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扫盲热潮席卷广州 识字班开遍城乡每个角落   

儿女当小先生 家中开课

地里挂识字牌 抬头就学

“种地要选种，好种出好苗。苗儿长得好，耐旱又耐涝。庄稼熟得齐，穗大粒儿饱。年年来选种，年年收成好。”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农民扫盲教材中的一首广为流行的歌谣，从其朗朗上口的音韵和紧贴乡村生活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一代建设者推动城乡扫盲的热情与用心。在那个时候的广州，无论是城区，还是近郊，也处处可见这样的热情与用心：成人识字班几乎遍及每一条街道与生产大队，识字教材则细心地标注了“广州音”，村口桥头竖起了一个个识字牌，人们干活间歇，一抬头就能“看图识字”，刚上学没几年的孩子成了父母的老师，“亲教亲，邻教邻，儿女教双亲”使得家居变成了课堂。虽说在特别的时代背景下，扫盲活动经历了几次起伏，但大量目不识丁的百姓，经过一波波扫盲热潮的锤炼，学会读书读报和记工算账，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也值得我们纪念。

采写/记者王月华

历史回顾

平民教育初见曙光

战乱来袭昙花一现

由于天生是个爱思前想后的人，所以在准备扫盲专题写作的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开始思考，在新中国开始轰轰烈烈的扫盲热潮之前，广州有没有过类似的平民教育活动呢？它与上世纪50年代初深入百姓生活每个角落的扫盲活动又有什么区别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在资料堆里钻啊钻，终于找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平民教育活动。

其实，对中国近现代史略晓一二的读者应该都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不少地方都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波澜，助力者则多是知识分子，他们脱下西服，换上长衫，试图以一己绵簿之力，改变国民“贫、弱、愚、私”的现状。那时，河北定县有大名鼎鼎的晏阳初先生，山东邹平则有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先生，他们怀抱开启民智的理想，不畏艰苦，一心一意推动平民教育。那在咱们广州，又是哪些人在为推动平民教育呕心沥血呢？以区区小记的浅见，那恐怕就是岭南教育大家、曾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副省长的许崇清先生了。要知道，许先生可是提议创建广州第一所，唯一一所市民大学的教育家。这所特别的“大学”创立于1921年，不设入学门槛，时髦青年和小脚老太都能来上课，授课的则都是当时知名的教授，开设的课程则有哲学、科学、文艺、教育、工业、农业以及医学等，每门课收“授业金”两毫，相当于一顿早茶的花费。“市民大学”第一期原计划招收300名学生，但报名的一下子来了1000多人，差点挤破了门槛。遗憾的是，由于时局动荡，市民大学只办了一期，就停办了。其实，市民大学夭折的命运，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平民教育的一个缩影。1933年，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在静彗公园内成立，有阅览室，有音乐房，还有象棋室，教育馆还开办了平民夜校，一年一期，对平民进行识字和文化教育，许崇清于1936年担任馆长后，还成立了巡逻电影放映队，队员们带着铺盖卷和放映器材，跋山涉水，到边远山区给人们放电影；与此同时，花县和番禺两地还设立了小范围的平民教育实验区，在实验区内办了小学和平民夜校，设立了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使少数平民尝到了“现代化”的滋味。然而，随着抗战爆发和广州沦陷，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沉寂了，在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靠知识精英支撑起来的平民教育运动就这样昙花一现。

扫盲热潮

课堂开到家门口

识字课本很民生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向高企不下的文盲率正面“宣战”。据史料记载，当时全国乡村的文盲与半文盲率高达95%，广东的情况略好一点，但乡间的文盲与半文盲率也高达75%。读者你也许要问了，文盲与半文盲的区别在哪里？按照1956年省里颁布的规定，农民能认识1500多个常用字，能进行简单的账目计算，可以阅读通俗报刊，就算达到了扫盲标准；不满足这个标准，但能认识500个字以上的，算是半文盲；连500个字都认不满的，那就是名副其实的文盲了。那时，别说是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在乡村干部中，也有大量文盲和半文盲，在从化等较为偏远的山区，生产队里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干部寥寥无几，他们去上级部门开会，记不了笔记，只能画一些符号代替，回来一翻笔记本，自己也认不得写了什么，这耽误了工作不说，还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烦恼，难怪他们会说出“不识字，苦难当”这样的肺腑之言了。

