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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能否不带立场地去看一些问题?


                     


中国人能否不带立场地去看一些问题?



   
   
   


                  许锡良



  



 


什么叫立场?立场其实就是利益导向、价值导向与情感导向所带来的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要承认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着的,同时也要承认人是利益的动物,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常常会影响他的立场与价值导向。通俗地说叫屁股决定脑袋的思考与判断,有时也叫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昨天的身份与地位和今天的不同了,那么所作的论调也会不同。昨日之非,也许是今天之是,同样,昨天之是,也可能是今日之非。此一是非,彼一是非,似乎随时在变换着。一切似乎都是权宜之计。
  


难道人类的世界就是一条变色龙?而且就应该是一个变色龙世界?中国儒文化传统确实是一个权变的世界,难以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一切都是权衡之计,时势一变,论调就变,而变与不变的标准完全在一时一事的利益关系,这叫权变。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叫权衡之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而且应试允许这样的立场存在,假如立场是基于私域场的话,那是可以有的。但是,除了私域场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公域,也就是公共空间来代表公正与正义。维持一个不带立场的公域正义,或者叫公义领域必须具备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恰恰是中国人所缺乏的,而这种缺乏与儒家学说又是密切相关的。
  


我观中国儒家学说与西学最大的不同,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中国儒学传统缺乏真正的本体论。也就是缺乏穷究宇宙世界本源的方法与动力。也就是说在源头上,中国文化就没有出现过一次探讨宇宙本源的思想源流,也不会出现类似古希腊那样的世界是由原子构成,还是由水气构成的探讨。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缺乏追究的精神。
  


第二,中国儒学传统缺乏逻辑思想工具,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对于概念与推理这样的思维工具缺乏认真的总结,儒学里没有逻辑法则,不会推理论证,只会下结论。以其独断语录的方式去下结论,面对人与事,常常是就是直接扣帽子。自古以来,儒家学者都缺乏系统严密的论证著作。一部《论语》出自无数人之手,同时还是散乱的语录体。前言与后语之间缺乏逻辑论证与推理关系。《论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是清晰的,前后一致的。特别是那个核心概念“仁”,就出现过七十多次,每次都不一样,叫人无法捉摸。而孔子独断式的话语通篇都是。比如孔子在批评冉求的时候的理由就不充分。“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里所说的季氏是鲁国的一个大夫,他弄了很多家财,钱财多得可以与周公相比,而孔子的学生冉求去为季氏理财,并且依附在季氏门下。这个时候,孔子就号召其他学生去攻击冉求,说他已经不再是他的徒弟了,大家可以一起来鸣鼓攻击他。显然,孔子在这里有一种黑帮的味道,凡是不合他意的学生,他都要来一个清理门户。季氏有钱,具体有多少钱?他的钱是怎样来的?如果是合法经营而得的钱财,即使富过周公又有什么不可以?孔子不问季氏钱财的来历的合法性,而只是单纯从数量上定性,他无论怎样有钱,都不可以超过周公,显然,孔子认为季氏以其身份地位其财富是不可以与周公相比的。那么凭什么周公就应该比季氏有钱?那是因为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偶像,而且是想像中的偶像。再说,季氏雇佣冉求作为自己的总经理或者财务总监,并付给工资待遇,有什么不可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找到谋生之路。孔子自己不也四处谋求官职?而且即使违法篡位的逆子二臣,孔子也是极力去攀附的。孔子对季氏有意见,连季氏自己在家里办个规模大一点的八佾舞,他老人家也要大发雷霆,喊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危言耸听的话来,但是,对于当时广泛流行的活人殉葬残酷陋习却视而不见,对于发明用陶俑代替活人殉葬的人叫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就叫蛮不讲理。深受儒学毒害的中国人也学会了孔子式的叫骂。孟子一生学孔子,也学来了一个骂人的习惯。他不喜欢杨朱、墨翟,就这样骂他们:“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除此之外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深受儒学之害的中国人,至今也是满口骂人的粗话、脏话。
  


我们还可以看到徐复观先生的一个谈读书的回忆录,说当年徐复观先生拜见儒学大师熊十力先生,徐复观当年穿着少将军装初次拜见熊十力时,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十力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颇为自得地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以不高兴的神情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十力问,“有点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同意的地方。
  


