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散文极为丰盛，从宋濂、刘基开辟道路，到台阁体称雄数十年，之后兴起七子派的复古之风，再到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的相继出现，风格流派，异彩纷呈。其间又有八股文的形成与完备、小品文的成熟与繁荣，足见一代风采。明代散文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
明代初期的散文家多经历了由元入明的过程。元末明初，散文崇儒复雅，对扭转孱弱文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入明以后，散文创作更注重宗经明道。代表性的作家有浙派文人宋濂、刘基。宋濂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注重“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推崇圣贤之文。其文雍容温润、娴雅醇正，为人称颂的主要是传记文、记叙文，《送东阳马生序》是其代表作。《记李歌》《竹溪逸民传》等促进了传记文学人物形象的平民化。《环翠庭记》等短文隽雅精致，不落俗套。刘基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明史》），他的散文长于议论抒情，感情充沛饱满，气势雄壮。寓言集《郁离子》善于运用形象化的手法，揭露元末社会的种种弊病，妙趣横生，对寓言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卖柑者言》语言犀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批判一针见血。宋濂、刘基的优秀作品大多写于元末，入明以后，气格有所削弱。此外，胡翰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精于儒理，剖析入微。贝琼出于杨维桢之门，却能去其所短，其文有冲融和雅、一唱三叹之妙。苏伯衡以古文见长，精敏博洽，语粹辞达。王祎与宋濂共同主持编纂《元史》，文风醇朴宏肆，有宋人之风。稍后出现的方孝孺继承了老师宋濂的文学主张，强调以六经为本，讲究章法，推崇唐宋古文大家。他的《深虑论》立意醇正，气势雄健；《赠王仲缙序》《游清泉山记》语言质朴，生动明快；《越巫》《鼻对》等继承刘基的寓言，饶有理趣。其文醇深雄迈，但过于重道。另有一些与正统风格不同的散文家，如解缙、梁潜等，多雄劲奇古，新意迭出。
永乐以后，尤其是仁宗、宣宗时期，政局稳定，社会祥和，台阁体应运而生，最有代表性的是“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官至大学士，好歌功颂德，文风雍容典雅。杨士奇推崇欧阳修，其文多制诰碑版，平正典雅，《游东山记》等少数游记，冲淡纡徐。杨荣文风与杨士奇大略相似，然多富贵福泽之气。杨溥追慕韩愈文风，他的《承恩堂记》更为平和淡雅。承其余绪的还有王直、陈循等人。因内容缺乏变化，文风过于典正，台阁体积久成弊。
明代前期为控制思想、培养士人，朱元璋实施八股取士制度，由此造成八股文写作的风气，进而影响了明清两代士人的创作。明初的八股文，敷衍传注，墨守章句，主要成为程朱理学的传达工具，多简朴古拙，代表性的作家有刘基、方孝孺、黄子澄、李时勉、于谦、薛瑄、商辂、邱濬等。
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主导文坛，成员多为翰林院任职的官僚，创作亦有馆阁之气，但是他们追求文学的审美特征，旨归有所不同。李东阳认为诗文有别，其文诸体兼备，《游西山记》《听雨亭记》等气度娴雅，谨严翔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吴中文化逐渐恢复，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为代表的吴中派远离台阁和郎署，放眼山林市井，重情尚趣，形成了不同的美学风貌。祝允明的散文清丽峭拔，富有文采，《谯楼鼓声记》潇洒自如，乃才人之作。唐寅因科举舞弊之牵连，形成狂狷的个性，他的散文辞采华美，自然流转，如《与文徵明书》《上吴天官书》《竹斋记》等。文徵明的散文简洁爽朗。
