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论文《诗经的性欲观》是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用泛性论和潜意识理论来解读《诗经》的代表性作品。他认为：《诗经》时代的生活，没有脱尽原始人的蜕壳。《诗经》表现性欲的方式，可分成五种：（一）明言性交（二）隐喻性交（三）暗示性交（四）联想性交（五）象征性交。而象征的说到性交，是出于潜意识的主动。出于这种认识，他将《召南·草虫》篇“我既觏止”的“觏”字及《郑风·野有蔓草》、《溱洧》篇的“邂逅”释为交媾，将《终风》篇“谑浪笑傲”的“谑”字解作性虐待；又将《诗经》中虹、云、风雨、鱼、鸟等意象都当作性交的象征；说鱼笱是女阴的象征，芄兰是壮阳药，《郑风·大叔于田》是一首象征性交的诗。《新台鸿字说》则以上下文文意、文字音义及语言演变之迹为根据，考订“鸿”字不当为鸟名，而实为蟾蜍之异名。虽然在后来的《说鱼》一文中，他又放弃了这一观点，但其训诂考证之方法实具指导意义。
《匡斋尺牍》主要是对《芣苡》、《狼跋》、《兔罝》三篇的研究，在训诂上多有胜说，如训“采采”同“璨璨”，为颜色鲜亮貌；“芣苡”为“胚胎”；“肃肃”为“缩缩”，即绳索纷乱状。该篇还涉及到一些研究原则问题，指出《诗经》研究工作有三桩困难：一、今天所见到的《三百篇》，尤其是二《南》与十三《风》，决不是原来的面目。二、没有血缘相近的民族的可参照物，在出土文物上亦没有参照物，用汉后的民歌来解释周初的民歌，用我们自己的心理去读《诗经》，在方法上是很危险的。三、如何摆开自己的主见，突破文化的鸿沟，去悟入那完全和自己生疏的“诗人”的心理？为克服这些困难，他主张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他的具体做法是：借用训诂的手段，教人回到原始的状态，努力复原当时的景况，给人确解，并教人想象，使读者张开想象的翅膀，在《诗经》的时代里飞翔。他又强调要用“诗”的眼光读《诗经》，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和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在该篇中，他还揭示了《诗经》中一些具有共性的现象，指出：在《诗经》里，“名”不仅是“实”的标签，还是“义”的符号，“名”是表业的，也是表德的，所以识名必须包括“课名责实”与“顾名思义”两种涵义，对于读诗的人，才有用处。譬如《麟之趾》的“麟”字是兽的名号，同时也是仁的象征，必须有这双层的涵义，下文的“振振公子”才有着落。同样的，芣苡是一种植物，也是一种品性，一个allegery。“芣苡”既与“胚胎”同音，在《诗》中这两个字便是双关的隐语。在讲《狼跋》篇时，针对有人怀疑何以将公孙比作野兽，他指出这完全是现代人的过虑。他说：“在‘诗人’看来，以蝎尾比妇人的发，所讲的本只是蝎尾与发的形状，为什么要牵连的问到妇人的德性与蝎的德性有无相似之处呢？同样的，以狼比公孙的步态，也决不会牵涉到狼的德性上头去，而因此发生污蔑公孙的人格的嫌疑。所以诗中尽管一面讲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一面还可以说‘德音不瑕’，而不嫌其矛盾。”他的这些意见都发人深思。
1939年发表的《歌与诗》，指出《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歌”的本质是抒情的，“诗”的本质是是记事的。《三百篇》的诞生是诗与歌的合流。歌诗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发展，是诗的第三阶段的进展，也正是《三百篇》的特质。
1940年写的《姜嫄履大人迹考》，则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上古神话，揭示“姜嫄履大人迹”的真相：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舞毕相携止息于幽闲之处，因而有孕。当时实情，只是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
1945年发表的《说鱼》，进一步发展了《诗经的性欲观》中的某些观点，揭示了鱼在民俗歌谣和古籍中作为“配偶”或“情侣”的隐语广泛地运用，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国风》中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其对方之廋语”，亦为向来说诗者所未道，而且解决了古籍中许多语义问题。该篇实际是把“鱼”当作一个典型的隐语的例子来研究，很好地揭示了“隐语”的性质和作用：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诗》——作为社会诗、政治诗的雅，和作为风情诗的风，在各种性质的沓布（taboo）的监视下，必须带着伪装，秘密活动，所以诗人的语言中，尤其不能没有兴。隐语应用的范围，在古人生活中，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广泛。
说《匏有苦叶篇》以“匏有苦叶，济有深涉”上下二句语法一律，匏与济，叶与涉，皆二名词对举，而叶属于匏，涉亦属于济也。而昔儒无语法观念，咸以涉为动词涉水之名，因之下文历与揭，亦不得不为涉水深浅有差之名，于是全章之义，皆被误解。并以“迨冰未泮”句为以冬日为婚期者，且指出婚期在古时曾有一个大的变更。大抵是：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繁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试观冬行婚嫁之例，如《邶风篇》所纪者，《三百篇》中仅只一见，知其时只偶一行之，不为常则。迨夫民智渐开，始稍知适应实际需要移婚期以就秋后农隙之时。降至战国末年，去古已远，观念大变，于是嫁娶正时，乃一反旧俗，而向之因农时以为正者，今则避农时之为正。此诚古今社会一大变也。此等胜说，闻著中比比皆是。
《风诗类钞对于数章词句复叠只换韵字的“歌体”，用横贯读法，取各章所换之字合并解释；对于一般的“诗体”，用直贯读法自上而下依次解释，以一章为一段落；对于“综合体”，则两种读法兼用。该书还力图缩短读者与《诗经》的时间距离——用语体文将《诗经》移至读者的时代；并用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同时对“象征廋语”、“谐声廋语”等古歌诗特有的技巧倍加关注。
闻一多有编纂《诗经字典》的计划，欲全面彻底地解决《诗经》文字问题，但未能如愿。《诗经词类》是作者计划为全部《诗经》划分词类的一部未完稿，对共计40个字词作了释义。其体例是按音韵编次，字头依古音远近相次；一个字头之下，按词性作第一步的区分，同一词性之下，再按词义区分。局量宏大，而又条分缕析。每说一字，既能以六书理论证明（尤善于音训，兼及甲骨、金文、小篆字形演变），又长于文例疏通，且能从文法角度考虑，广列旁证，务使新义突出，令人信服。在他的影响下，现代《诗经》训诂学得以完善发展。其对现代《诗经》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影响更为深刻：五六十年代孙作云的研究受他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热亦以他为始作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