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供给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制度变迁一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制度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能力和意愿同传统产品市场的货物供给相提并论。在传统的产品市场模型中，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技术规定边际成本表，而行为规则的假设，即厂商利润最大化动机，又把边际成本表转换为供给表。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政府在政治力量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拥有较大的资源配置权力，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约束非政府主体的行为。制度供给由社会科学知识、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

美国经济学家V.W.拉坦（Vernon W.Rutan，1924～2008）运用英国经济学家R.H.科斯的思想，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制度变迁理论，进一步填补了制度变迁理论的空白，在他的眼里，制度供给依赖于创新成本和知识基础这两个因素，当社会科学等相关知识水平提高以后，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就会发生右移。因为制度设计和实施成本高，制度创新知识的积累力量是微弱的，在此基础上，拉坦提出了国家作为政界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当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政界企业家会采取政治手段推动制度创新的供给。在制度创新活动过程中，政界企业家设计出的制度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存在冲突，使得制度的供给不可能达到最优。美国经济学家D.C.诺斯在拉坦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一著作中，论及了制度供给分析框架。诺斯认为个人改变以及相对要素价格变化会导致外部利益出现，形成制度供给的需求动力。由于个人认知的局限以及“搭便车”行为，诺斯把国家理论纳入到制度供给的研究范式中，将其看作制度供给的“第一行动集团”。

在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包括宪法秩序、实施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现有制度安排和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等。在正式制度变迁中，制度供给的成本主要包括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清除制度的费用，清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制度变革及变革造成的损失，实施成本，随机成本这6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