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体制上看，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元和（806～820）之前，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明确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十二首序》）。这些创作实践和看法是新乐府创作的先声。元和四年（809），李绅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还有《秦中吟》10首，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馀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倾向。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馀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
用乐府古题或用新题乐府写时事，都是具有“新乐府革新”的意义。其创作高潮的出现，反映出当时文人对社会发展的热切关心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体现了积极的用世精神和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定。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诗文中，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阐述了新乐府创作的理论主张。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创作的宗旨。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喻作用。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强调诗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些诗歌理论，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元结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新乐府的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但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
自1928年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中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高潮称为“运动”后，逐渐有“文学革命新运动”“文学运动”之说，在此基础上演化为“新乐府运动”的提法，对此学界多有争议。尽管如此，对“新乐府诗歌革新”都给予了肯定。这是中国诗歌史的光辉一页，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是对新乐府传统的直接继承。在后世诗歌的发展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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