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即“共同商量”之意，通常情况下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发生争议后直接进行磋商，以便自行解决纠纷。协商治理是公民借助对话、讨论和协商等途径提出各种相关理由，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原则，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社会治理形式。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民主精神和塑造良好的公民性格来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实现对权力执行和运作的有效监督。
J.罗尔斯、A.吉登斯等西方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从时间上看，协商治理范式的形成至少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了。协商民主理念与方法的治理实践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治理范式，即协商治理。
中国的协商治理产生于协商政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历史、国情、政情、社情和民情，在长期的人民民主政治实践基础上创造和发展的。它既是人民民主的运行机制，也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还是中国特色人权的实现和保障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商民主和协商治理发展的重要起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中国协商政治的法律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核心的协商治理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界别、政府与社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协商共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学术界对于协商治理的相关研究大体沿着三个方向展开：①宏观层面下的协商治理。J.博曼指出，协商治理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公共理性的规约下，实现政策合法性和有效自治的一种治理模式。罗尔斯认为，协商治理过程中协商主题的确定不应该无限放大，而应该基于公共理性的限定仅仅吸纳可以称之为“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主题。针对罗尔斯对协商主题的限定，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与之相对的批评，他们认为罗尔斯的规定过于严苛，协商主题应该根据协商实践的发展相应地拓展。②中观层面下协商治理的发生领域。J.哈贝马斯将协商治理分为建制化协商与非建制化协商，其中建制化协商发生在国家行政领域，非建制化协商发生在社会公共领域。③微观层面下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就话语表达来说，有学者认为，协商治理过程中的话语表达，应该基于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性话语来证明他们看法的正当性。
①乡村协商治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结构分化日益加剧，基层群众政治参与、协商议事的诉求和愿望越来越迫切，“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与乡村社会不断发展实际不相适应的情况逐渐增多。为改变这种状况，党和政府开始逐步调整乡村治理的策略，以发挥“村治”的重要作用。而基层政权组织（党委、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员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村民、村民代表大会）、乡村民间组织及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平等协商、互动合作所形成的治理形态，即是乡村协商治理。“乡政”与“村治”的有机耦合和互动共治，具有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主体参与的平等性、议题内容的公共性和广泛性、议题讨论的协商性和决策结果的共识性等特征。
②社区协商治理。社区协商是解决社区参与及社区自治问题，实现协商治理的有效形式。社区理事会以社区居民自主应对和协商解决社区公共事务为主旨，其日常运作的主要形式就是共商社区事务，为居民谋福祉，因此协商应成为一种共识、一条路径和一种常态嵌入理事制的建构和运作全过程。遵循提案与公示法则，商议与辩论法则，回应与反馈法则，决策与执行法则，监督与评估法则。
协商治理本质上是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公共讨论，对公共事务形成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在公共决策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一种民主形式。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范式，它是一套独特的治理理念、价值与路径选择的有机集合，这些理念、价值与路径设计构成了协商治理的范式结构与主要内容。协商治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治理模式，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治理传统，根植于当代中国治理的实践经验，有利于解决当代中国政府面临的种种公共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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