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书

中国早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即有农家及农家的著作，如《神农》《野老》等，但多已失传。流传下来的仅有《管子》的《地员》篇，《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4篇，《周礼》中有关农业的条文以及中国最早的先秦农书《夏小正》等。

秦汉时期，为了总结和推广传统旱地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产生了一大批农学文献，如《汉书·艺文志》子部列有农家九家，是中国历史文献上著录农书的开始。这些农学文献大多失传，仅有《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两个辑佚本流传至今。《氾胜之书》主要内容涉及生产技术的原理与实践，它对汉代耕作制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四民月令》记载汉代农耕园艺和多种经营技术，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们分别代表了“综合性农书”和“月令体农书”两种古代农书类型，也代表了秦汉农书的最高水平，被后世典籍广泛征引和收录。

由于西北游牧民族大举进入中原以及战争较为频繁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许多关于相马、医马的专业性农业文献，如《相马经》《疗马方》《俞极治马经》《治马经目》《治马经图》《马经孔穴图》《杂撰马经》《治马牛驼骡等经》等。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齐民要术》《禁苑实录》《田家历》《竹谱》《种植药法》《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以及《齐民要术》中引用的《魏王花木志》和《家政法》等，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农业文献。但这些文献大都已经散失，仅有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最早的竹类植物专著《竹谱》等流传至今。《齐民要术》是这一时期农书的杰出代表。它系统而周密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生产经验，涉及与农事活动有关的诸多部门，较之汉代农书，有多方面的进步。例如轮作方式的发展、绿肥作物的广泛采用、耕耙耢和中耕技术的讲究、种子田的设置、“本母子瓜”留种方法、果树嫁接法、繁殖法以及家畜的饲养管理经验、微生物发酵作用的利用等，大部分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的第一手资料。《齐民要术》不仅是中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最早农书，也是世界上早期农学名著之一。它标志着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成熟，成为中国农学史上的里程碑，对以后的农学发展有重大影响。

从先秦到后魏，所有整体乃至专业性农书都是以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为主，并兼带农桑生产。从北魏贾思勰写出《齐民要术》后，直到隋朝末年，没有新的农书出现。唐初李淳风的《演齐人要术》和垂拱二年（686）的官家农书《兆人本业》是唐代较早出现的农书，但均已失传。现存唐代重要农书主要有陆龟蒙《耒耜经》、韩鄂《四时纂要》、陆羽《茶经》、李石《司牧安骥集》等。

南宋时，朝廷需要以半壁江山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战时财政体制，因而统治阶层对农业极为重视，宋代各级官员大多有农事实践经验，促使宋代农业生产特别是以水稻和蚕桑为主体的江南泽农获得了全面发展。同时，宋代又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在适宜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相对普及、学术创新精神增强等因素的推动下，农书写作也随之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有关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而且具有种类繁多、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等特点。据《中国农学书录》统计，宋代农书达116种。另有学者在此基础上统计，宋代农书可达141种，内容涵盖气象、水利、粮食及经济作物、园艺、蚕桑、虫害防治、畜牧兽医等诸多方面，并以花、果、竹类等花卉种植业农书数量最多，占到宋代农书总数的39%，其次的畜牧兽医类占21%，经济作物类占17%。在这些农书中，流传至今的有50余种，包括陈旉《农书》、楼璹《耕织图》、蔡襄《茶录》等。其中，很多农书具有开创性，如以理论创新著称的陈旉《农书》是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的农学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以水稻与蚕桑为主体的专门地域性农书；《种艺必用》及其《补遗》《琐碎录》三书，拓展了农书包含的内容及论述范畴，将历来被摒弃于农书之外的花卉、竹木等内容列入农书，可谓农书中的“创体之作”，并填补了从唐末五代《四时纂要》至元朝初年《农桑辑要》之间的空白；刘颁《芍药谱》、刘蒙《菊谱》《金漳兰谱》《范村梅谱》分别是第一部关于芍药、菊花、兰草和梅花的专著；韩彦直《永嘉橘录》是第一部柑橘栽培学专著；《广中荔枝谱》是第一部荔枝专谱；陈翥《桐谱》是第一部研究泡桐的专著；释赞宁《笋谱》和陈仁玉《菌谱》分别是第一部关于竹笋和菌类的专著；曾安止《禾谱》是第一部关于水稻的专著；董煟《救荒活民书》是第一部研究治蝗和荒政学的著作；陈景沂《全芳备祖》则是集大成之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

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在汉族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开始关注农业。忽必烈即位后，设立“劝农司”“司农司”“大司农司”等机构，具体负责“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在地方上设置各级相关机构监管劝农使，并明令规定黜陟或考核官员要以督农勤惰而定。在统治阶层的支持与推动以及文人自身原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各种体裁的农业专书相继问世，包括现存最早的整体性农业官书《农桑辑要》《农桑杂令》，私撰农书如《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罗文振《农桑撮要》、苗好谦《栽桑图说》、汪汝懋《山居四要》、陆泳《田家五行拾遗》、修延益《务本直言》、刘宏《农事机要》、桂见山《经世民事录》等。其中，《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是影响广泛、深远，并且保留至今的重要农业文献，被称为“元代三大农书”。

明清时期，急剧增长的人口和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扩大了对农副产品的需求，急需在总结既有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开拓和创新，再加上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与西方自然科技知识逐渐结合，中国农学在明清时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为大量农书的问世提供了条件。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编写的农书总数达1388种，远超明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农书的总和。内容可分为通论、时令占候、耕作农田水利、大田作物、农具、竹木茶、灾荒虫害、园艺、蚕桑、牧医、水产等十余类，涉及农业的方方面面。与历代农书相比，明清农书在内容方面还出现了一系列全新的类型，包括研究外来作物、治蝗类、叶菜类、野蚕类、海洋鱼类、金鱼类等农书；《沈氏农书》《补农书》《浦泖农咨》《泽农要录》《农言著实》《马首农言》等重视总结和研究地区性农业生产经济的农书；《陶朱公致富奇书》《便民图纂》《农圃便览》等日用百科性质农书；空前增加的蚕桑类农书；以及《农说》《知本提纲》等用哲学思想探讨农学原理的农书。明清农书在理论思想上强调人在生产中的主观能动性，并试图用哲学思想来研究、阐述农业问题，形成了独特的农学思想体系；在生产上强调采用适宜的生产结构以扩大物质交换和能量转换的效应，为维护生态平衡和有机农业奠定了基础。

根据记载内容的范围，中国农书可分为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两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