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论的梵文是pramāṇa-vāda。其中pramāṇa即量的意涵有两种解释：①pra为初为始，māṇa为称量为了别，故量即“最初称量之义”。②pramāṇa为pra（真实）+mā（知、知识）+ana（开端、工具），义为“正知之出处”“获得正知之方法”。量的分类约有八种，即现量（pratyakṣa）、比量（anumāna）、譬喻量（upamāna）、声量（śbda）（圣言量）、义准量（arthapātti）、无体量（abhāva）、随生量（saṃbhava）、世传量（aitihya）。印度各教派均有自家的量论且对量的数量看法不一：顺世论只认许现量，胜论派与佛教量论学派认许二量即现量与比量，数论派、佛教随顺圣言唯识派、正理派中明一切智派认许三量即现量、比量与声量（圣言量），大部分正理学派认许四量，即再加上譬喻量。若再加上义准量即五量为弥曼沙上师派所认许，若再加上无体量即六量为弥曼沙跋陀派与吠檀多派所认许，若再加上随生量、世传量即八量则为通古教派所认许。即使各派间认许量数相同，但其对能量、所量、量果等的认识却差异明显，由是形成不同特质的量论体系，也是各教派理论之争的关键所在。
佛教量论是印度量论学派中的最大一宗，著作浩繁、体系庞大、影响久远。一般认为，佛教量论“源唯佛说”，在《涅槃经》等大乘经中已有宗、因、喻等关乎立破之说，所言自相、共相亦蕴含着现量、比量之论。但从论的体系性来看，佛教量论则直接源于对足目所创正理派根本经典即《正理经》“十六句义”的驳破为发轫。“十六句义”始于“量”“所量”，终于“倒难”“堕负”，并被认为是获得至善的知识，可见“量”的重要，但大乘佛教中观宗的建立者龙树认为“诸说空者，不许量等句义，无所著故”，即基于胜义谛立场绝对遮破量说。至4～5世纪，无著、世亲依据弥勒所传《瑜伽师地论》“七因明”学说，先后承续并精约为“他宗观察教”“论轨抉择”，由是建立起以圣言量为本位的唯识宗因明学，其中包含着丰富的量论意涵，成为佛教量论得以创立的直接契机。
佛教量论的建立者是陈那，相传其为世亲弟子，依从唯识学说但关注认识发生的具体过程，由是创作《观所缘缘论》，成立境不离识之理，进而对圣言量生起疑虑，故由因明转向正理，倡导“如理作意”并取消圣言量；依二相而立二量，创作《正理门论》，其弟子商羯罗主著《入正理门论》，由是成就佛教正理学之体系（此佛教正理学由玄奘传入大唐，形成庞大的“唐疏系统”名为“汉传因明”）；晚年汇集平生所作小论而成《集量论》，由是建立佛教量论之学，其再传弟子法称著“七部量论”，使陈那学说得以全面展开，至此陈那-法称量论体系正式建立，成为继中观、唯识之后印度大乘理论之殿军体系。法称后学，多从对“陈那八论”尤其是“法称七论”的注释与阐释入手，先后形成40种左右重要的注疏著作，并形成了以天主慧为代表以解释法称“七部量论”文句为主及阐发义理为辅的“释文派”，以法上为代表主要阐释“七部量论”认识论与逻辑学之精义的“阐义派”，以智生护为代表主要以阐释“七部量论”之解脱道、法身义为归宿的“教义派”（庄严派）。
藏传量论是印度佛教量论的直接继承者，8～13世纪，陈那、法称以及法称后学的量论著作几乎全被译成藏文并多次被校订，同时历代大德对其多有注疏，至晚清民初时代，藏蒙学者的量论著作约有190种，成为藏传佛教认识论与逻辑学体系的宝库。专家认为，8～11世纪，是藏传量论的“旧量论时期”，从12世纪起进入“新量论时期”，而“新量论时期”从俄大译师到恰巴曲桑、藏那巴以宏传《定量论》为主，进而开启摄类辩经之学，实是从印度量论向藏传量论的一大转折。13世纪的萨班大师，一方面参与校定量论译本，一方面开讲《释量论》，同时汇通印藏过往之学，立破兼容，创作《量理藏论》，由是开启了藏传量论的新时代。14世纪以后，以宗喀巴大师及其弟子贾曹杰、克珠杰、根敦朱巴为代表的格鲁派广传陈那、法称量论之学，注疏丰赡、探理细微，使印度量论彻底本土化，形成了藏传量论最为完整的学科体系，经数百年而不衰，一直传承到当代。
近代以降，国际性佛教量论研究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研究中的显学，先后形成了“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即以舍尔巴茨基等的研究范式为一般方法论的“彼得堡学派”，其内涵在于以欧洲文化为本位，以康德哲学为卡口，通过人为缩小论域的方式，强行实施欧洲传统乃至现代逻辑与哲学向东方“古典量论”的投射；“维也纳学派”，即由弗劳瓦尔纳所开创的“语文历史学派”，其内涵在于持价值中立之科学态度，以梵文为主、藏文为辅，以历史文献的原生态整理、复原为使命；“弗吉尼亚学派”，即由格西旺杰与杰弗瑞·霍普金斯于北美在“弗吉尼亚计划”的不断实施中所形成的学派，其以藏语文为依据，以现代藏传高僧口耳相传为本位，以人类学田野考察方式为指导，越过科学中立之划线，虽在学界实是僧界（主要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之横移，进而涉入宗教实践（止观）之境域，代表着当今世界佛教量论学术研究与体验习得的最新走向。
东亚国家大都具有佛教传统，故在量论研究方面必然会后来者居上，其中日本学者基本与前述“一般比较逻辑学学派”“维也纳学派”同步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有汉传因明与藏传量论两路传承，经过百余年的努力，全面译介陈那、法称、法称后学以及藏传量论经典，进而形成汉语疏释系统、最终建立汉传量论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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