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人民性

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在俄文中原有“民族性”与“人民性”双重含义。在如何处理“民族性”与“人民性”之间关系上，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界有或“相等同”或“相对立”或“相联系又相区别”之不同分野。斯拉夫派主张，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只有通过民族自己创造的形式才能得到完美表现，他们对“民族性”与“人民性”这两个概念不予区分。他们以宗教神秘主义的观点来对之加以理解与阐释，认为文学的民族性与人民性就是包括民族一切阶层所共有的某种传统民族精神、民族生活方式的表现，就是俄罗斯民族甚至所有斯拉夫民族所固有的宗教虔诚精神、宗法制村社精神、逆来顺受、赎罪意识和忏悔意识这类传统观念。著名斯拉夫派批评家K.阿克萨科夫断言，N.V.果戈理的《死魂灵》的基本旨趣并不在于批判俄国的黑暗现实，而在于肯定俄罗斯民族对正面理想、宗教真理的渴求。沙皇政府国民教育大臣S.乌瓦罗夫炮制的“官方民族性”理论，宣扬“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是维持俄国社会稳定、各阶级得以保持“和谐统一”，避免西欧式革命风暴的“基石”。F.布尔加林等人则挥舞“官方民族性”的大棒，对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猛烈攻击，将文学的“民族性”与“人民性”割裂、对立。以V.G.别林斯基、N.G.车尔尼雪夫斯基、N.A.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则认识到文学的“民族性”与“人民性”这两个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而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与美学的角度将“人民性”从“民族性”中区分出来，并加以革命的阐释。他们看到，人民作为基本群众，构成了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民性”是“民族性的第一要素，它的首要表现”，“民族性”则是“人民的所有力量的综合”。然而，“民族性”并不等于自然性，“人民性”也并不等于通俗性。“人民性”与“民族性”是两个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美学范畴。

在革命民主派批评家心目中，“人民性”成为现实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和评价尺度。在别林斯基看来，人民是“社会中健全的核心”，他们理应在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富于“人民性”的作品首先是指那些为人民所创造，直接体现了人民的“实体力量”和人民对世界“直感”的作品。譬如，民间诗歌，文学“人民性”的根本标志，就在于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关心下层阶级的命运”的态度去真实地表现人民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揭露一切束缚、压制人民创造力的腐朽、丑恶的东西，揭示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才智、美好情操和理想，表现人民群众渴求解放的思想情感，塑造出各种鲜明、丰富的人民性格。别林斯基认为，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它从人类天性和生活的崇高理想转向了所谓'群众’，完全选取他们做主人公，细心地研究他们，并且使他们来熟悉它。”I.S.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就在于作者塑造了霍尔和卡里内奇这样鲜明的“俄国农民典型”，“作者在里面，用以前任何人都没有去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和发展别林斯基的文学“人民性”学说，进一步提出和论证文学正确表现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情绪，塑造体现时代先进思想的正面人物——新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文学的“人民性”之根本标志首先不在于选择平民生活习俗作为作品的题材，而在于深刻地了解人民。同情和热爱人民，从而能真实地反映出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文学的“人民性”要求作家在描写平民题材时，“既不应当抹黑现实生活，也不应当把它涂白，而是应当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把它描写出来，不加任何粉饰，也没有任何诽谤”。车尔尼雪夫斯基及时总结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在描写人民生活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表现人民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丰富和发展了文学的“人民性”学说。他提出，对于文学的“人民性”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分析态度，人民的性格和觉悟程度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文学只有真实地表现人民中间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特征，正确区分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才能促使人民群众认清自身的缺点和弱点，从而惊醒起来，振奋起来，去争取自己的解放。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和论证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他认为，一方面固然要看到奥涅金、毕巧林、别里托夫和罗亭这些“多余人”身上的共同典型特征，另一方面更要揭示他们作为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典型人物之间的不同特征，“指出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特征之间的差别”。“天性上爱好冥想，毫无作为”的罗亭，是一个“完全为公众的利益所吸引的热情家”。这个人物还是“多余人”，但在新的时代，他似乎已成为真正的积极有力的“新人”出现的先声。

