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的东京之旅

                         许锡良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蜇居台湾，且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殷海光先生，大约是在1955年前后第一次去日本的东京，留下的游记颇有点意思。有许多与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感觉非常相似。

殷海光先生是逻辑学家、哲学家、政治评论家，向来追求的是事实与真相，处处要求自己的认识必须客观理性，但是当他一踏上日本的东京的时候，他的感觉竟然是“我所最惊异的，不是东京底繁华，而是我自己底的头脑也竟受人歪曲。六年来，只要打开报纸，对于日本的报道，不是美军占领如何如何，便是政局如何动摇；其他方面，则几乎一字末提。这就于不知不觉之间，使人觉得日本是一个‘纯政治的存在’。泛政治主义对于一般人的毒害如何之泛，由此可想而知了。其实，政治充其量只是人生社会活动之一方面而已。人生社会底活动还多得很哩！泛政治主义者藉政治强力扭着社会跟着他们走。天天报道别处的政治活动而不言其他，这于无形之间给人以暗示，以为别的地方也是以政治领导一切的。这一暗示所发生的心理效应，回过头来又可加强自己底泛政治主义。其实，人家民主国家才根本不是这回事哩！民主国家系以社会活动为主体。这个主体并不跟着政治走；而是政治必须跟着社会走。搞民主政治必须观察舆论，就是这个道理。笔者一到东京，所接触的是其社会主体。政治也者，不过是浮在这主体之上的浮萍罢了。”（《殷海光文集》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266页。）一般来说，一个人专长什么，研究什么，他就会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敏感地发现什么。一到东京，殷海光先生便发现，日本东京的社会气氛与台湾所宣传的大不相同。而且长期受这种宣传的影响，久而久之，竟然连身为逻辑学家、哲学家与政治评论家的殷海光先生也被遮蔽与蒙骗。可见人长期居于一种环境中，受一种导向性的宣传是多么可怕。人是天然存留偏见的动物，那个环境，那个被严格控制了的公共媒体，在那里舆论一律，所有的媒体都只有一种腔调，并且变成一种遵照指示作刻意的宣传的时候，长期浸淫其中的人岂有不受其影响的？就连殷海光先生这样有远超乎寻常人的逻辑理性的冷静头脑，及有着深厚西方学术思想功底的学者教授，也难免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左右。

接着，殷海光先生注意到当时东京的印象是“东京有一股新气象，尤其有一股新力量在那里搏动。说也奇怪，这股新气象和新力量，竟是由战败得来。”（同上书，第266页。）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是依靠美国的扶持的。但是，美国之所以那样扶持日本，也要归功于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得美国的对日政策，由原来的严格控制其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改为大力扶持日本经济的全面复苏。因此，殷海光先生在东京看到的刚刚恢复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社会情形是处处带有“美国化的标记”。

 接着殷海光先生体会到的是东京的出租车服务。“东京主要街道汽车之多，要笔者来形容的话，就像血管里的血轮一般，终日川流不息。速度虽高，但并未使人感到威胁。出租汽车多于过江之鲫。但是，就笔者所经验到的而论，司机底品质，比纽约底要好：他们端正，不要小费，不叫着兜揽生意，更不欺负生客。”（同上书，第267页。）

即使是街头擦皮鞋谋生的人也是非常讲究服务质量的。“他们擦皮鞋，还围以布幔，幔内生以炭火。他们所用木炭，没有台北的那股强烈的猫尿气。”（同上书，267页。）工作敬业爱岗，认真服务的社会风气，在日本是由来已久的。

 那时东京的自然风光是这样的：“那里苍松古宫，一派东京气息。小镇上水果摊，五色缤纷。电视横陈街头，观者如堵。‘美化’至何程度，可以想像。”（同上书267-268页。）但是，最美的还是日本的妇女，日本乡下的妇女大体上穿和服，但是东京的妇女则在服饰上是非常讲究并且美化的，比起当时的台北来要高出许多。如果当时台北妇女的穿着只能够打五十分的话，那么东京的女人至少可以打七十分。

 使殷先生感觉惊异的是，他心目中的日本皇宫与在东京看到的日本皇宫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差别。他说“在我未‘瞻仰’皇宫以前，凭着我这小百姓多年来实地的经验想像，以为一定是森严万状，警卫周密，到处都竖着‘禁止通行’的牌告。至少，根据归纳法这是合理的想法，可是，等到我亲眼目击，事实把我底归纳推翻得一干二净。苍松翠柏中的宫殿，原来是那么气息寂聊。护城河畔，游人处处。有的看鸭子，有的竟对准宫殿照相。我心里在想：‘这小子不知分寸，等会儿准吃警察干涉。’我一面在想一面停下脚步，等待期望中的结果。可是，等了许久，并不见有任何人来理他。‘小子’悠悠闲闲，一个提着照相机往别处去了。我这位‘逻辑教授’底的‘归纳法’又失败了一次。回廊曲径，苍老古殿，杂以新式建筑，我感觉不到这是居住天皇的圣地。若不是导游的朋友事先告诉我，说这是‘皇宫’，把这个名称所引起的心理意象与当前的感官知觉搅混在一起，那么我会觉得呈现在我眼前的，只好说是在故宫博物院。”（同上书，第268页。）这个感觉，竟然与我2007年5月份参观东京皇宫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日本的警察的印象也很深刻。即使是皇宫所在地，也不是戒备森严，去年游日本东京皇宫时，我只看到一个警察，而且头发花白，显然是比较苍老了，就那样悠闲自在在皇宫前的一个岗亭里站岗，身上没有任何装备，显然是不预备会有暴力事件发生的。当年殷海光先生见到的日本皇宫前的警察也是这样：“在‘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曲径通幽处’，站着一位警察。制服倒是穿着制服。但是，怎么脸上没有令人见而生畏的那股肃杀之气？至于武器呢？有的，但系木质的，长约二英尺，直径约二英寸。这样的武器，孙武子拿来教美人阵倒很合用；若是碰见一个醉汉硬要闯入‘面圣’，就很难用它挡驾了。‘日本警察一定还在木器时代’，我想。”其实，这还是五十年代的日本皇宫的警察，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至少是我看到的日本皇宫的警察已经是连这木头枪也没有配置了。

 即使是有军国主义传统的日本，在战败后刚刚不久，一经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其气氛就大不相同了。一个社会，到底还是其制度决定了社会秩序，也决定了其文化与国民的素质。在这里，你会处处体会到安全感，警察没有肃杀的感觉，出租车也很安全，同时在社会上，人们能体会自己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时间过去半个世纪了，台湾的今日与当年的日本的差距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差距肯定缩小了不少。只是，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再去日本的东京，居然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的殷海光先生去东京的感觉竟然是那样相似。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所感受到的，大致也是五十多年前殷海光先生所感受到的，只是殷海光先生比我先行了五十多年而已。

2008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