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

在历史学领域，“文化史”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200多年前的德国，就有了文化史这个概念。尤其是18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关于人类文化或某些特定地区或民族文化的历史研究。进入19世纪后，“文化”一词在英国和德国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作为文化史概念核心的“文化”，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学术界始终处于争论之中。文学批评家R.威廉斯指出，“文化”是英语世界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19世纪初，文化与文明是两个类似的概念。英国和德国倾向于用文化，法国学者更喜欢使用文明，因此法国的文明史与同一时期英国和德国的文化史大体相似。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文明一词逐渐被文化一词所替代，或者说文化和文明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20世纪以后文化的用法更相复杂，艺术、社会生活和人文领域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涵盖在文化的概念之下。因此文化史的概念也变得模糊起来。文化史是研究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科学。文化史不直接讨论政治或国家的历史，在文化史中，一个特定的年代或日期较于政治史不重要，重要的因素是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制度和科技等。

在西方史学史上，文化史从18世纪出现以来一直到今天始终在史学领域占据着一席之地。按照文化史学家P.伯克的观点，文化史的发展与演进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是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经典文化史阶段，第二个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艺术的社会史阶段，第三个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阶段，第四个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以来的新文化史阶段。

在经典文化史出现之前，西方史学界已经有学者在探讨文化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伏尔泰最先把文化观引入历史领域，倡导文化史观。伏尔泰认为撰写历史不仅限于政治、军事还应包括更广泛的内容，诸如农工商业、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民情风俗甚至饮食起居、日常娱乐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当属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其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描述，不仅涉及这一时代的内政、司法、商业科学等各方面的内容，还包括习俗、文学、艺术等文化史的内容。在序言中，伏尔泰指出他选择这样一个时代进行研究，是因为人类历史上并非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值得一写，而是有4个值得重视的时代——分别是伯里克利时代、奥古斯都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而选择这4个时代的标准正是文化，他认为这4个兴隆昌盛的时代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时代。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他再次提出文化史的重要性，还具体考察了文艺复兴运动，并把它放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研讨。

瑞士历史学家J.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经典文化史研究的奠基和权威著作。全书共分为6篇，记载了从13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中叶意大利文化的基本情况与发展变化。在史料选取方面，布克哈特常常使用公开的材料，甚至运用文学作品。在研究对象方面，对急剧膨胀的民族国家感到担忧。他满怀怀旧之情，将目光投向欧洲往昔的文化传统，试图通过研究欧洲文化史，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研究，聚焦在文化和精神方面，该书的主题是描述一种近代精神，并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及多种表现形式。在布克哈特看来，文艺复兴最根本的因素并非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近代精神，或者说个人主义的觉醒和发展，正是这种近代精神使意大利人最先变成近代人率先跨入近代。布克哈特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体系，也是经典文化史的基本研究体系。这一体系的特征包括：①没有简单地用编年体的记事方式，而是以专题的形式来分析和描述历史，尤其是文化的不同方面。②打破传统的历史研究的范围，将历史研究扩大到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③书中所提出的文艺复兴的相关论述，奠定了西方文艺复兴研究的理论基础。

J.G.赫尔德是近代西方最早的文化史家之一。他试图探索人类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经历过的道路。他认为人类历史就等于文化史。因为文化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它是使人们团结与聚合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各民族的文化并无高下之分，既没有民族主义的意图，也没有沙文主义的自负。不过赫尔德对于文化史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对历史整体的认识上，而不是具体的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或者实践。

荷兰历史学家J.赫伊津哈的研究涉猎广泛，从古代的印度到西方，从12世纪的法国到17世纪的荷兰文化，甚至包括同一时期的美国。赫伊津哈认为文化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是描绘一种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应当具备一个时代具有特征性的思想与情感，以及这些思想与情感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的表达，即从整体上描绘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代表作《中世纪的秋天》讨论了包括骑士风度在内的种种生活理想，也讨论了衰落感之类的主题，还有象征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艺术和思想中的地位，以及中世纪人对于死亡的恐惧等情绪。赫伊津哈把一个时代的社会行为规范放在文化史研究的中心位置，按照他的说法，一个时代的热烈和狂放的精神，需要一个形式化的框架，文化史就是要提供这样的框架。

在这一时期，除了历史学家，其他领域的学者对于文化和文化史也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包括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分析了流行于西欧和美国的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的文化根基。韦伯的目的是要为经济变化提供文化的解释，强调的是新教伦理或者说新教价值体系的意义。在韦伯之后，社会学家N.埃利亚斯在某些方面也采纳了韦伯对于文化的研究。埃利亚斯以赫伊津哈关于时代的热烈、狂放的精神为基础，集中研究了餐桌礼仪的历史，揭示西欧宫廷内自我控制或情绪控制的发展过程。但他不是为了研究礼仪而研究礼仪，而是将这种控制的发展过程与政府的集权化联系起来。德国文化理论家A.瓦尔堡的研究核心是古典世界的遗产，关注文艺复兴之前古典文化在西方文化各个领域中的表现。瓦尔堡注重具体的方面，尤其是关注古典传统及其漫长的转变过程。他提出了“图示”的概念，这一概念对文化史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纳粹上台之后，很多欧洲的文化史学家纷纷来到美国，也将文化史研究带到了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史学界已经出现了对于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兴趣，而欧洲文化史学家的到来更推动了这一兴趣的成长。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夫妇在合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中，对文化变迁提供了经济和社会的解释。（见新社会史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史研究开始转向对大众文化的关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霍布斯鲍姆在他的早期作品《爵士风情》中关注了英国的大众文化，他讨论了爵士乐，讨论了听音乐的公众，将爵士乐看作一种职业，还看作一种社会和政治反抗的形式。E.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再局限于用文化来分析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以及对阶级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还考察了大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该书包含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工人阶级加入帮会的仪式、集市在穷人生活中的地位，以及符号的意义和抗议的标志。还对方言和诗歌进行了分析，目的是讨论工人阶级的情感结构。汤普森对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推动大众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新文化史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视为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爆发”的批判。新文化史的特点是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见新文化史）

文化史也存在不足之处。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经常受到批评，认为他们在写作时过度依靠主观意向，甚至依赖于逸闻趣事，没有可靠的史料作为支撑。马克思主义者把经典的文化研究批评为“空中楼阁”，认为这种方法缺乏与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联系，布克哈特承认他基本上没有论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基础，赫伊津哈在对中世纪的研究中也忽视了当时社会上的巨大变化，包括黑死病。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文化史提出的另一个批评是指责他们过高估计了文化的同质性，而忽视了可能存在的文化冲突。汤普森认为文化往往被当作一种包装型的术语，所有的东西都被打包放在“文化”这个概念之内，不同社会阶级的文化之间应当有所区别，不同性别的文化之间应当有所区别，不同代际的人之间同样应当有所区别，而传统文化史恰恰忽略了这些区别。