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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生愿做先生书斋里偷吃灯油的一只耗子
——我为季羡林先生写墓志铭
路德怀今年7月11日,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遵照先生遗愿,先生的部分骨灰将在这天来易县华龙陵园“文化名人苑”安放。这是易县的光荣,连我这个居住在易县的外乡人,也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似乎于冥冥之中,和先生有了一种什么关联。这种感觉很快就得到验证了。一天,我坐在家里的书桌旁正想着关于先生的一些事,突然电话响起来,是陵园付总打来的,说是有一项非常光荣但又十分艰巨的任务要我完成。我当即表示,只要力所能及就没有问题。待弄清了是要为先生写一篇墓志铭,这可吓坏了我,也愁坏了我。我对先生的敬仰是从小时候就开始了的。那时只是零零星星地读过先生的文章,后来才知道先生是一位学贯东西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人共认的“国宝”和人类道德文化的导师,对先生的敬畏如仰日月高山。现在要为先生写墓志铭,别说是我这个才疏学浅的无名小辈,就是生姜老辣的名家圣手,不诚惶诚恐才怪呢?我于是决定求饶退却了。先是三番五次地向付总陈明不能胜任的原因,再是推荐了一个又一个国学大家,让付总通过季老的家人进行联系。并反复强调,和季老同时代的文化前辈多有健在,季老弟子众多,高手林立,大学教授、学者卧虎藏龙。随便拉一个出来,哪个不强我十倍?付总终是同意了,表示愿意联系联系再说,我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事隔一天,付总又来电话了,说是和季老差不多同时代的前辈们大都年事已高,且身体都不太好,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担子压给他们是不相宜的。至于不找其他人写,家人自有他们的考虑,原因就不便深说了。最终的结论是:我写我的,家里也找人写,最后再作决定。听说了这件事的朋友都来鼓励我,说是个机会,行不行试一试,万一行呢?家里人也为我加油打气。看来,我真的没有办法,只有横下一条心了,是好是坏,总得给朋友和季老家人一个交待啊!我似乎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却又象一只惊恐的小鸟,在树枝间烦躁地跳跃,无法安定下来。慎重起见,又托付总再一次征求季老家人和北大领导的意见。接着又给远在郑州的六弟、七弟联系,他们都爱好文学,可以帮我拿个主意。六弟在网上查了有关先生的资料,即刻回电说,不能轻举妄动。原因是:季老在山东临清老家的墓碑上只写了先生的简单生平,网友纷纷要求砸掉,呼声很高;再是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学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谁来为季羡林、任继愈写墓志铭》的文章,言辞很苛刻。劝我还是不写的好,以免卷入不必要的是是非非。我的胆子一下子变小了,顾虑又多了起来,真怕一招不慎弄得沸沸扬扬,我个人挨骂是小事,只怕辱没了先生的名声。我立即给付总通电话,极言退出为好,付总却坚持己见,拗不过他。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再推辞是没有道理的,我勉强应承下来,大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感觉。而这时离季老骨灰安放的日子已经不足二十天时间了。大人有时会幼稚得像个孩子,精神胜利法偶尔还真的管用。我先想起了唐人王勃写《滕王阁序》时的情景:“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杨仪不逢,扶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虽然无意也不敢自比古人,但道理却是相通的。我似乎有了一点信心。于是我拿出纸笔,写下这样一首诗:“小子不欲浪虚名,忐忑受命复慌恐。先生文德高天下,敬仰之心一般同。”在诗下面又写了一行文字:“先生文尊泰斗,名高天下,小辈何知?