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
山寨这个词刚出来的时候,我不能确定山寨精神的群众基础有多大。
想到的第一类人是贪图名牌带来的牛B但是不愿为之多付钱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就是。我高中,就拿青田石刻过阿迪达斯、耐克和彪马的标志,印在单色圆领衫上冒充名牌队服。当时北京市踢中学生百队杯足球赛,我们出场总是一水的名牌,阿迪达斯、耐克和彪马三个标志一齐印在左胸口,比起对手的铜牛、三枪、铁梅,牛B大了。但是这类人的规模不该太大。改革开放初期,买一双耐克大白袜子的钱足够一个中学生一个月的伙食,几乎是明抢明夺。现在,我们富了,我国可以说不了,买一打耐克袜子也不用皱眉头了。至于那些顶尖奢侈品的仿造品,还是挺容易看出差别的。朋友送了一个Motorola的Aurora,号称正品卖上万,他在深圳只用一千买了俩,几乎没有区别。盒子还没开,我就看出糙来,太糙了,Motorola全部拼写成Notorola。Motorola的Aurora号称是用瑞士做高档钟表的工艺打造,这个山寨版,装上电池,拉上窗帘都看不到屏幕上的显示。从小就被科班训练,分开香椿和臭椿、良性肿瘤和癌症、熟坑古玉和老玉新工、鲍鱼和女阴。逼着我承认两者没有区别,先得废掉我二十多年的理科教育和十多年的世事历练。
想到的第二类人是贪图名牌带来的功能但是不愿为之多付钱的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我还是这样的人。在深圳华强北,买山寨版iPhone充电器,二十块钱,正版要两百。正版手机大厂一直说,用非原厂手机配件会炸烂裤裆,我用了二十年,至今没被被炸成司马迁。我老爸有一天说,我要告世界卫生组织,总说抽烟得癌,我抽了六十年烟,到现在也没得肺癌,你奶奶十年前戒了烟,去年得肺癌死了。华强北两千块能买到解码的原厂黑莓,干嘛花五千块去买带着两年合约的正版?生产工具在屋子里,市场在门口,法治在大洋彼岸,如果原厂不主动山寨,反对暴利也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人民就主动山寨。
我没想到的第三类人是我老爸。和他真正住了一阵,我发现,我老爸什么都不贪图,他只贪图便宜。山寨产品和牌子之间,只要山寨便宜一半,我老爸就动心,只要山寨便宜百分之八十,我老爸不管有没有用就买回来。比如山寨版鹿牌暖壶。十五块,暖壶上的鹿看上去像踩了高跷的猪。更烦的是,基本不保温,是壶,但是不是暖壶。最怕的是,我老爸倒水的时候,爆炸。比如山寨版鲍鱼罐头,二十九块一大桶。我老爸说,罐头都是鲍鱼新鲜时灌装的,比发了之后的干鲍鱼好吃。可是,无论怎么吃,我还是觉得味道介于放多了味精的豆腐和年糕之间。比如山寨版空运新鲜热带榴莲,价钱比从郊区骡子运来的西瓜还便宜。我老爸说,这个品种叫黄金枕头,如果新鲜,好吃极了。他杀了这个黄金枕头,气味四溢,十分钟之后,邻居敲门说,再不封好,就报警了。黄澄澄的,我老爸吃了满满的一碗,剩下所有的果肉封进冰箱,黄澄澄的。冰箱在之后的两周,一直有胡同口公共厕所的气息。
我老妈气急了时候,常说,有时候真的想杀了这个老东西。我总是不理解。现在,在被我老爸多次山寨之后,我渐渐开始体会我老妈的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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