乡村干部饱受没有文化之苦，老百姓也因为不识字而相当纠结。从1953年起，广东开始逐步推进农业合作社。在实施互助合作的过程中，很多生产队开始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队里没人识字，找不到合格的记工员。为了记工分，人们真是花样百出。有的生产队每人放个竹筒在队长家里，干一天活放一粒黄豆，干半天活放一粒米，结果黄豆和大米都被老鼠吃了，工分就成了糊涂账；有的采用原始的“画道道”的方法，可时间一长，道道搞混了，工分也就没法算了；还有的在纸上烧香洞，队员干一天活烧一个洞，可万一洞烧到一块儿了，队员们又是一个闹不清……政府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让农民识字，而从另一方面讲，由工分引发的烦恼也成为农民接受扫盲教育的强大动力。

要让老百姓识字，首先得有识字班。上世纪50年代，几乎每一条街道和合作社都开起了识字班。人们“因陋就简”，或把识字班设在小学或祠堂内，废弃的床板刷一层漆，就成了黑板，纸、笔等必要的经费开支则由政府帮着解决。根据当时省教育厅的规定，每个合作社都要指定专职负责“扫盲”的干部，在学习时间的安排上，则是“大忙放学、小忙少学，不忙多学”，但识字班全年的学习时间不得少于240个小时。《黄埔文史资料》第十辑曾刊登了老文艺工作者徐永才先生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徐老先生说，1956年，他在番禺区扫盲工作队工作，当时，原本寂静的郊区几乎夜夜有灯火，处处能听到读书声，到处都是一派学文化的热闹景象。区里年底还要举行表彰大会，对成绩优异的学员，会给予雨帽、绒线衫等奖品，有一年的扫盲“誓师”大会上，每个受奖学员代表的胸前还佩戴了一枚亮闪闪的勋章，上面刻着“扫除文盲”四个大字，台上学员受奖，台下掌声雷动，想象一下这个氛围，的确挺能激发人们的学习热情的。

有形的识字班深入街道与合作社，无形的识字班更是到处都是。当时，如果你有机会在岭南乡间走一走，几乎到处可以看到高挂的识字牌，走过桥头，你会发现头上赫然挂着一个“桥”字，走过果园，你会看到树上挂着一个“果”字，人们使用的农具上，也大多相应贴着“犁”、“耙”、“铁锹”等字样，总之，人们走到哪，“生字”就跟到哪，大家抬头就能学，低头就能记。如果你参照今天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就会发现，这些无处不在的识字牌的确是教学法的一大创新，有事半功倍之效。

当然，要让大字不识一个的人迅速认识1500个字，还能学会简单地记账和阅读书报，光靠这些识字牌是不行的，还得有正规的识字教材。当时，人教社出版的《农村识字教材》在全国非常流行，可广东人讲白话，发音与普通话大相径庭，于是，华南人民出版社就将书中的生词全部改注广州音，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广州音农村识字教材》，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学习。翻开当年的识字教材，浅显易懂且颇有韵律的文字读来朗朗上口，像“婚姻自主人夸奖——封建婚姻害死人，爹妈包办不遂心。嫌贫贱，爱富贵，门当户对才结亲”、“种地要选种，好种出好苗。苗儿长得好，耐旱又耐涝。庄稼熟得齐，穗大粒儿饱。年年来选种，年年收成好”和““工农是兄弟——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工人农民是兄弟。农民种地打粮食，工人做工造机器，建设祖国齐努力”这样的课文，固然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但的确形象生动，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就算你今天读来，还是觉得有点意思的，对不？

说了识字班和识字教材，咱们还得提一提教识字的先生。根据徐永才老先生在文中的回忆，那时老师都是政府经过研究，从有文化的青年来选拨的。不过，除了专职老师外，当时城里乡间还活跃着一群“小先生”，这些“小先生”大多是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白天，他们在课堂上学文化，放学后，他们就教街坊四邻认字，到了晚上，他们还在灯下给文盲或半文盲的爹娘做起了老师，识字课堂开到家家户户的屋檐下，这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扫盲教育“接地气”的最佳体现了吧，而广东在短短数年间消灭了近百万文盲和半文盲，其秘诀正在于这样的“地气”，读者你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