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泽东只承认他是“半个朋友”？虽然他只主持了三个月的中央工作，却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或许都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1930年，似乎是中国革命经历着重大考验的一年，这一年，被破坏的我地下党组织特别多，被捕或牺牲的地下工作者特别多，出现的变节分子也比平常年份更多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来这是“立三路线”左倾盲动的结果。
“立三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李立三，他虽然没有参加我党的创建历程，但在中学时代就积极投身于革命，算是一位资历很老的革命者。
1915年9月，正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根据自己姓名笔画总数，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在长沙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征友启事》，公开征集“性格刚毅，愿意为国献身的有志青年为友，以共同寻求救国之道。”
毛泽东此时名不见经传，所以，尽管他的举动大胆、前卫，让社会各界颇感新奇，但应征者却寥寥。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只得到三个半人的响应。其中两个人是来“打酱油”的，只知道他们没多久就走向了反革命阵营，其姓名已无从考证，还有一个便是中共党史上的名人罗章龙，而另外这“半个人”就是李立三。
为什么把李立三称为“半个人”呢？原来，李立三此时只有十六岁，还是一个孩子!虽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但知识和见识都远不能与毛泽东相比，面对着毛泽东的高谈阔论，李立三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好一言不发，待了一会就走了。所以，毛泽东把他算为“半个朋友”。
虽然李立三与毛泽东“插肩而过”，但冥冥之中有一条无形的纽带让他与毛泽东之间“剪不断、理还乱”，最终与毛泽东殊途同归。
李立三有着非常鲜明的形象特征和性格特征。他的嘴特别大，能够轻松容下自己的拳头。据说，李立三年轻时有一次和别人打架，面对别人挥来的拳头，他不仅没有躲让，反而迎了上去，一口将那人的拳头含在了口里。或许正是因为嘴巴大的原因，李立三的演讲极富激情和感染力。国共合作时，在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中，有两个年轻人让与会人员不得不刮目相看，一个是大家熟知的毛泽东 ，另一个就是是李立三。李立三与毛泽东讲话风格不同。毛泽东讲话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以较强的启迪性和思辨性见长，而李立三则洪钟大吕，以气贯全场，较具鼓动性。由于李立三脾气非常暴烈，横冲直撞，同学们便给他起了个“坦克”的外号。
所谓时势造英雄，在“砸烂旧世界”的革命年代里，李立三的性格如鱼得水。
1922年，因为在法国留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李立三被遣送回国了。此时，毛泽东正在安源煤矿搞工人运动，便把李立三派到了安源煤矿，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直接领导了安源大罢工。当时，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方式就是组织罢工。但很多都失败了，包括著名的“二七”大罢工也以失败告终，只有了安源路矿大罢工是唯一的成功先例。李立三的成功，与他重视培养工人骨干，大力发展工人党员有关。1924年末，中共只有900名党员，而其中300名就是安源工人。李立三也因此而成为我党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
李立三第一个提出要搞“八一南昌起义”，为创建人民军队立下了功劳。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被停职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本来，临时中央的主要任务是将已经暴露了的党组织转入地下，并将中央机关从九江撤回上海，然后择机打回广东以图再举，并没有举行南昌起义的打算。但是，李立三到九江了解了相关情况后，对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指出，张发奎态度日益犹豫与右倾，原定的依靠张发奎回广东的计划很难成功。不如当机立断，利用我党掌握和影响的贺龙20军，叶挺11军就在九江附近的机会，尽快集中于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否则，他们有被武汉汪精卫集团包围消灭的危险，并专门向中央打报告，建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李立三是第一个提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人。可以说，虽然具体组织实施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是周恩来，但在早期谋划与准备中，李立三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李立三的出色表现很快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其在党内陆位迅速提升，很快就超过了毛泽东。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年仅30岁的李立三被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常委、中央农委书记。而正在井冈山吃苦受累，进行艰苦探索的毛泽东，则仅被选为中央委员。
一直以来，毛泽东都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而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却偏偏成为中共农民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成为仍然全身心投入到农民运动的“老上司”毛泽东的领导。共产国际的如此安排真有点出人意料。
