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洋人给西关大屋“挑刺”

“尽管是大白天，房间也很暗；没有地毯和火炉，也没有供观赏外景的窗户，对习惯了配有玻璃窗的爽洁的房屋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大宅实在缺少乐趣。”列位看官，如果你们知道清末来华传教士卫三畏这番话的评价对象是大家一直引以为傲的西关大屋时，是不是觉得这个洋人犯了大不敬之过呢？其实，有时藉由外人的眼睛看一看老广州的传统民居，我们或许能绘出一幅也许不那么符合唯美主义者的口味，但一定更真实、更生气勃勃的“住在广州”的市井风情图。

西关大屋

洋人别样视角看大屋

说它光线太暗不舒服

说起“住在广州”的昔日风情，大家首先想起的必是西关大屋。那西关大屋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成片盖起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呀，还得从西关的发展说起。在1921年拆除城墙之前，整个西关地区全在城门之外。清初大儒屈大均曾在《广东新语》里说：“逾龙津桥而西，烟水二十余里，人家多种菱、荷、茨菰、蘋、芹之属。”可见那个时候，西关大部分地方还是一派田园风光呢。

西关的繁荣与清朝“一口通商”的政策息息相关。“洋船争出示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首流传甚广的竹枝词描述的就是十三行出口贸易的盛况。十三行商人身家之巨，说出来还真能让人吓一跳，以其中的首富——怡和行伍氏家族为例，到了1834年，伍家的资产已高达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这笔资产的规模，在当时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都是相当光鲜的。

富商有了钱，自然会买地置产，自从十三行时期开始，西关的豪宅区从今天的宝华路开始，经今耀华路、宝源路、多宝路、逢源路等地，一路向泮塘扩张。用《广州城坊志》里的话说：“绅商相率购地建屋，数十年来，甲地云连，鱼鳞栉比，菱塘莲渚，悉作民居，直与泮塘等处壤地相连，仅隔一水，生齿日繁，可谓盛矣。”

在这一波“豪宅热”中盖起来的，便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关大屋了。而一说起西关大屋，我们自然就会想起水磨青砖高墙、青砖石脚、黑漆大门、酸枝趟栊门、红木雕花门等富贵堂皇的元素。西关大屋究竟有多豪华呢？我们不妨借洋人的眼睛看一看。19世纪中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撰文回忆说，这些富商的房子临街而建，并圈在一道12至14英尺高的围墙之内，路人无法窥其内里。这种房屋的特征是外表乏善可陈，一旦踏足其间，便觉柳暗花明。穿过大门是庭院，然后是摆放桌椅茶几之类的客厅，厅墙上“常饰以雕花或悬挂各种条幅，用漂亮的大字写这贤人的各种格言，或者画着山水和花鸟。此外还有卧室、花园，甚至作为家塾的小间……”

裨治文虽然不懂“三边过”（三开间）、“五边过”（五开间）、“正厅”、“书偏”、“青云巷”、“三件头”（脚门、趟栊门、正门）等专用术语，但他评价这些屋主崇尚“低调的奢华”，却是相当之精准的。

这样“外表乏善可陈，内部柳暗花明”的古老大屋，住着到底舒不舒服呢？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的意见。他在回忆录里曾这样他看到的西关大屋正厅内景：“厅的上头有一张高案，放着香炉、祭祀用品和供品……案前一张大榻，当中放一张矮几，还有垫子可供斜倚。大榻前面是两列椅子，面对面摆着，每两张椅之间有一张小桌。地面铺着大而厚的地砖或石板。尽管是大白天，房间也很暗，没有地毯和火炉，也没有可供观赏外景的窗子。对习惯了配有玻璃窗的爽洁的房屋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大宅实在缺少乐趣。”

接着，卫三畏又开始对内室的布置“鸡蛋里挑骨头”：“挂在壁上的有水墨山水画，赏心悦目的卷轴写着句子，美丽的灯笼使单调的房间为之改观，综合而成的效果是不乏雅致，但缺少舒适……卧室很小，通风很差，除了夜间难得进去。用贵重木材造成的笨重结实的床架，雕刻精致，支起丝绸帐幔和蚊帐，这样的床作为传家宝而让人自豪……”其言下之意，这样的大床有点“中看不中吃”，看上去豪华，睡起来未必舒服。而对于西关大屋千篇一律的设计风格，卫三畏觉得其原因在于人们普遍缺乏想象力。