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成员还有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在他们的影响下，台阁体之弊逐渐被肃清。“前七子”提出了“文必秦汉”的主张，他们的呼声震耳欲聋，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梦阳的散文雄浑劲健，《代劾宦官状疏》《太白山人传》《禹庙碑》等辞义精详，然而也有刻意模仿、枯涩玄奥之弊。何景明标举高格，强调法古出新，其《何子》《与李中丞书》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见解深刻。康海的散文古风流溢，文气充沛。王廷相的散文疏通畅达，笔调超逸。
“前七子”的散文实践并不理想，因复古而千篇一律，遂成模拟之弊。改变这一现象的是“唐宋派”。唐宋派的主要成员是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他们肯定秦汉散文，但是更着意于取法唐宋古文，尤其崇尚欧阳修、曾巩，强调“文以明道”，因受到心学的影响，重视“初心”与“胸臆”。唐顺之编选《文编》以便于人们学习文章法度，提出“本色论”。其文思理细密，跌宕有致，如《答茅鹿门知县书》《任光禄竹溪记》。茅坤评点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盛行海内，确立了唐宋古文的地位。唐宋派的散文创作取得了较高成就。王慎中之文结构缜密，写法灵活，卓然成家，如《游清源山记》《海上平寇记》。成就最高的是归有光，其文风韵疏淡，自有风味。《水利论》关心时政，《吴山图记》婉转高雅。回忆性的散文尤为突出，《项脊轩志》寥寥数语，情感深厚，是明代散文中的佳作。
嘉靖中叶以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兴起，再次掀起复古运动，成员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他们反对唐宋派的“理胜相掩”（李攀龙《送王元美序》），力图以“词胜”加以矫正。李攀龙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把复古理论推向极端。他的散文意深词博，奇雅古峻，然模拟之气浓厚。王世贞博综典籍，持论略为宽泛，散文成就较高，如《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鞭辟入里、《游摄山栖霞寺记》饶有情趣。还有一些风格不同的散文家，如陆树生专注于生活琐事，幽默有趣。陈献章、王守仁浩气流行，不依傍古人，《慈元庙碑》《与毛宪副》都是至大至刚之作。稍后的杨慎豪放不羁，其文长于辩驳，才情横溢。
徐渭、李贽与“后七子”同时出现，他们深受心学思想的濡染，创作与“后七子”截然不同，其影响至明后期极为突出。徐渭猛烈地批评模仿，讥讽为“鸟之为人言”（《叶子肃诗序》）。他的散文至情至性，浑然天成，如《为商燕阳题刘雪湖画》《自书小像》。李贽提出“童心说”，其文鞭辟入里，质朴畅达，一些散文长于思辨，笔力酣畅，如《童心说》《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他们都擅长短章，多截取片段，议论精警，促进了晚明小品文的兴盛。
八股文在这一时期逐步成熟，达到鼎盛。李东阳大力提倡文法与声律，促进八股文文体定格。八股文名家众多，其中尤以“王钱唐瞿”四家为最。王鏊被尊为制义之祖。他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恪尊传注，神理相称，布局纯熟。钱福与王鏊齐名，他讲究局势法度，成就斐然，《春秋无义战》正大醇确，独树一帜。唐顺之以古文为时文，为八股文的写法开辟道路，影响至深。瞿景淳之文理淳气厚，体度冲夷，技巧圆熟。另有“归胡”备受推崇。归有光淳古淡泊，浩气充溢，风格最高。胡有信之文雄深博大。茅坤在八股文理论与创作上均有建树。另有吴宽、王守仁、李梦阳、董玘，以及王慎中、薛应旂、张居正、王世贞、王锡爵等。八股文的完备以及大量作品的出现，对社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万历时期，在李贽思想的启蒙下，散文创作高扬个性主体的精神。山人王稚登反对复古，散文体现出生活化、市民化的倾向。屠隆持复古之论，但他的散文不事模拟，潇洒明快。汤显祖的散文情理兼备，如《论辅臣科臣疏》《牡丹亭记题词》。“嘉定文派”唐时升、程嘉燧、娄坚、李流芳上承归有光，他们的散文多具有艺术气质，疏淡爽朗。