不久，李立三又升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长。虽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由于向忠发水平不高，斗争经验缺乏，驾驭能力较差，而且性格比较弱势，因而李立三就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
李立三“当权”之初对毛泽东比较推崇，曾在一篇文章中赞扬:“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当得知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会议上遭到指责、排挤时，他更是毫不含糊地支持毛泽东。陈毅到上海汇报后带回的中央“九月来信”，虽然是与周恩来的谈话内容，但很多都是李立三的意见。
但是，由于局势的变化，这对老朋友之间在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阶段、方法等方面的分歧很快暴露出来。
1930年5月，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爆发了。这是发生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军阀大混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以此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崩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他本人亲自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提出要“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政权。”由此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根据这个要求，李立三不久就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把全党的所有工作都集中在了“武装暴动”和“攻打大城市”上面，而其它一切经常工作去陷入了停顿。
毛泽东不赞成李立三的搞法，他认为，中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但此时坐在上海亭子间里的李立三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在“二十八画生”面前羞羞答答的青葱少年了，他看不起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讥讽说，“十六字方针”就是“逃、跑、走”! 对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更是嗤之以鼻，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毛泽东：“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并在向红四军前委发出的指示信中指责以农村割据包围城市的思想，说这是“农民意识”的“一种幻想”，是“绝对错误的观念”，“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背道相驰的”。
为了排除毛泽东对攻占中心城市的“消极干扰”，李立三不惜“赤膊上阵”，派特派员专程赶到毛泽东所在的福建汀州，于1930年6月21日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地方特委联席会议，做出立即集中力量打下吉安，然后在八月一日前进攻南昌、九江，以纪念“八一起义”三周年的决议。
这下，毛泽东只得组织服从了。
1930年7月11日，毛泽东按计划率领红一军团从江西兴国出发，一路向北，先后攻克清江县樟树镇（今樟树市）、高安县城，于7月30日占领了新建县（今南昌市新建区）的西山，直抵南昌城下。
毛泽东很清醒，深知自己的这点力量根本不可能占领墙高沟深，重兵布防的南昌城，即使侥幸占领了也无法长期坚守。所以，对下一步的打法，毛泽东心中另有主意。
8月1日一大早，毛泽东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占领了赣江对岸的牛行车站后，隔江向南昌城进行了猛烈射击，以此向敌人“示威”，并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而敌人不明就里，只听得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以为红军真的打来了，急忙调集部队冲出城外准备反击。可等敌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渡过了赣江后，红军却不知所踪，阵地上早已不见一个红军人影——毛泽东早已带着部队转移到奉新、安义县一带了。
与此同时，率队攻取长沙的彭德怀则似乎取得了胜利。
李立三把中央红军一分为二，除了让毛泽东率红一军团攻占南昌外，还令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攻长沙。他的打算是，一旦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得手后，便夹击武汉，从而实现他“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宏伟构想。
此时攻取长沙倒真是一个机会，湘军何键的大部分兵力都被调往湘桂边境与李宗仁、张发奎作战去了，长沙城里兵力不足，防守比较空虚。彭德怀审时度势，抓住战机，指挥红三军团第5、第8两军，于7月25日从前后两面向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一昼夜激烈鏖战，于26日夺取了长沙门户金井，然后于27日晚强渡浏阳河 ，于当夜9点经雨花亭、五里牌攻入长沙城。这是红军唯一一次成功的城市攻坚战，而且攻下的是一座省城。
红军攻克长沙轰动中外，也令国民党当局震恐异常，急忙抽调兵力反扑。8月5日晚，湖南军阀何键带领15个团，在湘江上游弋着的外国军舰的掩护下，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长沙。面对着在悬殊的敌我力量，彭德怀不得不率部撤出只占领了10天的长沙。
但是，李立三却不能理解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不得已。他暴跳如雷，大骂毛泽东、彭德怀“右倾”，强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一方面军，再攻长沙。