初看这样的文字，我真有点埋怨卫三畏先生不懂古老大屋的神韵所在，但后来仔细研究下了西关大屋的照片，又到耀华路上转了一圈，我不得不承认卫三畏先生眼光独到，这古老大屋美则美矣，但从居住舒适度和设计多样化而言，的确难与欧式住宅相比，“居住人性化”这几个字所包含的精髓，还得靠人们在随后的百多年的住宅建设历程中慢慢品味和把握。

竹筒屋

繁华省城寸土寸金

狭小单间租金高昂

在老广州，有钱人住西关大屋，一般的平民百姓又住哪儿呢？翻翻与传统民居有关的资料，你就知道，当时最流行的平民住宅非竹筒屋莫属。自清代一来，广州商业繁荣，地价不菲，竹筒屋正是人们为在“寸土寸金”的省城繁华地求一安身之所的天才创造。

说起竹筒屋，看官您不妨把它理解为西关大屋的“低端简易”版，西关大屋大多是“三开间”，甚至“五开间”，正厅、偏厅和书房一字排开，颇为气派，竹筒屋则大多进门只有一个厅，宽不过四五米，厅里最主要的摆设是祖宗牌位，厅后一个小小的房间，又称头房，房后是天井，天井之后是二厅，二厅之后又有二房，面积也不大，二厅有楼梯通往二三楼，楼上的房间也颇为局促，主要作卧室之用。由于这类住宅“门脸狭小”，进深却有二三十米，因此才有了竹筒屋之称。除了豪门大户外，多数平民就在这样的竹筒屋内栖身。您现在到将军东、将军西乃至甜水巷一带，都可以看到连片的竹筒屋，借此也可一窥当年市井平民的居家生活。

竹筒屋最大的问题是采光。您想，整栋建筑如此狭小细长，几乎没有外窗，全靠天井通风采光，就算大白天进去，也很阴暗。对竹筒屋的居民而言，清风明月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奢侈，更别说拥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了。对竹筒屋这类的平民住宅，卫三畏这样回忆： “外面的狭窄街道和里面昏暗烟熏的住所正好相配，在这样的街巷走一走，感觉与普通人的生活条件实在太不协调了。”不过，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乐天知命”，不求屋宽，只求心宽，比如，清末就专门有人写了一首竹枝词，安慰平民百姓：“万间广厦称心难，知足随缘到处宽。多少人家竹筒屋，安居乐业也平安。”

虽说竹筒屋通风采光都不是太好，实在算不得舒适。但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它的租价可是一点都不便宜。前文说了，清末民初，老广州商业发达，周边四乡八邻的人们但凡心思活泛一点的，都想在这里找个饭碗，发点小财，省城人口因此暴增。根据当时的调查资料，1910年，广州城区的人口约为50万，其后短短20年内就暴增到了100多万，市场供需失衡，其结果自然是房租暴涨。1928年，广州市警察局作了个调查，发现只有两成市民是“有壳蜗牛”，其他人全得租房子住。如果要租下整栋竹筒屋，每月租金就得数十银元，几乎是一个中等家庭的全部收入。因此，很少有人有实力“整租”，大多数人都得分租，钱包略鼓一点的，花上二十来个银元租个底层，有厅有房，一家人好歹有个独立空间；经济差的，就只能单租一间，吃饭睡觉全挤在一起，那也得花上十来个银元，对市井贫民而言，这也不是一笔小数。1932年12月的一期《中央日报》因此感叹说：“租价狂涨，既滔滔未已，于是平民生计，乃大受打击，房租一项，竟占全部生活之二三有奇，长安不易居云云，大可为今日广州赠也。”

房租飞涨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房东经常“逼迁”。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一般房东因地价之增长，对于租金亦一起再起，其有租赁在前，租额无多，即将房屋收回，重新另租。故在今日之广州市，住之一字，已成为亟待救之重要问题。”读着这样的文字，想到当下媒体上京城房价飞涨，小白领一年搬几次家，最后被迫住到河北的报道，觉得时移世易，但“长安大，居不易”的情境却并未改变。对当时省城繁华地里辛苦打拼的市井平民而言，能在竹筒屋里有个安身之所，不常被房东逼迁，已算是颇为幸运了吧？至于拥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那实在是遥不可及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