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一个教学督导组，对某职校的专业内涵建设进行了两天的督导。其中一个环节是听两个半天的课。在我听的几节课当中，教师们都能够做到提前十多分钟进入课堂，做好上课准备。备课充分，态度认真，教学流畅，教态自然，是这些教师的共同特点。有一位教师结合学生实际，将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将精心准备的PPT与漂亮的板书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有一位教师技能娴熟、举重若轻、“指挥”若定，教学过程十分顺畅。有一位教师虽然从教时间不长，但她以自己特有的感染力和魅力得到了学生的肯定。还有一位教师虽然没有使用多媒体，但她对学生非常亲切温柔、耐心细致。因此听课后的总体印象较好，我给出的评价都在良好以上。然而几节课听下来，我觉得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这个结论来自于细节。
细节一：在课前的十多分钟里，被听课的教师精力高度集中地在做着自己的事情，即“准备上课”，与学生几乎没有任何交流。有的教师甚至连我们进去直到在教室的后面坐下都没有觉察。
所谓以学生为主体，强调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的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学生是认识的主体，应当以学生的思维活动、认知过程为主体。从这一概念出发，在课前的几分钟时间里，教师不应该观察一下学生的状态吗？不应该了解学生的准备情况吗？
细节二：教师的提问太随意。不知从何时起，过去的“满堂灌”变成了现在的“满堂问”。既然是提问，自然应该是教师有目的地问，学生有针对性地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教师的提问大多是没有设计的随即随意的提问。这样的提问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提问后学生是否能回答上来，教师都不怎么在意。这就给学生一个“信号”：对教师的提问不必紧张，不必认真准备。其二是所提的问题质量不高。如某教师提问一个学生，学生站起来之后回答不上来，教师又喊了另一位同学起来回答，这位同学拿起教材读了几句话，教师评价曰“很好！”我以为，这两类提问都不可取。应该说明的是，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即兴提出一些问题并非不可以，问题是，既然提问了，就应该是有目的、有想法的，而不应该是可有可无的。
细节三：教师预设好了课堂教学的步骤，就像话剧一样一幕一幕地演下去，学习的主人——学生，倒成了需要配合教师“演出”的观众。不仅如此，需要谁配合不需要谁配合，也由教师说了算。在一节课中，我发现有一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男生不止一次地大声回答教师的问话，但教师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只是和小范围的几个学生在对话、互动。在主动“表现”了几次没有受到教师关注的情况下，这位男生终于趴在课桌上进入了梦乡。
既然是教师在“演出”，那么“舞台”上自然不能冷场。于是，教师在提问时，容不得学生考虑，只要学生一打愣，教师便急忙予以提醒，提醒了还不行，教师便继续“表演”下去了。即使是学生在做练习时，教师的注意力依然停留在自己的“表演”中，不断地重复着刚刚讲过的注意事项。
在教育界，围绕“主导”“主体”争论了多年。撇开这些理论问题不谈，回到常识看问题，教学是教与学的双边活动。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实在来，却又像教校。这都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将教和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就我听过的课而言（包括这几节课），教和学分离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虽然我们已进入信息化社会，但是陶行知关于“学校”还是“教校”的质疑，依然还是当下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
就我读到的教育类书籍而言，凡是教育家、教学名师无一例外地是秉持“学校”摒弃“教校”的。如，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数学教师和语文教师在一节课上所要讲的时间，不应超过5—7分钟。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理解的东西，才能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才是他真正地掌握的东西。”我国当代教育家魏书生的观点与苏霍姆林斯基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教材中有注解的我不讲，学生自学能掌握的我不讲，学生通过查字典以及讨论能解决问题的我也不讲（大意如此）。我虽然没有听过魏书生老师的课，但我相信，有了这几个“不讲”，在一堂课上魏书生老师所要讲的内容应该不会超过7分钟的。
在课后与几位教师的交谈中，我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少讲几句试试看，让学生思考一下试试看，让学生帮助学生试试看，或许效果会更好！
2018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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