熊十力未听完便怒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后人评价熊十力先生对徐复观先生的这一番痛骂,说是无异于当头棒喝,骂得徐复观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脑筋里乱转着。但也无异于醍醐灌顶,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部书的意义。而徐复观先生自己也在回忆时说,这对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真是奴性十足,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恐怕是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其实,读一部书,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一千个人读莎士比亚就有一千哈姆雷特。只要没有违背基本的事实,没有违背逻辑,没有跌穿人性的底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谈出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不好?凭什么说就是你熊十力先生的观点才代表了真理?具有圣人的神圣性与唯一性?更何况还没有等人家把意见观点表达完,就给人家下结论,十分霸道。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骂人,而且将骂人打人视为当然,如果骂人打人的人是有身份地位的人,那被骂被打的人甚至可以视为是一种荣耀,关键是你要是牛人,如果是地位显赫的人,那么打是亲,骂是爱。难怪中国人常常蛮不讲理,似乎天生一个挨打挨骂的贱胚子。其实根源正在于不擅长讲理的儒文化所害。不会讲理,只会讲身份,讲权谋,讲势力,论权变,自然是这样。就这样,中国人从孔子骂到孟子,再骂到熊十力,一直骂到今天的大小儒者。我自己也曾经多次经受儒者的辱骂,原以感觉奇怪,原以来儒者理应是儒雅之人,自然不应该是这样粗鲁的。后来看到骂人其实是儒学的深厚传统,而且是因为儒学不擅长讲理,不懂逻辑,不懂得起码的思维工具的自然结果。
  


第三,儒学缺乏普世价值追求。追求客观真理、遵循逻辑法则与信守普世价值,这是一个人具体客观公正的态度的前提。缺乏真理的追求,会使我们的认知处于迷茫状态。缺乏逻辑会导致我们思维不清,无法完成有效认知。缺乏普世价值,使们做人做事缺乏起码的原则。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为什么要主张“亲亲互隐”。先看这个处理事情方式的来源。《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其实从现代法治原理来看,处理这类事情的第一个原则既不是鼓励告亲,也不是鼓励隐瞒罪行,而是要靠证据说话与法律的准绳来解决。先要在事实层面确认有没有“偷羊”这个事实,其次要在法律上找到这种“偷”有没有罪,如果有罪属于什么性质的罪,应该接受什么惩罚。因为是亲子之关系,因此,在弄清事实的时候,作为儿子既没有告亲的资格,也没有隐瞒的条件,应该遵循的就是回避的原则。现代法治精神下的有效证据要遵循回避原则,既涉及亲友亲仇关系,其提供的证据既不能够作为证实的证据,也不能够作为证伪的证据,目的是为了保证不带立场、情感的因素,使事实的查证更为真实,更为客观。但是,由于儒学里没有教会人使用逻辑工具,不会推理论证,不懂得探究出一个事实真相的方法,因此,就只能够如此含糊不清地,两个极端地取舍。不是告亲,就是隐瞒,没有回避原则。之所以要回避,就是因为涉及亲情关系。而亲情关系必然会导致不够客观地看问题,会故意隐瞒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甚至会扭曲、添加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也就是做伪证的可能性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涉及第三方犯罪,自己亲人的证据在法庭上不作为证据,或者不能够作为强证呈现的原因所在。
  


对普世价值的遵守才会有一贯的处事原则。才不会因为此一时,彼一时的差异导致前后矛盾。中国人的外交,常常自相矛盾,前后不致。昨天还与某国交好,今天突然就翻脸不认人。昨天支援越南是对的,今天打越南也是对的。某国分裂国家可以,但是中国台独不行。出现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是因为没有普世价值的作为行事的准则。网上有传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过的一段话:“二次大战后,美国从来没有包围、威胁、入侵过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相反,美国确实直接或间接通过军事手段推翻了希特勒、萨达姆、米洛舍维奇等独裁政权,使全球独裁国家的数量从120多个减少到现在的不到20个。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军事力量威慑的从来都是那些奴役自己国家人民的独裁政权。”想想似乎确实是这样的,人家做事是有一贯原则的,人家美国确实是世界霸权,但是,这个霸权对付的确实是专制独裁政权,如果有一天,美国把英国灭了,那才是令人不可思议。相比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与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闹翻过,与苏联、越南还兵戎相见。这不能够不说是与中国人受儒文化影响的结果。处理事务没有原则,完全凭领导人一时的个人喜好决定。把一个国家的大事,办得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对人家好的时候,一切都好,宁可饿死自己的百姓,也要把自己大批的粮食送往兄弟国家,支援他们的建设。可是,时过境迁,一翻脸就什么都不是了,甚至大打出手。中国人千百年来,吃亏就吃亏在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人,做人做事没有底线,没有原则。落得四分五裂,被人任意宰割的下场。
  


第四,儒学里没有神的位置,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事实上就是一种唯物的态度。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态度导致中国人向生而死,千百年来活得昏庸,死得糊涂。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话来描述中国人:“他们急于成长,然后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不久后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因此,他们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又仿佛他们从未活过。”人生终极的定力来自于敬畏感,对生命的敬畏,人权的敬畏,特别是对神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使人做人做事都有一个不可跌破的底线。不会像中国几千年来那样,为了打下江山,争夺王位或者权力,不顾一切,成王败寇。有些东西,比如政治权力,玩玩是可以的,作为职业理想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需要大肆杀戮,导致生灵涂炭,每一条红地毯都是鲜血染红的,那么就要适可而止,主动放弃,而对于那些无底线使用卑鄙手段夺取权位的人,给予零容忍度,决不姑息,决不能够让这样的人成为一个民族救星。一个理性的民族必须给那些主动放弃权力的人以公民的安全、自由与体面的人生。这样的民族才会有真正的政治文明。
  


201512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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