面对着何键亲率4万精兵的顽强抵抗，尽管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十分英勇顽强，却始终没有再次登上长沙城头。
何键长沙城墙外的四周都打了木桩，架设了电网，红军要想攻进城内，首先就得破坏敌人设置的这些障碍。红军从老百姓手中买来了几百头水牛，在牛尾上绑上鞭炮和浸了煤油的棉花，然后将鞭炮点燃，希望受惊的水牛能冲破敌人的电网。但是，牲口必竟是牲口，遭遇到敌军的枪弹射击后，牛群立即四散狂奔起来，很多甚至掉头冲回红军阵地，反而打乱了红军阵脚。
“火牛阵”不奏效，红军又将浸透了水的棉被缠在木桶上，战士们就躲在木桶的后面，象推车轱辘一样推着木桶向敌阵冲去，可是，这种“土坦克”根本承受不了敌人的猛烈炮火……红军一次次冲锋，又一批批倒下……白白牺牲了三千多人后，红军不得不撤出了战斗。
面对着惨烈的战场情况，就连李立三派到红一方面军“督战”的长江局军委书记周一粟也转变了立场，支持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南昌的计划。这让毛泽东下定决心避实就虚，回师攻占了吉安，以及吉水、峡江等县城，在赣南形成了纵横700余里，包含30多个县，拥有约4万红军的连片赤色区域。
但是，全国的革命形势并没有因为红一方面军的局部胜利而明显改观。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却有十一个省的地下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更是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导致中国革命在1930年出现一个“波谷”。
就在越来越多的党内同志日渐认识到李立三的搞法“此路不通”时，共产国际也对李立三不满了。
李立三不仅在国内推进自己的激进计划，还要苏联也积极配合“世界革命最后决战”的中国革命，要求苏联放弃经济建设，准备战争，其中包括将在西伯利亚的十万中国工人武装起来向中国北方的敌人发起进攻。不仅如此，李立三还向苏联提出，蒙古应在中国暴动胜利后宣布回归中国……这简直就是把中国凌驾于苏联之上，并支派起苏联来了！这当然引起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不满。
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干预，停发了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让中央机关无法运转，甚至连李立三在上海的房租都无法支付。
那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当然对李立三的命运有着决定性作用。1930年9月24日，在8月份才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解除了李立三的职务，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的统治地位。会后，李立三被送往苏联学习并接受进一步的审查，开始了长达15年的旅苏生活。
客观地说，李立三之所以犯下“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除了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不只是李立三，我党很多同志都“红”了眼，都盼望着杀敌报仇，只不过李立三更为急切了一些。但李立三受到“处分”后，并没有用党内普遍存在的情绪为自己开脱，而是严于解剖自己，在苏联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布哈林等人评价李立三的检查说，李立三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诚”，“没有两面派手段”。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远在莫斯科，没有参会的李立三仍被当选为中央委员，可见，中共方面并没有忘记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做出 贡献。1946年，李立三回国到哈尔滨任军调部东北3人组成员、首席代表。由于李立三用的是化名，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的真实来历。在给干部上党课时，李立三主动提出自己来讲“立三路线”。课堂上，李立三深刻地分析了立三路线形成的原因、领导人的责任、从中应吸取的教训等。讲完后，有个干部举手后提问：“领导人的内心想法和这么多的内幕情况，您是怎么知道的呢?”李立三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因为我就是李立三。”话一出口，所有人的表情都在瞬间凝住。谁也没有想到，竟是李立三本人在讲“立三路线”!短暂沉寂后，会场上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955年初，李立三到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工作后，全力投身到对中国的“工人阶级问题”有关政策的制定和研究中。针对当时全国在工业企业中正在推行苏联“一长制”和“马钢宪法”，企业工作中工作中出现了弱化党的领导，以及干部脱离群众，群众与干部对立的苗头，李立三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提出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的管理体制，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改革和改进上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民主管理原则，有效地理顺了企业内部人员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毛泽东归纳为“鞍钢宪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L·托马斯评价说："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犯错三个月，反思三十年”。虽然李立三因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但正如党中央在对他的悼词中所说的那样，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不愧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