的性格特点。柴荣继位之初,主管皇宫内务的大臣向他请示御用瓷器的规格和形制时,柴荣说:按照雨过天晴之色烧制。为了满足柴荣的要求,御用工匠们绞尽脑汁,甚至弃用了已成规模的旧窑址,重新选择新窑,才制造出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完美瓷器来。由于成本太高,工艺过于复杂,柴荣死后,这种“柴窑”瓷很快失传,甚至没有一件成品流传至今。
正是柴荣的“强迫症”性格,在他当皇帝仅仅五年时间,就做了许多代君王不敢想、不敢干的大事,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最英明的君主,甚至成为中华历史上最勤勉的君主之一。
高平之战是柴荣奠定历史功业的关键一战。在高平之战前,几乎所有的后周大臣都反对柴荣犯险亲征,结果柴荣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此开始,“完美主义者”柴荣开始质疑所有人的能力,他开始事无巨细,凡事亲力亲为,甚至干起了审理案件这种司法官员该干的事。整个后周帝国的事务全部压在柴荣身上,用“日理万机”形容,真的一点不过分。
更糟糕的的是,在柴荣这样包揽一切的行事作风之下,后周帝国的大臣们逐渐失去了决断权力,变成了单纯的执行者,一旦遇到需要自主决断的事,就选择畏难逃避,要么上报柴荣决断,要么干脆就放弃不干了。
在后周帝国与南唐帝国的淮南战争中,柴荣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需要打通1400多年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修建的邗(hán)沟古运河(今江苏淮安市附近)。负责工程评估的大臣认为工程量巨大,估算出来一个后周帝国无法承受的人工和预算,摆明了就是让柴荣放弃打通邗沟的想法。结果柴荣不相信大臣的估算,亲自到现场观测,亲自制定施工计划,只用了不多的人力物力,花了10天时间就搞定,后周大军随即迅速南下,最终迫使南唐帝国主动求和。
这样迫使柴荣不得不亲力亲为的事例,在史书中多有记述。“完美主义者”性格的柴荣越事事操心,臣属们就越不敢放开手脚做事,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柴荣需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时间长了,铁打的身体也难免要出问题。
历史上如柴荣这样的完美主义者,前有诸葛亮,后有雍正皇帝,他们都是因为繁重的工作量拖垮了身体。诸葛亮主政13年,活了54岁。雍正帝主政13年,活了58岁。而柴荣仅仅主政5年多,只活了39岁。不得不让人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喟叹。
公元959年夏,柴荣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承了后周帝国的皇位。此时的后周帝国,像极了三百多年前南北朝末期的北周帝国:公元578年,北周帝国的英明君主宇文邕刚刚统一北方,准备雄心勃勃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突然得病去世,年仅36岁。北周帝国的皇帝位最终过渡到宇文赟7岁的孙子宇文阐手中,权臣杨坚趁机篡国,建立了隋帝国,随后统一了华夏(参看前作《史鉴人性·南北朝之随帝国的建立》)。
巧合的是,同样是以“周”为国号,同样在乱世之中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后周帝国的前途阴暗,亡国的前兆已经显现,很多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要改朝换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