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约治理的内在逻辑可以概况为两点：“当地人治理当地人”和“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在治理结构方面，地方行政实践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在治理理念方面，地方行政实践并不完全依据正式的法律制度，而是广泛运用人情、面子等地方性知识进行“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强调治理绩效和实质正义。

简约治理的本质是一种“无为政治”，通过代理人体制的行政架构，分担了诸多地方治理事务，以少量的行政成本满足了国家治理需求。简约治理以“准官员”为联结纽带，通过在官方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的灰色领域内运作的半正式行政实践，旨在消融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使正式的司法体制与非正式的司法体系衔接起来，以实现秩序机制之间的承接与转换。

简约治理的历史遗产源自中华帝国，却以不同的实践形态持续存在并发展至今。但是，简约治理始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①准官员可能成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盈利型经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蚕食公共利益。②基层社会边缘人的崛起可能瓦解地方性规范，导致半正式的行政方式失灵。在传统的简约治理机制中，主要依靠士绅宗族群体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士绅和宗族成为乡村社会的权力载体，地缘保甲与血亲宗族高度重合，表现为一种“政统”与“血统”相辅相成的、高度稳定的乡村治理秩序结构。在现代的简约治理中，则主要需要依托于群众监督、群众型组织的广泛参与等政治参与机制的实施。

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对传统中国的简约治理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的地方规范，简约治理的内在机制遭到了破坏，正式治理无法从村庄内部获得内生资源的支持，地方社会秩序陷入非理想状态。因此，在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实践中，要充分重视村庄内生资源和非正式行政对于正式治理的重要意义和补充作用，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必须考虑到政权建设的社会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