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从文化复兴开始；一个民族的文化重建，必从文化的本原开始。
探寻本原，回归正道。寻找万年华夏传统文化留下的生存密码。
——作者的话
上回说到：
朱熹痛恨天下人的“人欲”，将《诗经》里面的情感一律视为“淫”，从而把一部儒家经典，变成了满篇的“淫女淫妇”的“淫书”。
这一点，是无法被原谅的。
如果说，汉儒卫宏、郑玄他们添加、附会去解读《诗经》，还有情可原的话，
朱熹这样的大肆歪曲、胡写乱判，已经严重损害《诗经》的解读。
偏偏朱熹，在《诗经》解读的发展史中，产生的影响最大。
所以说，他也是《诗经》解读最大的罪人。
朱熹生活在南宋末年，他也是个不得志的文人。
不管他对《诗经》怎么解读，宋朝廷是不鸟他的。
他虽然短暂做过宋朝“焕章阁侍制兼侍讲”，算是宋宁宗的老师，
一时间竟然被群臣一起上奏折弹劾他，要把他“斩首”以绝“朱学”。
弹劾他的群臣是这样评价他的：
“如饮狂药，如中毒饵。”
“口道先王语，而行则市侩所不为。”
“三十年来，伪学显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
“程朱理学”从朱熹这里，“虚伪性”就已经暴露出来。
好在宋朝人聪明，很快识别出来，称之为“伪学”。
朱熹自己呢，也真是有点“虚伪”。
他发誓要革尽天下人“人欲”，自己却是“人欲”肆虐。
不仅拐了两个尼姑做宠妾，家里守寡的儿媳也意外怀孕。
他怕深究下来自己说不清楚真丢了命，连忙认罪辞官。
宋宁宗下诏：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朱熹门徒弟子，纷纷弃之离去。
这就是南宋那一段公案。
其实，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他怎样删改，解释，画蛇添足，望文生义，甚至胡编乱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做学问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这也不算太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喜欢宋儒的注解，还有汉唐那些大师们嘛。
无所谓啊！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整个华夏文明史，确定是在宋代这里，进行转折的。
直到现在，也无法理解：
这一段民族文化发展的转向，到底是文化的宿命？不可逃避的劫难？
还是这个民族发展到这里、无意中犯的错误。
如果打一个比喻：
从源头那里流出来的恒定的文化价值，中途如果没有强大的支流的汇入，只会越来越小。
我们可以看到：在汉唐之前的那种民主、宽松的氛围，在后世是越来越少了。
属于先秦的，汉唐的，魏晋的，盛唐和大宋的，那种比较温煦的文化空气，已经从此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封闭、落后、迟滞、愚昧、专横野蛮的文化空气。
举几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在周代之前。
在周代之前的社会里，天下并非似有，而为公有。
能够得天下的人，都是把天下的利益分给民众的人。
这是三千年前的西周乃至更早时候的观念，代表华夏上古观念。
第二个例子，在东周时代。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离娄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在东周时代，以孟子为代表，明确君臣关系是对等的。
如果国君爱民如子，百姓更会爱国君如心脏；如果国君把百姓当成草芥，那么民众会把国君当成贼寇一样。
孟子这种思想，并非他一人的思想，而是普遍存在于周代。
当时国君被国人逐出国门的情况时有发生，卫国人就赶走了他们的国君。
晋平公问师旷：卫国人赶走国君是否有些过分？
师旷回答说：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师旷的态度很明确：上天是让君主养护百姓的，如果一个国君不能安居乐业，甚至让民众对生活绝望，这样的君主人们要他何用？
上天是深爱百姓的，决不允许一个淫逸无耻、作福作威的独夫民贼欺压于民众之上，卫君的被逐是他自作自受，是民众对他的抛弃。
这是两千年前周代“礼崩乐坏”时代的观念。
道在流失，人心不古。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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