临时受命,诚惶诚恐。不计文词工拙,唯竭仰慕之忱!”把写作的动机定位在对先生的仰慕之情上,谁还能说出什么呢?找到了开脱的理由,也就甩掉了思想包袱,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资料准备和构思行文之中,推迟了成都预定的一批书画,任凭对方对我大发雷霆。我和六弟、七弟一起查阅了网上和眼下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先生的资料,认真梳理分类,归纳总结,悉心思考感悟,先从宏观上形成对先生的一个认识。最后定下基调:古典成文,不宜写成生平事迹之类的流水账。洗练概括,力争涵盖全局,注重情感,不玩弄字句,把功夫下在对先生的评价定位上。就这样,七八个日日夜夜,废寝忘食,一字一句,分段推进,标准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其间,为了写好这篇墓志铭,我曾四次到华龙陵园拜谒先生的墓,从不同距离,不同角度瞻仰先生的青铜塑像,切身感受一代大师的风范和魅力。先生墓前和左侧是有一棵和一排樱花树的,我眼前幻化出樱花盛开的景象,先生坐在灿烂的花丛中,宁静而安祥。登高眺望陵园周围的景色,仔细捕捉着每一丝灵感。说来也巧,四次去看先生的墓,每次都下着霏霏细雨,雨幕中的文化名人苑清新静谧。是时,先生的骨灰虽然还没有安放,已经显现出庄严肃穆的氛围来。一同去的向农说:“先生是占了星象的,先生有灵,不然每次怎么都下着雨呢?先生占了星象,说得好啊。我把它变成“巨星消陨”,“皎然曜明者”等句子写进了先生的碑铭里。不舍昼夜地笔耕不辍,总算成了一个雏形,铭文的初稿出来了。我和弟弟们通过网络互相传递,十易其稿,深夜经常会收到弟弟们关于修改字句和征求意见的电话。当我们校对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付总正好也来电话询问情况,当他听到终于定稿的消息时,高兴而深情地说:“太好了,功德无量,阿弥陀佛啊”。付总的深稳持重让我佩服,这么大的事,七八天之内竟无一次过问,后来才知道他是怕影响了我的思路。他是敬佛的,常人怕是难有这个耐心。一天下午,我把稿子送到了付总手上,窗外还是下着雨,他审着稿子,表情很凝重,虽然没有说一句话,我已经觉察到了他的失望。不料他却一反常态地说:“太好了,时间这么短,比我预期的还要好!”接着他坐在椅子上用最标准的普通话把铭文深情地朗诵了一遍,让我们几个听者深受感动,夸他念得好,他若有所悟地站起来说:“朗诵写给大师的东西是不能坐着的,坐着对大师有失恭敬啊!”可见付总内心对于先生的敬畏。何止付总,天下谁人不敬畏先生呢?我们在一起斟酌推敲,又略微改动了两个字,连夜将稿子传到北京,征求季老家人和有关领导的意见。之前,我曾告诉付总,如果文章有幸采用,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不署自己的名字,付总答应了。不料,次日上午季老的儿子就驱车赶到陵园,肯定碑文写得言之有物,文情并茂,表示“一字不动,全文照用。”并叮嘱刻碑时一定要署上作者的名字。付总随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我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感受,我们只是一个劲儿地互相邀请吃饭,以示庆贺!朋友也来祝贺我,戏称我是“大师”。我说:“哪敢妄称大师,充其量是大师书斋里偷吃灯油的一只小耗子。”我们按照季老家人的要求,在文章末尾恭恭敬敬地署上:“小辈德怀稽首敬颂”一段文字,随即忙于刻碑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墓志铭字数较多,加之时间紧迫,更考虑到便宜于观瞻,决定用电脑排版喷沙的方法,连文字和标点一起刻在碑上。喷沙需要贴膜,石头受热后温度过高,不好操作,天气偏偏就阴雨起来。上午刻好了全部文字,下午又放晴了,感谢先生神灵地庇护!我忽然记起了认识付总时的情景。数年前,我为朋友的父母写了一篇墓志铭,是用诗歌形式表现的,付总看了后说一定要见见我,朋友安排了一顿饭,我们就认识了。现在想,莫非是神灵点化,来日为先生撰写墓志铭安排牵线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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