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型式

广义论证型式表征论证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实质语义关系和逻辑关系的抽象结构，包括所有形式论证型式和非形式论证型式。狭义论证型式专指那些不能用经典逻辑形式或基于标准贝叶斯概率解释予以模型化的非形式论证，例如：

证人证言：目击证人W作证说C，所以，很可能C。

引证权威：C所属领域的专家E说了C，所以，很可能C。

诉诸后果：实施P会导致结果Q，但Q是不合意的，所以，不应实施P。

已发现百余种诸如此类的论证，它们的一般模式可刻画为：

通常，符合某种特定条件，则可认为（期望、肯定、假设等）C，

此时此地，已经排除了异常条件或例外情况（即削弱或颠覆C的证据），

因此，认为（期望、肯定、假设等）结论C（尽管是可错的）是合情理的。

论证型式源于比利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C.佩雷尔曼和L.奥尔布雷希茨ž-泰特卡的《新修辞学》（1958）所使用的schème argumentatif和schèmes d’arguments，英译为argumentation schemes和argument schemes，但其原型可追溯到古希腊的topoi和罗马、中世纪的loci。“图尔敏模型”和佩雷尔曼的“论辩技术”是论证型式概念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加拿大、奥地利和荷兰等国的论辩研究者，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途径发掘各种论证型式。前者是从理论上构想大量论证型式，然后经过具体语境中的适用性检验进行筛选，最后将可应用的论证型式固定下来。后者是从经验归纳出具体的论证型式，再抽象为普遍适用的论证型式。加拿大非形式逻辑学家D.沃尔顿于20世纪90年代集这些研究之大成，最终将不同名目之下的相似研究用论证型式加以统领，最终完整地确立了这一概念。

当今的逻辑学、科学哲学、法律、心理学、语言学、修辞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都在继续拓展和深化论证型式研究，尤其是人工智能和论辩的跨学科研究，试图建立论证型式的形式系统。论证型式不同于严格的“逻辑形式”，不是由基本真值联结词和命题变项构成的纯形式结构，也不能用有效性标准对其做出恰当评价；它具有一种“半形式的”结构，涉及对话者的状态、论证目标、论证语境等语用因素，并无有效论证的那种必然性，只是一种可废止论证。它用于确立或攻击某一命题，得出暂且可接受的结论（假设），因而在对话中能转移证明责任；它反复出现于言语交互活动，有深厚而广泛的经验基础。它反映常规关系或某种文化中的“常理”，与共识和共享价值相联系，因而既有普适性也有文化特殊性。与演绎或概率推理不同，它的正确性主要取决于可用批判性问题反映的具体语境和例外条件，因而具有显著的语用性，其核心是可废止推论规则，即受限定词（典型地、常规情况下、一般地、通常地等等）约束的概称句。

由于人们很难穷尽地想象每一概称句可能遇到的所有例外，概称句是否适用于具体情境，只能有待对具体情境的分析去解决。这种分析方法是“批判性问题”检验法。比如，诉诸权威的批判性问题：E是A所属领域的一个专家吗？E的断言蕴涵A吗？A与其他专家的断定一致吗？等等。批判性问题给回应者提供表达合理怀疑的一些突破口，也向论证者提供预先提防合理怀疑的切入点。当论证者不回应或未满意回答要面对的批判性问题时，他就犯了谬误。

当然，使用了错误的论证型式或者把仅适用于某一语境的论证型式应用到别的语境，也是谬误。论证型式是论证的解释、辨识、分析、评估、构建、批判和谬误解剖的有力工具，是“发明”论证的手段，在科学探究的初始阶段发挥重要作用，也是当今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教育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