其中最具有革新意义的是公安派。代表人物是“公安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其中以袁宏道成就最大。他们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的观点，崇尚趣味。这些看法鲜明而有力，很快形成了对拟古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彻底动摇了“七子派”的权威。袁宗道推崇白居易、苏轼，他重视创新，长于游记散文，内容新鲜，含蓄隽永，如《游西山》《三忠祠纪游》。袁宏道重视“真”“趣”“淡”。他的散文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开一代散文风气；山水游记姿态横生，洒脱自由，尤以苏州、越中游记为代表；尺牍随笔真实感人，如《江进之》《丘长孺》等。《蓄促织》《瓶史》趣味多样；传记《徐文长传》写法独特，令人感触深刻。袁中道继续宣扬公安派的理论，同时有所修正，肯定古人创作的价值。他的传记文善于选取事例，突出人物形象；游记散文善于穿插各种传说和考释，语言精练优美。此外，江盈科的寓言、故事、笑话创作，充实了散文创作领域，思想犀利，幽默诙谐。陶望龄的散文简洁质朴。
公安派的散文直抒胸臆，信手而成，然而过于随意的创作态度，也容易造成浅俗鄙俚，影响艺术美感。继之而起的是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因《诗归》而名扬一时。受到公安派的影响，他们重视“性灵”，也重视向古人学习。他们强调创新，注意艺术构思和语言的锤炼，乐于表现对幽孤之境的内省体验，力图创造一种生新、奇峭的审美艺术。钟惺的散文用语简约，修辞多样，错落有致。《浣花溪记》以短句为主，写景优美，议论新颖；《夏梅说》冷隽警策；《家传》结构周密；《与陈眉公》灵活隽永。谭元春的散文笔法细腻，冷峻有味。竟陵派的理论与创作别具一格，然备受争议。因追求“幽情单绪”，文学视野狭窄，个性精神有所退缩。
受益于个性主义思潮的高涨，小品文兴盛起来，成为晚明文学的标志性文体。这个时期，小品文体裁多样，率真直露，轻灵俊巧，创作手法不拘一格，善于表现个人的生活与情调，在琐碎与平常中传达生活妙趣，尤以公安派、竟陵派为代表。堪称一代大家的是张岱，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尤为人称道。其文刻画入微，描写传神，诙谐俏丽，情趣浓郁，至化工之境。小品文的文集、选本也大量出现，如徐弘祖的《游记》、刘侗和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祁彪佳的《寓山注》、陆云龙的《皇明十六家小品》等。
天启、崇祯时期，明王朝的危机愈加严重，复兴传统的要求高涨。复社的陈子龙反对公安派、竟陵派背离崇儒复雅之道，主张学古与求真相统一，要求尚今写实。他的散文笔法洗练，较有气势。复社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为一代佳作。几社的夏完淳，其文慷慨激昂，情感真挚，《狱中上母书》哀婉动人。另有一些风格不同的创作。如黄淳耀的散文善于描摹形象，《李龙眠画罗汉记》刻画细致；王思任之文别具匠心，诙谐幽默；艾南英取法唐宋，长于论辩；倪元璐之文见解新颖，别开生面。
明代后期的八股文更讲究机法、才情、辞藻，加强了文学性。天启、崇祯时期，八股文去经化，走向衰颓。汤显祖之文理精气足，不同流俗，既有清新之风，又有流宕之致；董其昌讲究机法，其文富含才气，圆润秀逸，工巧清丽；王思任之文多有创新，个性十足。另有赵南星、顾宪成、钟惺、章世纯、金声、项煜等人。明末，八股文出现起衰振兴，围绕着求亡图存，寄托良多。
明代的散文作品数量蔚为大观，同时出现了不少散文理论的探讨，如宋濂《文原》、王世贞《文评》、屠隆《鸿苞文论》、袁黄《谈文录》、董其昌《论文宗旨》等。另有不少指导写作的书籍，如汪时跃《举业要语》、汪正宗《作论秘诀心法》、陆翀之《举业制言》等。散文选本、评点层出不穷，如陈敏政《明文衡》、梅鼎祚《八代文选》，以及戴君恩《读风臆评》、归有光《史记》评点、孙鑛《文选》评点等。从创作到理论的数量浩繁，足以彰显明代散文的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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