在革命民主派批评家当中，旗帜鲜明地高扬“文学的人民性”的应是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明确主张，在任何一个民族中，文学都应当是“人民生活的印记”。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他直面“人民性”的实质何在与如何体现“人民性”这样的问题。他指出，不能仅仅“把人民性理解为一种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词汇，忠实地表现其仪式、风习等等的本领”。“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水平，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学中，“人民性”都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学怎样和人民与现实逐步接近起来”的过程，也就是作家逐步摆脱各种等级偏见和虚幻学说，去体现人民自然愿望的过程。杜勃罗留波夫从“人民性”渗透的程度来考察俄罗斯文学。在他心目中，A.P.苏马罗科夫、N.M.卡拉姆辛、V.A.茹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人民性”相当淡薄；即使A.S.普希金也只通晓人民性的形式，而没有渗透“人民性”的精神，因为普希金所描写和感兴趣的那些人物主要局限于有教养的上层阶级。在果戈理的作品里，“人民性”的成分则要浓厚得多，因为果戈理对俄国社会黑暗面的深刻揭露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但果戈理的“人民性”不够彻底：“果戈理在他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中，十分接近人民的观点，却是通过不自觉的、单纯的艺术感觉而达到的。”当他“应该继续前进，从同一种人民观点重新观察生活的一切问题，丢弃一切抽象性，丢弃一切偏见”的时候，他“自己就害怕了，人民性在他看来是深不见底的，他应该尽快避开它，于是他就避开它了，沉浸在抽象的事情中——理想的自我完成”。M.Yu.莱蒙托夫不同，“他很早就能理解现代社会的缺点，他明白只有在人民身上才能找到从这条虚伪的道路得救之道，在他的优秀诗作里，充分表现出对人民的热爱”。

杜勃罗留波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学的“人民性”作了更为明确的界说，使它具有更为鲜明的、自觉的革命内涵。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已经看出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由于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具有各不相同的美的观念和审美理想。杜勃罗留波夫则认定，每个社会的人可以划分为劳动者和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两种。在他这里，“人民”主要是指劳动者，即没有任何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自食其力者。在俄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主要是指农民。任何一种民主改革和社会进步首先意味着人民中下层平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首先是那些受农奴制压制和愚弄的广大农民的完全解放。杜勃罗留波夫正是从人民的这一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出发，来衡量文学中“人民性”的渗透程度。他批判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片面曲解俄国人民性格的观点，提出文学要全面认识和正确表现人民性格特征的任务。现实主义文学要“把由于外界的压迫而在人民身上造成的后果，同还没有完全沉寂下来的内在的、自然的愿望严格区分开来”。对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之翻身解放的呼唤，对人民性格本身潜在的革命力量的信心，已成为杜勃罗留波夫这位革命民主派批评家建构其文学“人民性”学说的一个根本诉求。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创作界现实主义作家大多不曾接受革命民主派批评家的激进政治观点和革命主张。他们守持一般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憎恶压制和束缚人民创造力的专制农奴制度，同情人民的苦难，关心民族的前途。但在他们的文学世界，在他们的文学批评中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人民性”的呈现与追求。譬如，L.N.托尔斯泰就站在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什么是艺术》等一系列批评论著中，尖锐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上层阶级艺术”的日趋虚假、贫乏、颓废，呼吁真正的艺术应扎根于人民的土壤，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丹麦批评史家G.勃兰兑斯在评论“作为批评家的托尔斯泰”时，感到肃然起敬的正是这位“农民兼思想家”，以“亿万人民精神面貌的化身出现在我们面前”。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论家G.卢卡契更是敏锐地看出，当西欧处于“普遍严重的意识形态的低潮”，“在现实主义已蜕化为自然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年代”，托尔斯泰挽救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伟大的艺术植根于人民中间”。“艺术形式的伟大性是跟艺术形式与内容的人民性有着分不开的联系的”。对文学的“人民性”的探讨与阐释、提倡与高扬，确乎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话语实践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